对百越民族群体及其后裔的地理分布，古今学者皆有所论。《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一观点给中外百越民族史研究者以极大的影响，故后人多沿此说。林惠祥先生认为：“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1]吕思勉先生则将文献中记载的“文身”和具有“食人”风俗的民族群体的分布地域与百越民族群体的分布地域等同起来，认为百越民族“似居中亚细亚高原，后乃东南下，散居亚洲沿海之地，自五岭以南，至今印度，北则今江浙、山东、河北、辽宁，更东则抵朝鲜，其居海中者，则自南洋群岛，东北抵日本，益东且抵美洲，而其族仍有留居今川、滇者，其散布可谓广矣”[2]。笔者认为以上所论皆有片面性。《汉书·地理志》所言者仅指汉王朝辖境内或汉以前曾留有过的百越民族群体（如吴、越之民）的分布区，由于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将中南半岛、永昌徼外的百越先民（如滇越）包括在内。林惠祥先生之说是对《汉书·地理志》的现代注释，亦无新意。吕思勉先生之说是泛越论。且有根据不足之嫌，故更不足取。这些论断都是用静止、孤立的眼光来看问题，没有看到在内部、外部诸多条件的影响下，民族的分布空间也在历史地随着发生变化。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将对百越民族群体及其后裔的地理分布变化势态略陈一管之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看百越民族群体的早期分布
大量考古材料表明，几何印纹陶、有肩石斧、有段石锛是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公认的百越民族群体早期使用的典型器物。它们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地区、闽江流域珠江流域、红河中下游地区、澜沧江中下游地区、怒江中下游到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
长江下游地区以河姆渡文化遗址为代表，继河姆渡文化之后是浙江嘉兴县的马家浜文化，二者之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马家浜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是崧泽文化，目前考古学界认为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的族属是古越族的原始文化。如果马家浜文化属于古越族文化的话，那么在文化上有发展渊源关系的河姆渡文化也是古越族先民的文化。良渚文化继承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从地望上来看，笔者认为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是越族中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部分，即春秋、战国时的吴、越之民。良渚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3300—公元前2200年。[3]而吴、越先民亦活动于这一时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正义》引《舆地志》说：“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毁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日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为于越。”《越绝书·外传记地》说：“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越之前君无余者，夏禹之末封也。”传说禹约生活在公元前21世纪，而良渚文化在公元前3300—公元前2200年之间，这时间是相符的。从考古材料看，吴、越境内的印纹陶、铜石并用文化存在的时间上始于夏、商，兴盛于西周、春秋，战国以后逐渐衰落[4]，时间亦与前述相符。因而可以认为吴、越是继承上述考古学文化发展而来的，吴、越分布地是百越民族群体分布的最东北端。
福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多集中在闽江下游地区。最有代表性的是昙石山文化遗址，该遗址分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三个文化层之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从上层有段石锛等文化遗物来看，应是古越族的一部。发展到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便成为史书上所谓的闽越。与福建省隔海相望的台湾岛有新石器遗址，著名的是八里乡大坌坑贝丘遗址，圆山贝丘遗址，高雄林园乡风鼻贝丘遗址。这些贝丘文化与两广地区的贝丘文化很相似，其中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印纹陶与大陆东南沿海的同类器有共同点，在文化上属一个大系统，都可以视为古越族先民的文化遗存。现有的证据表明，生存在大陆上的早期人类，趁更新世出现过的几次低海面机会，不止一次地通过“陆桥”，扩散到原先的海岛上去。也就是在大约距今2.5万年时的更新世晚期，气候急剧变冷，整个东部海面大幅度下降，至距今1.8万年时，海面下降到最低位置（大约低于现代海面150米左右），于是，华南沿海形成了宽达上千公里的辽阔滨海平原，台湾海峡成为陆地。从动物化石来看，更新世时大陆与台湾同时存在相似的哺乳动物群，这些都是新生代第四纪时海水退出台湾海峡，大陆与海峡连成一片陆地，华南的土著原始人与动物群不断从大陆移往台湾岛的结果。[5]笔者认为这所谓华南的土著原始人，应包括百越民族群体的一部分先民在内，因此，台湾岛亦为百越民族群体的分布区。
岭南两广地区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可分为洞穴、岗丘、贝丘、沙丘、台地等类型。两广的新石器文化，呈现出较大的个性特征即浓厚的地方色彩，但都属农业种植民族，都有着通体磨光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和印纹陶，属于古越族文化，为后来的骆越、南越所继承。是百越民族群体分布的中部地区。
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属于百越民族群体的很多。贵州发现百越文化遗物的有盘县、水城、威宁。[6]这几个地方均为秦汉时期夜郎的分布区域。在云南麻栗坡小河口，河口县坝洒，金平县油炸房、毛贝湾、大灰竹山发现了与广西相似的有肩石斧；与滇东南相连的西双版纳亦以有肩石斧为主，由此西向的滇西南地区，1990年5月12日至21日，中央民族学院的王桓杰教授在瑞丽主持发掘了距今约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仍以石斧、石锛为主。[7]在此之前，这一地区还出现过百越民族群体铜石并用时代使用的靴形铜斧。可见属百越民族群体的分布区无疑。
从地理位置上看，云南东南部出土的百越民族群体的典型器物，与贵州、广西、越南北方（古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有共性，它们应该同属于骆越先民，而云南南部、西南部则属于滇越。但总的说来是百越民族群体中的不同支系，所以，《华阳国志·南中志》才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又《华阳国志·蜀志》说：“（蜀国）东接于巴，南接于越。”此中所指的便是从先秦发展而来的这一历史现象。
越南的新石器文化以北山文化为代表，在北部的梅陂、巴社、良安、谅山、板门，中部的义安、鸣琴、溪淙、深村、德诗等地，都发现了有肩石斧，是中国南部、东南亚北部的典型样式。[8]北山文化的分布区恰好又是秦汉时骆越分布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辖地。老挝北部的腊特新和中部甘蒙省等地也发现了有肩石斧，琅勃拉邦、南坦杭等地也有类似发现，而且以有肩石斧居多。20世纪60年代，泰国、丹麦考古队在泰国西南发现了班告文化遗址；70年代初，美国、泰国联合考古队又发现班清遗址、翁巴洞遗址、神灵洞遗址等。经过比较发现与其他地方的百越民族群体的文化特质有许多共性，如都有大量的有肩石斧、几何纹印陶存在。缅甸属于越民族群体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干燥区，即从北部的克钦山区到东南部的掸邦，以石锤、石凿、有肩石斧为主，这一地区当属秦汉时代滇越的主要分布区。
从上面所引的材料及论述可见，在新石器时代，由长江下游地区、怒江中游地区，一直到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广泛分布着历史文化特点相同的一个民族群体——越民族群体。其分布区域是广阔的，自会稽一直到达伊洛瓦底江流域。
二、战国、秦汉时期吴越消亡，百越民族群体的分布区向南退缩
春秋战国时，越民族群体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长江下游今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越民族群体中的先进部分承河姆渡文化之后劲分别建立了吴国和越国，这在史学界已有定论。公元前473年，越灭吴，曾一度“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但越国之地始终只在东部的今浙江省和长江以南的江苏省地域内，也就是说越民族群体分布的东端尚无变化。公元前334年，越国为楚国所灭，尽有其地，以后绝大部分原吴、越两国的民众便融于华夏族，第一次导致了越民族群体分布的变化，与新石器时代相比，退缩至今福建一带。
降至秦汉，闽越、东越融于汉族，百越民族群体的分布区又再向西南退缩。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至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始皇派王翦率大军灭楚，悉定江南地，降百越之君，在原来的吴越之地设会稽郡。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又统一了岭南，设立了南海、桂林、象郡，并谪徙民众五十万戍岭南与越人杂处。至此，百越民族群体居于岭南部分成了秦帝国内的民族。秦末农民起义，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随鄱阳令反秦，后又佐刘邦兴汉，故得以封王，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也，都东治”[9]。汉孝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10]。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间”[11]。《集解》徐广又说：“年表云：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12]这部分人之后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此外，闽越王余善自称“武帝”为汉所不容，故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发兵攻杀余善，结束了闽越的割据局面，并“以闽险阻，数反覆，乃诏诸将悉徙众于江淮之间”。这批被迫迁徙到江淮的闽越，之后逐渐汉化，亦成为汉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东南沿海江浙闽之地的百越各支绝大部分消亡，汉王朝在这些地区设郡县，使之成为汉王朝的直接统治区，百越民族群体的分布区再次向西南退缩。
三、魏晋时期百越后裔僚、俚、鸠僚分布区域的基本形成
东汉以后，江浙闽地区尚未融于汉族者，见称为“山越”。到了孙吴时，山越由于不堪压迫而反抗，屡遭镇压，或俘为兵，或被迫从山区迁往平地而“从化”，也就是史家所谓：“寇扰郡县……其后孙吴悉取其地，以民为兵，遂为王土。”由于东吴及以后各朝的征讨，山越几乎都以不同的方式融于汉族。所以，从新石器时代就有越民族群体分布的东南地区，越人全部消亡，不再是越民族群体的分布区。与中原王朝直接接触者为骆越，骆越分布的岭南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民族发展水平的差异，使中原王朝势力的进入有别于上述地区，针对这一历史状况，历朝对岭南的百越后裔皆羁縻治之。另外，公元4—6世纪时，史家所谓的“五胡乱中华”，导致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迁徙的人由被侵占的地区或战争破坏较为严重的地区南迁，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历史迁徙浪潮：中国北部的游牧民进入黄河地区，迫使黄河地区的一部分以农耕为主的汉族南渡长江，来到岭南，于是便有许多以百越民族群体为主发展而来的民族被挤到山区，未进入山区者，也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汉化。随着分布区的缩小，原来的分布格局被打破，大聚居区变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因而各小聚居区内的百越后裔产生了差异，出现了不同的名称，过去曾统一使用带“越”的族称，渐次消失，进入了僚、俚、鸠僚等以百越为主体发展而来的民族群体并行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在丘河流域以西地区也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与中原汉文化在空间上相距太远，故中原史家对这一地区越民族群体及其后裔的了解甚少，再加上司马氏废魏自立为晋后，对周边民族压迫剥削更甚，边疆民族地区的各民族纷纷反抗。西南地区表现为永昌郡的分裂，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先秦以来作为同一个民族群体的人，被人为地划成两片，即西随县（今云南省金平县）以东的红河流域、珠江流域和以西的澜沧江流域、怒江流域、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同源民族分为了两大片；又由于东部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西部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便各自开始向着具有共源历史传统又独具个性的历史方向发展，开始奠定了今天壮侗语族各民族的分布格局。
四、隋唐以后的变化及五个分布区的划分
隋唐以后历代中原王朝对红河以东地区都强化郡县统治，移民屯垦，从而在今中国境内形成了以百越民族群体为主发展而来的各部分布上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而中南半岛以百越民族群体为主发展来的各部则有南进的趋势。越南立国之后，吸收同化了大量的占人、部分高棉人，使京族的分布区扩大到今越南南方。而以滇越为主体发展而来的泰族，在建立了素可泰王国后，也将泰族分布区扩展到曼谷以南地区。西部掸族除西进印度阿萨姆拜建立阿霍姆王国的一部分外，分布区没有多少变化。海南岛、台湾岛因为是孤悬海外，分布区仍同前。所不同的是海南岛又移入大量的汉族、苗族，台湾岛移入汉族。所以，两岛现代依然是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状态。
笔者认为，从运动变化的角度来考察百越民族群体及其后裔的分布规律才有科学的意义。因为分布区的发展变化仅仅是一个外在的表面现象，而其隐含着的历史上民族的融合、分化与重新组合才是实质性内容。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随着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分布区扩大，实质上反映了汉族在发展过程中对兄弟民族的吸收融合的历史过程。而百越民族群体及其后裔分布区的动态变化，也从宏观上展现了他们融合（如吴、越融于华夏族、汉族赵佗家族融于越族）、分化（如“百越”的出现，僚分化为现代的一些民族）、重新组合（如京族、岱依族）的历史过程。以这一结论为出发点，便可将百越民族群体及其后裔的分布区划分为下列几个区域。[13]
其一，融合区。从新时器时代晚期越民族群体形成到吴、越之民融于华夏族之列，越民族群体分布区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中。这时确以会稽为越民族群体分布的最东北端，当吴、越之民融于华夏族，闽越、东瓯融于汉族后，越民族群体分布的东北部即今江、浙、闽地区便成为融合区，因而把会稽作为起点便不准确，是将先秦的分布情况强加给汉以后的历史。
其二，受汉文化影响的分化区。融合区西南向的今广西、云南东南部、贵州，与融合区相比远离亚洲的两个文明中心（中原汉文化、印度佛教文化），虽然历代设置郡县，有汉族杂居其中，但始终处于相互吸收、补充的历史过程之中，故分化为人数多少不等、民族大小不一的中国境内的壮族、侗族、水族、布依族、仫佬族、毛南族、仡佬族等民族。
其三，受多种历史文化影响而产生的重新组合区。主要为今越南。红河三角洲地区自古为骆越分布区之一，北有汉文化，西南有高棉民族及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掸泰民族，南有印度尼西亚语族的占族。京族便在这诸多历史文化的影响下，在政治、经济、典章制度、文化思想方面最大限度地受汉族影响；而在民族来源上京族除吸收少量汉族外，绝大部分是通过一系列征战将占族及少量高棉人吸收到自我中来，因而使京族的分布区扩展到今西贡西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
其四，受印度佛教文化影响的异化区。在分化区、重新组合区西南的掸泰（傣应包括在内）分布区，大体上是连成一片的，包括中国云南的南部和西南部、越南西部、老挝、泰国、缅甸掸邦。从自然地理位置上说，其北有澜沧江、东南有红河、西有巨大的阿拉干山脉，因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分布区。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说，东汉永昌郡设立后，汉王朝的势力才进入澜沧江西南，而魏晋南北朝时又放弃西南边疆的永昌郡，其后又是南诏、大理两个政权隔断其与中原大规模的政治交流。东部从秦汉至南朝一直是骆越及其后裔分布，因而汉文化的传播要通过一个中间环节传递。安南独立后，更使这种局面延续下来，而佛教则因被扶南、真腊所接受，所以受扶南、真腊统治的掸泰（傣）先民亦信仰之，但有所改造，所以虽有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但烙印不深。虽有南传上座部佛教但已涵化，于是产生了民族历史文化特征的异化。
其五，原生文化区。海南岛与台湾岛虽然历史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不断，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中原王朝的统治与分化区相比，则不甚紧密，大规模的治理是元明清以后的事，因而其保存百越民族群体的历史文化较为完整，民族的分化几乎没有，社会发展也较为落后。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注释】
[1]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11页。
[2]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193页。
[3]孙英民：《中国考古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页。对以上引文在此需做两点说明：其一，吴越非禹之后，反而说明了吴、越早期与华夏族有交往接触；其二，无余并非是所有百越民族的直接祖先，而仅仅是吴越的先人。
[4]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5]林仁川：《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文汇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页。
[7]《瑞丽县有重要的考古发现》，《云南日报》，1990年6月2日。
[8]［越南］陶维英：《越南古代史》，刘统文、子钺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1～26页。
[9]《史记·东越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78页。
[10]《史记·东越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79页。
[11]《史记·东越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80页。
[12]《史记·东越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80页。
[13]在笔者的有关论著中，本划分思路受黄惠焜先生关于古代越人三大分布区理论的启发而产生。详见黄惠焜《从越人到泰人——泰人的祖先和泰族的形成》，《思想战线》199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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