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斗打响的早晨,天刚麻麻亮,在稍微稀疏了的枪炮声中,扶挺修副参谋长路过我们的掩蔽部,见了大家高兴地叫喊:“同志们哪,不错啊!不到两个钟头,把四代本就给解决了!一清早就是1000千多呀!”50来人的掩蔽部里,立时沸腾了。这时天亮起来,308团的大炮“发言了”,轰轰的炮声响过,一发发炮弹准确地钻进布达拉两边的炮台窗口,接着一股股黑烟中夹着闪闪的火光,不一会儿,那白色的炮台就坍塌了,射向军区的炮声哑巴了。因为我们的观察窗口正对着它,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拍手叫好!“308团,好样的。”欢呼过后不久,团里派下来了任务:要十几个男同志去帮助往前沿阵地运送弹药和干粮,庄涛他们去了,我心里十分羡慕,没有摊上我,又有些失落。军区第二招待所临时成了战地医院,要女同志轮班去护理伤员,我们乐队的袁恒和同她们又一批批地去了,个个像战火中的南丁格尔似的。那时凡上面所派任何任务,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前往,恨不得直接参加战斗。下午又派八个男同志去前线救护伤员,我、张任吾、吴希圣、崔其就、杨庆获等荣幸地参加了这一行列,顿时,那劲头一下子就来了。我们在门诊部协理员的带领下,用红汞药水在一块白纱布上画个红十字作为袖章,猫腰进入了交通壕和地道,向军区大门口迅速移动。协理员说,有一辆中吉普停在东大门外隐蔽处,上面有担架和急救箱。但通过军区大门的一条暗道,已被叛匪的炮火摧毁,暴露在外,成了开阔地段。我们只好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以单兵低姿跃进闯过去,到达汽车旁边。大胖子崔其就,平时动作很慢,这时我看他一点也不笨。汽车尽量绕着有矮墙和树林的地方向前开,我们疾步跟在后面,很快来到雪策林卡南边围墙根。协理员说:“好,就是这!”他指着林卡里面。“这里隐蔽,车停在这儿等着转运。给它开个门!”大家心领神会,从车上拿了两把军用十字镐,七手八脚地连刨带推,就把土墙开了一个大豁口。这时,空中的子弹穿过密密的白杨树,有些碰到树枝掉下来,不像方才那样冒着枪林弹雨,反而有了些安全感。我们挎好枪,拿了担架,迅速来到自治区筹委会大楼后边,这里已有拉萨人民医院设在里面的救护站,从前沿阵地救下来的伤员,先在这儿进行包扎,然后转运到第二招待所。我第一个抬下来的是攻打药王山的班长,他胸负重伤,嘴里还不停地说话:“首长同志,我没有完成任务,”他是四川口音,“我给连长保证了的,我五分钟就上到顶上去了,‘个老子’,没想到中了一枪,……我们副班长是好样哩,他‘龟儿’上去了,……还是我们班拿下来的!……”我返回抬第二个的时候,这个小战士说什么也不叫抬,他嚷着说他是轻伤,说只不过是一条腿负伤,不要占那么多的人,先抬重伤号。时间不允许争执,我说我来背,他才肯下来。在往下背他的途中,他说:他是159团九连的新战士,他叫小袁,四川人,没想到第一次参加战斗就左大腿根负了伤,他一定要争取最快出院返队,参加平叛的战斗,能好好地打上几仗。事也真巧,后来我们到山南去演出时,曾在拉加里遇见过他,老远就喊我,“吹笛子的首长,那天看演出的时候我就认出来你了!”人也胖了,个子似乎也高了。
天很快黑了下来,又一阵枪炮声大作,信号弹、曳光弹在长空飞舞,药王山战斗已经结束,这可能是在布达拉附近的交火。还有几个伤员,我们把他们都救护下去之后,又将四具烈士的遗体安放到棺木里(按协理员的要求,把每个人都擦洗干净,裹上白布入殓)。这时我们才进入到大楼里去,满屋全是煤油味,汽油炉噗噗地烧着什么,煤油灯罩的上半截被烧黑了,更显得昏暗,人民医院的女医生、护士对我们很热情,“解放军同志,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了!”我的手背不知在何处被鹿柴铁丝划伤了一道口子,她们拉住我,非要给我包扎一下才行。
当我们完成任务,离开雪策林卡回到军区时,已是后半夜了。枪声远了些,不用再进战壕,从大操场走过,天空中月朗星稀,照得沙石地上泛起一片银光,人影特别的长,看什么景物,似乎都变了样。一阵冷风吹来,出过汗的棉衣里,透心冰凉,才觉得肚子也饿了,进入掩蔽部,同志们个个都抱枪而蹲坐着打瞌睡,黄玉如同志值岗,递给我一个饼子,咬了两口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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