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团来了张政委

自从孙培生同志调走以后，文工团一直没有政治委员。我们从山南回来，见到团的领导成员里多了一张新面孔，这位让人一见就觉得可亲近的老同志，就是军区给我们派来的政委——张永安中校。从说话的口音里听得出他是陕西人，个子不高，黑紫的脸上带着微笑，浓眉下一双有神的大眼睛，透出几分睿智。那时他刚从北京政治学院学习归来，虽说是“三八式”的老干部，可是没有一点架子，很谦虚，明显地具备着西北干部的那种朴实作风。他在动员排练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会上说：“军区派我来文工团当政委，我真感到诚惶诚恐，因为我这人，一不懂文艺，二没本事，所以我除了向大家虚心学习以外，只好当当后勤。文工团这么多干部，都是中尉、上尉的，我看比一个步兵团的干部并不见得少。”那时根据军委指示，全军文工团员作为军队政治工作干部，从工薪制改为军衔制，我也被授予中尉军衔。他所以这样评价文工团，我认为是基于他对部队文艺工作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上的作用和重要性认识。因此他在日常生活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称呼演员们为“老师”，弄得我们很不习惯，他重视理论学习，几乎每周都请人来做报告：请卢华部长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文艺理论，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请直政董主任讲论共产党员修养；在调整军衔级别时还请来干部部洪部长讲如何以平常心看待级别待遇，并且还要承认差别，所谓“差得多的差不多，差不多的差得多”论述，给人印象深刻而又风趣幽默。

张政委的爱人远在北京工作，听说是个老师，和孩子们一起都住在西河沿，自己却孤身一人在边疆任职，可是从他的嘴里没露出过一丁点儿的恋家之意。困难时期，有些干部托回内地同志给家里带点酥油牦牛肉什么的，在他的身上，从来也没有这样的“记录”。他虽然年纪比我们大很多，却和我们小青年过着一样的单身生活。上级给他派了一个通信员叫小袁，这个年龄小不太懂事的小战士，不但不会照顾他，反而给他闹了许多笑话。记得有一次，到一个兵站吃饭，不知怎么筷子丢了一根，小袁笑着对张政委说：“政委，现在筷子只有三根，你一根我两根，可以吧？”大家听得啼笑皆非。

团长张俊飞是剧作家，跟话剧队活动时间多一些，张政委与我们歌舞队经常在一起，这也许是他俩工作侧重点的分工吧。张政委说他要摸一摸文工团的规律，过了一个时期，他风趣地说“没有规律就是文工团的工作规律”。这话也确实反映了那段时间文工团下部队频繁，临时任务特别多。他带领我们歌舞队到林芝、昌都地区去演出，欢送130、134师完成平叛任务回川，就成为那一年的中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