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来了新同志，藏族有了新学员

话剧队从北京回来，带来了几位新同志，这对于平叛后的文工团来说，是件大喜事，他（她）们的到来，为团里增添了新鲜血液，充实了业务骨干，加强了演出力量。有一点我想要强调的是，那时到西藏工作不像现在，有优厚的待遇，翻倍的工资，有几年的期限等条件。他们那时要求进藏，要是没有相当大的决心和勇气，是不会付之行动的。首先要准备吃苦，还要准备长期（或曰无期），工资说来很高，也不过是十类地区加30％的边疆补助，除此再无其他。所以，那时内地来了新同志，我们都从心眼儿里高兴。他们来了，把我们这一批也称为“老西藏”了，我感到自己好像升了一级似的。

记得其中有孙光明和汪学萱，他俩是一对夫妇，原在武汉当教员，一个喜爱话剧，一个擅长唱歌。热情精干的孙光明留在了话剧队，圆脸大眼睛，总带微笑的汪学萱补充到我们歌队当演员。这种调干入伍的方式，是头一次听说。过去一般新入伍，都是学员待遇，而他（她）们进来，即为干部待遇，加之他们都原有艺术特长，所以在演出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在西藏的长期磨炼和经验积累，孙光明同志后来成长为颇有名气的导演，前些年我在电视中看到他的杰作《诸葛亮》，接着又是《三国演义》中的导演之一。曾有一年我路过武汉，和汪学萱同志通电话，才知道她担任了湖北广播电台的音乐部主任。

从此以后，我团开始不断从内地招进新同志，最大的一批要数河南来的新学员，不过这是1960年的事了。现在我还记得起名字的，有金克弘、卓尚森、李宜霞、白建民、朱学敏等，分到我们乐队的于安清、孙宝源、路金河、宝文敏、刘灵月等好几个。为此，我还专门给他们上基本乐理课。不久这些同志都在各自的队里成了业务骨干。

歌舞队在拉萨招收了第一批藏族学员，他（她）们就是索娜、白珍、张德庆、曲准、洛桑、阿旺、罗布、土登巴登等十几名翻身农奴的子女。他们切身地感谢共产党，热爱解放军，年纪虽小，但对参加人民解放军有着强烈的愿望，他们怀着特有的翻身感，以擅长的藏族歌舞才能，被我团录取。他们说能当上“金珠玛米”，真是喜出望外，记得发军装的那天，他们兴高采烈，晚上盘腿坐在床上，把崭新的军装摆在眼前，盯着看了一个通宵。是幸福，是光荣！使他们激动的火焰经久不息。没几天，团里决定，他们其中一部分选送北京，委托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培训，毕业后，这些同志都成了团里艺术骨干；另一部分留在团里一面学习，一边工作，特别是我们歌舞队，历史性地首次有了藏民族演员成分，在演出中增强了民族艺术风格，使西藏军区文工团真正地名副其实。像索娜同志等后来还成长为艺术领导干部。我想这里还要提一提我们的小拉姆和小顿珠，他们曾被电影厂选拔去参加了《农奴》中男女主人公童年角色的扮演，导演十分满意。郎杰同志虽然出身于贵族，但他没有公子哥的习气，跟我学吹笛子，非常聪慧，耳音特准。我们小乐队表演的边奏边唱《羊塞拉》乐曲，原始材料就是出自他的口传。后来在跟我下乡，与贫苦牧民一起“三同”摸爬滚打，得到很大的锻炼。这些情况，都反映了当时西藏军区文工团的兴旺和发展，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西藏平息叛乱的胜利，使我们军区文工团出了名，吸引了很多有志青年，不断加入我们的队伍。由于西藏特殊的斗争环境和特殊的艺术氛围，造就了他们对西藏难以割舍的特殊感情。至今，很多同志天“各”一方，但一提起边疆往事，都恨不得“卷土重来”。翟俊杰以深厚的情怀，导演了电视剧《西藏烟云》，不能不说与西藏军区的情缘密不可分。我记得他和侯桂兰（现为上海广播电台名主持人之一，艺名蔚蓝）刚入伍时的模样，翟俊杰是个天生喜剧型的好小伙子，聪敏机灵、招人喜爱。侯桂兰是个天真活泼，后脑勺扎两根短辫子的小姑娘，问她家里是干什么的，她总是笑嘻嘻地说“父亲是挖煤的”。

“人怕出名猪怕壮”，文工团出了名也会招来是非。在不断进人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个只穿一套旧棉军装的女人，自称是54师文工队留在内地学习回来的。原54师的几个同志怎么也回忆不起有这么一个人，问她学的什么，说是学唱歌，可是到钢琴旁一练声，连一点常识都搞不懂，再加上言谈举止不像个军人，于是大家都产生了怀疑。结果，团部一报告给有关部门，审查下来，此人不仅是个骗子，而且还是西北过来的女罪犯，立时被关进了第二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