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没有回家，再加上参军后一直常住北京，今朝重返，似有些“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所不同的是，离开时只是个单身汉，现在业已成家。特别这次从北京来，不仅我与爱人孩子，还有母亲、妹妹一道带着大小几件行李，堪谓行踪浩荡，当然说不上衣锦荣归，但一进入十字街行善胡同，就已经招人惹眼。因为那时胡同里没有几家军属，每年春节街道上拥军优属，热热闹闹地来家慰问，把“光荣人家”贴到院子外的门楣上。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甚至全院光荣了。而且街坊邻居都知道白家“老伯”（天津话，“伯”发音“掰”，即是最小的儿子）去了西藏，更是名声在外。所以这次回来只要碰见了人，都会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白奶奶，老伯回来啦！好啊！”母亲、妹妹立即告知我们这是谁家什么人，我虽弄不清楚，只有客气地向人家点头致谢，还真有点儿不好意思。一时间尾随了许多小孩，叫叫嚷嚷，好像出了什么大喜事一样。
行善胡同3号是个大杂院，绝大部分都是武安老乡，有的是亲戚，也有几家是本地人和唐山人。见我们回来，几乎全围上来向我们寒暄问候，使我应接不暇。都说“白奶奶这可开心了，看老伯给您带来一个多么漂亮的洋媳妇，多么爱人的大胖孙子！”夸我爱人“瞧，金妹是上海人，身材就是苗条，杨柳细腰的，穿着的多时髦啊！”大家争着把小孩抱来抱去，叫着小海鹰（其实他的小名叫海婴），有的学着电影《海魂》中的呼号问：“这是海鹰一号还是海鹰二号？”大院里一阵阵欢声笑语。
我家住的是大院的东屋，本来是三间大瓦房，南头套间是父母居住，北头是二哥二嫂，两头里间都有炕，大哥大嫂住中间，只有搭床铺。现在都发展了，孩子们也多起来了，大哥嫂这边四个儿女，二哥嫂那边是三女三男，再走一个门不方便。所以二哥那边只好把套门堵住，从外面另开了一个门。这样一来，大哥嫂与父母的房间成了里外套间，如果在白天，大嫂和母亲把街道生产组的刷纸板、糊纸盒的活儿接至家中制作，那就得把床拆下几块板子当工作台。因此回家的第一感觉就是院子变小了，房子变矮了，人变多了，住的变挤了。现在父亲已经去世，我们回来就住在母亲房间，她暂时到后院小矮屋跟四姐去凑合。这叫我俩心里很过意不去，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反正也没有几天。如果到邻居家去转转，好像都差不多，谁家也是挤得满满的，老少三代共住一室者，比比皆是，六十年代老百姓家这种人口居住状况，从我家的大院，可见一斑。所以我形容此境就说“好像整天生活在火车上一样”。
长期过惯了部队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离开了集体，我总觉得似乎不会生活。尽管自己曾向往有个小家庭，但真要过上这种一家一户的生活，就感到非常陌生，什么也不行了。比如伺弄小孩、生炉子做饭、炒菜，大多一窍不通，只有看到水缸里水浅了，到水站去挑水，这倒是我的老本行，可以说是重操旧业。因为从小在家就干这个，在拉萨和下部队也常干这些事。但我只要一担起水桶，家里人就嚷嚷，不叫我挑，说大老爷儿们怎么能干这个？可别去。于是就和大侄子一阵争夺。金妹也很好奇，她也要去挑，邻居们很惊讶，竟想不到她会挑起来那么稳当。西屋的大娘笑着夸奖说：“看人家金妹挑水，就像《王贵与李香香》戏里的李香香一样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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