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则趣闻趣事

由于在招待所里不能安排家属，所以有几个同志在演出工作稳定下来的时候，各自想方设法接家属来京探望与团聚。我也在积极地策划这件事，首先去地址设在北蜂窝的北京铁道医学院，找到正在那里学习的妹妹白九如，她一见到我，就在楼梯的拐角处哭了起来，引得好多女同学站在走廊里围观，一时弄得我有些尴尬。当她们知道我是她五年未见面的哥哥之后，都笑着说“真像真像”，把我让进了她们的宿舍。五年不见，妹妹已是三年级的大学生了，说不完的别后之情，从父亲的去世到自然灾害的天津，又问我她没见过面的嫂子和新生的小侄儿。当我告诉她目前团队住在招待所，不能带家属，如何想法解决这个问题时。她说：“哥，你们忙，你就甭管了。”她立即写信叫母亲来，因为母亲在京有好几家亲戚，可以想办法借房子安排这事儿。

果然，没两天母亲就来了，因为想尽快见到自己的儿媳妇与小孙子，兴致高极了，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还是个裹过足的小脚，特别地起劲，马不停蹄地跑了两天到处走访，终于在白塔寺的胡同，我的远房叔叔院子里借到一间小屋，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事情就办妥了。我马上写信又同时发了封电报，叫正在上海的妻子抱孩子速来北京。

6月1日儿童节那天，她们娘俩就已经坐上了京沪铁路的火车。当年南京还没有长江大桥，过江靠轮渡，列车运行时间得24小时以上，所以6月2日才在北京站接到她们，第一次见到了出生六个月的儿子。这样，我们一家人暂时过上了大杂院的市民生活。

我爱人头一回住北京四合院的房子，很是兴奋睡不着，又加上小孩子有些感冒，哭闹不停，我每天工作演出早出晚归，自然大家都休息不好。幸亏有母亲的照料，经过几天，总算适应下来。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刚想睡个懒觉，只听见北屋房东大爷骂起街来，开始不知道跟谁吵，我爱人很紧张，后来仔细一听，才知道是对着他儿子媳妇在骂，原来那时北京经过自然灾害后，各单位正在加工资，可能没有及时给老爷子增加赡养费，所以老爷子了解了情况以后就骂了起来：“……他妈的，你们涨钱，不给我加……你们看，我天天儿怎么过的？东屋咯，吃茴香馅儿饺子，西屋咯，吃羊肉打卤的抻面，连人家西藏来的都顿顿儿大米白面，我他妈吃的什么？你们瞎啦，我尽吃一毛一堆的西红柿，我苦啊，我上辈子造什么孽啦？……我比谁都苦，我他妈比雷锋还苦！……”听着听着，我爱人笑了，说北京人真逗，吵架骂街就跟说相声似的。

自从爱人、孩子和母亲她们来了以后，我经过领导同意，不住招待所，每天来来回回乘公共汽车就像上下班一样，好在那时北京可以凭军官身份证买月票，每月才三块五毛钱。说起乘公共汽车也有趣事：全国都在学雷锋，北京的公交售票员要在行车当中，抓空隙时间宣传学雷锋，我至今还记得一位女售票员说的宣传语：“同志们，我们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他对同志要像春天般地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般地火热，——下一站宣武门到啦，前中门儿下车！”

我从白塔寺到广安门之间，必须中途换一次车，一天早晨换车时，由于正是上班高峰，两趟车之间来往的人特别多，急匆匆地我不知怎么突然与一名妇女相撞了，我人高马大，没觉得怎样，可那名妇女却仰面倒在地上，我忙去搀扶她，此时她们一起的同事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指责我，怨我把她撞倒在地。我一肚子冤枉一肚子气，两个人走路不慎相撞，怎么能只怨我呢？又觉得这妇女有些耍赖，但身着军装不能对群众发作，所以一面忍气吞声地向她们说对不起，一面将那妇女搀起。此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就说：“没事儿，没事儿，人解放军已经说对不起了……”但是一个男的上来对我说：“同志，您是哪部分的？这么着吧，您留个‘条’，回头我把她送医院，有什么情况我去找您……噢，我和她们都是一个厂子的，是味精厂，我是厂工会的，您放心。”我赶紧从手里的当天报纸上撕下一个边儿，写下“广安门招待所，西藏军区文工团白云洲”，赶快交与那人，心里又着急怕迟到，所以说了声“麻烦您了，有事儿来找我好啦”。同他握了握手尽快地离开了是非之地，只听背后有人说：“现在的军人态度真好，要赶着过去……”快吃中午饭时，那人果然来找我了，拿了一张三块多的医药费单子，说那个女工本来有心脏病，一检查还好，没出什么大问题，下午就可以上班去了。我也把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数付了药费，那人连说谢谢就“回见了”。

那年北京在最热的季节发生了一场特大暴雨，白塔寺叔叔家的房子漏了，院子里也积了很深的水，我们不能再在那里居住，没办法只好搬到离招待所不远的胡同里一家小旅店。这家旅店，条件是说不上好，但是它便宜，包一间屋子一个月只要30元，有床、被，有公用伙房、厕所，热水开水供应不断，还算比较方便，最重要是离招待所很近，到团里工作起来很方便，不会因为散居在外受到影响。实际上有好几位同志与来队家属已经在里面住了很多日子了，那阵子一到休息，小院儿里可热闹啦，我们乐队的同志们也过来，大家说说笑笑，讲各地的故事、新闻，讲演出中发生的趣事。夏文均新结婚的爱人小李，名叫昌华，从四川来，带来许多特产，我们一道烧苦瓜炒肉，我第一次吃，觉得又苦又辣，吃不来。她从泸州带来的新鲜龙眼，北方人不常见，我觉得稀罕，方知原来冬天买补品的干桂圆就是这个东西，我爱人笑话我是“戆大”。郭鸿图向来爱开玩笑逗人乐，说他当初是如何在莲花池打鸟认识了他爱人戴玉兰的，我们说正像湖南花鼓戏《打鸟》一样，“一枪，打出一个大姑娘”。因为只有我爱人带着一个小孩，大家都喜欢他，抱他玩儿，开始有些认生，后来好了，但他不懂认人的模样，只认得我们所佩带的领章，所以他只要见到抱他的男同志带着领章，就叫“爸爸”，逗的大家哈哈大笑。我的小儿子会吃爆米花了，一天他竟然觉得一粒一粒地抓着吃不过瘾，索性翻撒在床上，趴下来用嘴舔来吃，结果粘了满脸全是米花，又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遇到休息日我们相约去参观故宫，游香山，逛北海、中山公园。周义之同志有一架非常好的（好像是德国的康采司）120照相机，他一同带去给我们拍照。有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去照相，小东西对华表十分害怕，紧皱眉头伸张双手，哇哇叫着不肯上去，我爱人只好在后面拽住他，这一瞬间被小周抢拍下来。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暴风雨之后的一天下午，分别十几年没见面的大姨妈，知道我来到了北京，不远千里从老家赶来看望我这个外甥和没有见过面的外甥媳妇与孩子，找到叔叔家才知我们已经搬出，只知道我们在广安门招待所，老人家见我心切，立即一个人到招待所来寻找，一个外地小脚老太太，极少来北京，在车水马龙的大城市，半路上迷路了，急的她坐在路边直哭，一位过路青年问她怎么了？她说她要找住在广安门招待所的西藏军区文工团，不知怎么走。那青年很热心，说：“老人家您放心，我领你去找。”于是他搀着老太太，自己掏腰包买车票，一直把大姨妈送到我们的面前。姨妈不停地说着那位青年“真是个好孩子，真得好好谢谢人家，要不是他，我今儿就不知道到哪儿啦”。当时我的感激之情，真难于言表。更动人的是我问这位同志姓名并要给他车钱，他高低不收，并回答说“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也不要任何报酬，这点车钱不算什么，我为咱西藏的队伍尽点儿力，也是难得找不着的事儿，你们在边疆多辛苦啊！”话还没说完，没等我说声谢谢他就急忙朝外走了，我半天都被此情笼罩着，回不过神。这些事使我多年来一直流连那时北京市以至全国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