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李玉在他著名的《南音三籁序》中云：“原夫词者诗之余也，曲者词之余也。”诗、词、曲，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文体，三体迭代而生、辉煌相递。我们熟知三种文体之盛时——“唐诗、宋词、元曲”，六字之间，也透露出了诗、词、曲三者的时代嬗变。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九《御定历代诗余提要》说：“诗降而为词，始于唐。若《菩萨蛮》、《忆秦娥》、《忆江南》、《长相思》之属，本是唐人之诗，而句有长短，遂为词家权舆，故谓之诗余。”唐诗为了配合燕乐歌唱，乃有长短句之变，成为词之肇始。所谓“词为诗余”，主从关系之中，透露出近体诗在演进为“词”的过程里，其表现形式一定程度服从了时代生活变化的需要。
而“曲者词之余也”。任半塘《散曲概论》中论道：“词静而曲动，词敛而曲放，词纵而曲横，词深而曲广；词内旋而曲外旋，词阴柔而曲阳刚；词以婉约为主，别体为豪放；曲以豪放为主，别体为婉约……”说的就是词在向曲的发展中，除用韵和平仄都有放宽外，二者的语言、内蕴也逐渐雅俗异趣。从历史结果来看，这一次文学因时代生活变化而产生的自我调适与顺应，也是一场有益的变革：词未亡，曲亦兴。
我们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随着社会生活、文化风尚的改变，文学往往难于固守。然而变通不等于流俗，文学每每是在一小部分有风骨、识变通的士人手中，守正而变微，大道乃不绝。
2010年，津门词坛泰斗王焕墉先生赴京拜谒周汝昌老人，专门以教导青年人学诗作词的焦点争议就教于周老——“古典诗词的格律能否突破？古典诗的用韵能否放宽？”周老回答：“诗词的音乐性都存在诗词的格律中，因此古典诗词不能没有格律。……（但）现在年轻人掌握不好官韵。官韵就是平水韵，过去是科举时用的。现在年轻人作诗可以把诗韵放宽，这样可以避免伤他们的积极性，以后慢慢再用平水韵也不迟。”我相信，焕墉先生在求教周老之前，其实心底是有答案的，周老的几句话，只是坚定了他多年来以一己之力传承诗道的信心，肯定了他一直认定的教诗育人之路：守正创新，为现代化的中国留住并传续文学与文化的薪火。
顾羡季，寇梦碧，周汝昌，张牧石，叶嘉莹……在中国的文化殿堂中，这都是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代表了中国诗词界默默耕耘的几代人。他们掌中呵护的，不仅是津门诗坛的火种，更是中国的传统文脉。崇斋先生王焕墉，作为寇梦碧的弟子，多年来为发扬诗词之道，淡泊明志，守正创新，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团结、引导着一大批传统文化爱好者将中国的诗词文化传承发展下去，也成为了津门诗坛新的领军人物。《崇斋诗存》、《崇斋诗词》、《诗词基础知识述略》、《知月书屋吟稿》……他一部部著作的付梓，都在为传统文化接续着一份馨香。今天，他的新书《诗情四季》又将付梓，“崇斋诗话”、“崇斋絮语”、“崇斋吟稿”、“崇斋珍赏”，四部分内容已不惟谈诗，更将中国的书法、绘画、篆刻融于一册，他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周老点拨的文化传承之道：守正而能通变，用中国文化深厚蕴藉的艺术之美感染、熏陶年轻人，接续、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学与文化之光。惟其如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古老文学不但不会在现代化中断绝，更可能生发出新的体式，焕发新的活力，成为存续于百姓日常生活之中的文明宝藏。
肖占鹏
二○一三年深秋于津版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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