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演出后没几天，由于边疆形势的变化，我团接军区的指示，立即投入战备，我们分成四个小分队，进行紧急的短小节目编排，随时听从命令立即出发。正像那时很流行的一首歌曲中说的那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当我们做好一切准备之后，并没有像动员时说的那样出动，而是过了十多天分别下部队作了一次慰问演出。据说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战事发生了变化，形势趋于和缓。
我们作为第一小分队被派往那曲地区，去对那一带的部队作巡回慰问。这是西藏部队最艰苦的地区之一，虽然刚进入10月，在内地正是金黄色的季节，而这里已经天寒地冻，草木不生。我们再一次体验了在藏北剿匪部队的艰苦生活，特别是了解到他们在消灭美蒋空降特务战斗中所表现出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领略了西藏边防战士的特质。
有一位首长说过，越是艰苦越需要乐观，所以我们的节目也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激情，谭丽跳《弓舞》不仅穿着单薄的绸缎服装，而且神情所向披靡；孟玲独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气度不凡真是排山倒海。我除了笛子独奏外，竟然和阿斯队长说相声，讽刺印度扩张主义者不要脸，贪婪我国的领土，那张嘴“下嘴唇挨着地，上嘴唇顶着天”，“那脸呢？”不言而喻，引起战士们一阵笑声。最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阿斯队长平时口吃，可说起相声来却伶俐得不得了，甚至能说“一连养了156条猪，二连养了165条猪……”那段长长的绕口令，而且像炒蹦豆一样干巴利落脆。
我之所以把这次小分队和庆祝自治区成立的演出作为本文结尾，是那难忘的1966年被某些说不清而我们这些人又不可能了解的缘由所驱动，形势发生着千变万化。庆祝自治区成立、战备、小分队演出，接着就是全团分别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那种左的思潮影响下，虽然有很多的不知就里，但我的思想状态却总怕赶不上形势而努力地去适应。尽管感情眷恋着那些艺术活动，还要一味地去追求什么突出政治，因为它是那年月的第一标准，而紧跟形势又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要求。
社教归来，就进入了“文化大革命”，边疆地区的部队文工团，也难逃厄运。先是参加“文化大革命”会议，整天批判几十部“黑电影”，接着不久即天下大乱。大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夜间党组织瘫痪，换了一茬又一茬的“文革”办和领导小组，两派群众对立，都说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上都在做着身不由己的事，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有时还要作着违心的检讨。困惑中的群众思想越来越混乱，斗来斗去，大大伤害了多年在艰苦岁月里朝暮相处建立起来的战友情谊和同志间的情感。最最让人痛心的是长期以来全团上下共同磨炼出来的艺术创作能力和演出作风，竟被批判为“黑线”专政。更可惜的是我们那个“也算一种类型的”小乐队，与我们多年试验改良的西藏民间乐器——根恰和六弦琴（扎木念），如今也不知甩到哪里去了。
“文革”的确是一场灾难。1969年，在四川崇庆县白头工地的一场“斗、批、改”，随着西藏军区从大军区降格为从属成都军区领导，结束了两团一队建制，战友们听从组织安排，奉命各奔东西。我的《无悔之路》，所以到此结尾，是我不想再回首“文革”中的那些丑事、怪事，但路并没有终止和结束。因为人生之路，不论顺达和坎坷，它总归很长很长，永无止境，而且是自己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过来的，直到你生命的终结，为什么要后悔呢。曾有同志说你们把最美好的青春段，埋葬到高原边疆，值吗？我大声地回答：值！我无悔，用保尔·柯察金的话说，当我回首往事，它不仅值，而且还付出的非常不够，还谈不上什么贡献。在“文革”中也有人说过“革命的路走对了，文工团的门进错了”，但我也无悔，我认为“文革”的路倒是走错了，文工团的门也没有进错，只不过是反面的教育使我认识了不少真理、谬误、人和事。它磨炼了我的意志，更加坚定了我对党的信念和对未来信仰的忠贞。因之我把这一段青春之路叫做无悔之路，然也。
令人欣慰的是新的一茬西藏军区文工团像雪莲一样继续在高原开放，“酥油”（即全国舞蹈得奖节目《酥油飘香》）依然在世界飘香。年轻的战友们，祝你们在军旅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因为我的四大本日记在“文革”中被烧掉，有些资料也因东奔西走而散失，只凭脑中的残缺记忆，有许多地方可能有误，望见到的战友们指正。
白云洲2007—2010断断续续忆于长沙、上海
2011—2012．1．7第一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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