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路与南京路

那时的上海火车站终点站是上海北站，规模远不及北京，与大都市极不相称。出站要弯绕很长的窄路，接站人都挤在外面大门口的马路上，电报中说好她家有人来接，可没想到出站口竟是那么拥挤嘈杂，而未相遇。我爱人见情况不对，立即找了一辆黑色的出租车，司机帮我们装好行李，问我们到啥地方？她用流利的上海话回答：“北京西路一百十六号！”

上海毕竟比天津大得多，也繁华得多，楼层更是高得多。我坐在小汽车里向外看，大有乡下人进城之感，两眼不够使唤。车过泥城桥时，脑子里竟然闪出《三毛流浪记》中三毛推黄包车的镜头。下桥向右一转弯，老丈人家到了。弄堂口围了不少人，有她家里人，也有邻居，都用看新鲜的目光看着我们，又以热情的笑脸欢迎着我们。因为那时乘坐汽车的人不多，有点儿显眼，再加上海的马路上军人也很少，而且在全国开展大学雷锋和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影响下，人们对解放军特别尊敬。一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红遍大江南北，我又跟着沾光了，被家里人簇拥着上了楼。

这是一幢两层楼的红砖建筑，与隔壁人家共走一个楼梯，又狭又陡且黑咕隆咚，但一进入房间即宽敞明亮无比，因朝南，阳光射满大半个屋子。有些人拿着行李，逗着小孩到阁楼上去了，我俩漱洗完毕坐下来休息，等待着午餐。丈母娘眯着眼睛直看我，嘴里好像说什么话，我听不懂，心里有些窘迫。后来经过我爱人翻译才知道，原来是对她说笑话：“谁说人家云洲眼小，我看一点也不小嘛！”这真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

饭后，趁孩子睡着了，我爱人领我出去上了南京路。北京西路与南京路是两条平行的路，从她家出来向左走不到一百米，就是西藏路，再一转弯“大上海电影院”、“第一百货公司”立刻出现在眼前。向往已久的南京路啊，今天就走在我的脚下，好像走在电影镜头里一样。人们熙熙攘攘，车辆来来往往，比北京王府井、天津和平路热闹多了，但却没有那么嘈杂，这里的人们讲话也不像北方人那么高声叫喊，似乎都是文质彬彬的，在我看来好像说沪语的嘴唇都不大动似的。

立冬时节，北方已经很冷了，而南京路上的梧桐树叶子还是那么碧绿，气候仍旧那么温和。人们的穿着自然不见厚重的棉衣，个个是那么笔挺，在那种全国都是一律灰蓝色穿着的年代，上海人穿什么都显得有那么一种“洋气”。最明显的感觉是南京路到处都干干净净，没有尘土与杂物，我脚穿的八一皮鞋，走了这么多路，仍旧是光光亮亮的。我俩正要进入第一百货公司，说来也真巧，在门口突然与阿斯队长和他爱人田淑英同志相遇。他们是路过上海到这儿来玩的，大家相见真是一阵惊喜。阿斯队长历来是个风趣之人，笑嘻嘻地第一句话就打趣地说：“啊啊，乖乖，这楼真高啊！”大家都笑了起来，皆感叹大都会的繁华。往南看，高尖顶乳白色的大楼，是有名的“大世界”游乐场，他们邀我俩前去“白相”（吴语方言，嬉游、玩乐的意思），我们说今天刚刚下了火车到家不久，恕不能奉陪了。

由于心里惦记着小孩，我俩逛到当时称为永安公司（即联华）的地方后，就立即返回了。尽管短短的一瞥，却领略了十里洋场的风光，行人涌动，车水马龙。回到北京西路，显然它风格迥异，与南京路大不相同。这里没有欧式高层建筑，街两面都是两三层的红砖楼房，因为没有那些橱窗布置缤纷多彩的商店，故也没有那么多行人穿梭，无轨电车来往像刮风一样驰骋。我爱人对我说她当初怀着孩子在这里住时，正值暑热的夏天，从西藏回来更觉得气候炎热，尤其是睡在阁楼上，闷得受不了。每当电车驶过，就以为有风吹来，立即坐起方知是空欢喜一场，听后我俩都笑了起来。到了家门口，发现她家楼下是一所医院，拱圆的大门上方有一块白色的匾额，写着“惠旅医院”四个大字。她继续说，这所医院很好，我们的孩子就是出生在这里，医生都是很有经验的老医生，护士的服务态度也挺好，离家这么近，来人照顾多方便啊。

我一进门，看见岳父大人正忙着拨打挂在墙上的电话，原来是约哥哥姐姐们来吃晚饭，为我们接风。屋子中央安了一张大圆桌，台面上摆满了七个碟子八个碗的菜肴，我心想，这事儿闹大了。过去只知道上海人好客，可怎么也没想到，在自己家也搞得这么大排场。

岳丈家是个大家庭，金妹的兄弟姐妹共有九人，上有大哥大姐和二哥都已成家，下面的两个妹妹与三个弟弟还在上学。所以哥嫂姐姐们都来了，热热闹闹地一大桌子还坐不下。他们把我当成远来的亲人又是解放军，待为上宾，热烈的问候，亲切的关怀，虽然我对沪语有些半懂不懂，但也足使我接应不暇，这场面真让人有些不好意思。尤其三个小弟弟对我特别感兴趣，站在旁边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们推杯换盏和相互对话，一步也不离开，直到岳父的一声“给阿哥们盛饭！”他们才像打冲锋一样争着将第一碗端在我的面前。岳父他们都有很好的酒量，而我恰恰不会喝酒，这多少使他们有些不解，怎么解放军的军官不会喝酒？而且是从西藏来，说什么也不会相信。当岳父大人看出我不是在作假便爽朗地笑着说道：“做我的女婿不会吃酒可‘勿来事’，侬以后要常来，我一定把侬培养成一个‘酒鬼’。”这顿饭至少延续了两三个小时，尽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