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

我的人生之路又走进了一个小小的新阶段。回到拉萨后，已经过了“破五”，我和她商量着筹备结婚，想能赶上元宵节，把上元夜办成花烛夜，是多么浪漫的事啊。但事情并未如愿。在部队结婚，必须办许多手续，先要向文工团打个申请报告，再经过直属政治部审查批准，还必须到门诊部进行身体检查。虽然我俩都是部队所属单位，不至于因政审不合格而遭阻断，可是心里总不免有些忐忑。当这一切都通过后，才能开出证明，到地方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我们的结婚证非常特别，两张粉红色的8开厚纸，烫金印刷着双喜字和五星红旗，最最醒目的是用了藏汉两种文字对照。

乐队的战友们听说我要结婚，都来热心地帮忙。老韩、郭鸿图、鲍志远、夏文均、王瑞莹等像老大哥一样策划操持，周义之、庄涛、杨庆获、张任吾本是我们“光棍伙”中人，更加欣喜襄助，孙宝源、路金河、于安清、藏族学员朗杰、白珍等几个年轻同志，是把所有劳动活都包圆儿了。连袁恒和也挺着大肚子忙前忙后，郭殿英、徐宝康本来爱跟我开玩笑，这一来更不时地说说笑话，增添了喜庆和热闹。

由于我团在平叛后，事业不断发展，人丁兴旺，住房紧张，一时还不能给我专门配房，经领导同意把我住的乐队仓库，临时开辟出一半作了新房。把乐器集中装入大木箱摞在旁边，用不常使用的幕布条遮盖起来，上面贴上红喜字，又找来一架单人床和我原来睡的床两张并拢，一张小条桌靠窗而就，再放上两把椅子，一间新房就算布置出来了。她过来缝被子，见到此景，竟风趣地唱了一句《白毛女》中的歌词“半间草屋作新房，半间——草屋——作新——房啊——”。当她拆开我的被子，又是叫她好笑了一阵，她以为我在高原工作了几年，至少也应该是丝绵被，谁知打开被面一看，不仅是发黑发硬的旧棉絮，而且中间破了个大洞还拿旧棉裤打了补丁，这使她惊讶，我也不好意思起来，好在她家里从上海邮寄来的新被面，花色非常好看，衬上新被里，得以遮丑。再把她的被子抱过来，铺上新床单，一间洞房就像模像样地布置出来了。再加上全团同志们送来的“贺礼”：墙上的年画、新的花瓷脸盆、暖瓶、印度出的平底钢种锅、提花枕巾、毛巾、牙刷、肥皂盒，还有给她的花头巾、围巾等等，真是五彩缤纷、琳琅满目。

在忙碌中刘立武跑来对我说：“大老白你真不懂事，你办喜事怎么不发个请帖？连张政委都挑你的礼儿了。”我没想到这一点，觉得自己人反正都知道的呀。于是他拿了几张红纸，立即裁了，帮我写起来。从团队领导到招待所的领导还有部首长，统统写好叫人送出去，并请张政委和丁所长做主、证婚人。

1962年2月25日是我值得记住的日子，这一天正好没有演出。婚礼就确定在晚上进行。年轻的战友们多久不遇上个事，这一下，可逮住机会了，都起劲地闹啊，把个军区大院折腾得热闹非凡。不知道谁的主意，把舞蹈服装拿出来，将我打扮成穿着长袍马褂披红戴花的新郎官，骑上那匹生产菜地的骡子，几个小伙子抬着事先用一把椅子绑好的“轿子”，战友们敲锣打鼓，周义之吹着唢呐，组成一支喜气洋洋、拥挤浩荡的迎亲队伍，前往招待所去迎娶她。当我见到她时，早已有人把她装扮成一位古代仕女，当然也少不了她们单位的同志们嬉闹，他们簇拥着也是推搡着糊里糊涂把她抬上了轿子，往回走时我可能是高兴得忘乎所以，竟然从骡子上摔了下来。

婚礼是在我们练乐室的大房子进行的。那时不兴什么拜天地，是向毛主席像鞠躬，接着就是主、证婚人各方面人的讲话，那年月的讲话，反正都是些革命的词句，了不起也不过是祝贺革命伴侣白头偕老、共同长期建藏“加油生产”早生革命接班人之类，连报告恋爱经过也是一本正经，只不过笑闹得让你讲不下去。最精彩的“节目”要属“咬苹果”，这算是婚礼的高潮。

要说热闹是真热闹，婚礼过后就是闹洞房，一直闹到后半夜。要说简单也真简单，办了这么大的事，总共才花了五六十元，还包括给两家发去的电报。招待的糖果买不到好的，只有发黄的硬糖块，据说是用古巴糖制作的，香烟经过特批，才买到两条有锡箔纸的大前门，这已经是相当体面和不容易的事了。

按说是有三天的婚假，可是第二天就有演出，我不可能不参加。有趣的是我俩第一天在一起吃第一顿饭，开饭时我们各自从各自的食堂打来饭菜，带着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和幸福感在我们的新房里吃，我历来是个大肚汉，而且进餐速度又快，当我稀里哗啦地吃饱放下碗筷时，怎么发现她端着碗望着我笑，这才恍然意识到菜已被我吃光，她还没有吃到一半，顿时我也不好意思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