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师的公共性质

乡村教师需要从后现代思想家对学校的质疑中，进一步反思自身的发展问题：我们在未来的世界中，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虽然现代学校确实存在许多弊端，但是现代学校还不至于走向死亡。“学校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场所，更是一个文化斗争的空间。”[1]乡村教师面对农村现代化发展所提出的新的文化任务，其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是相当沉重的。他们不仅一直充当传递传统文化与孕育新文化的角色，而且肩负实现新文化与农村经济社会联结并转化成新的文明成果、服务农村社会的使命。就农村文化的显性形态而言，乡土文化在学校中，经由教师教学活动来抽象、选择、编制、改造以形成课程，以各种符号的形式通过乡土课程和教材继承与发展；就农村文化的隐性形态而言，乡土文化与学校文化联系紧密，它可以融化为学校的校风、办学观念、传统价值和文化底蕴存在下来，最终体现在学生在农村、农业与农民的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形成自己的学习意识、理智活动、审美情趣、意志品质、生活态度及行为方式等。

因此，乡村教师应该重新审视农村学校的文化责任，学校应该从为少数标准化精英服务转向为大多数个性化人才成长服务。为此，乡村教师在思维上要突破原有的单一凝固的现代性学校文化格局，从更生态、更文化、更联系、更复杂与更变通的角度理解事物。惟其如此，“我们会看待和欣赏事物会发生两大变化：一是感受到万事万物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康芒诺（Commoner）的《生态学第一定律》］；二是开始悟出大家其实是生活在活的意义之网中，而不是静态的语言之博物馆里。如此一来，大家就不可能刚愎自用地、武断地以陈旧的真与假、有知与无知看待世界了[2]”。因为，我们越来越认同，“完全孤立个体的自我实现是不存在的，因为个体总是要从外部接受自身所需要的事物，在个体自我实现的同时，超越个体体系的外部系统也被实现[3]”。乡村教师应该彻底变革农村学校的封闭的、凝固的与保守的生存方式，让自己参与到农村社会新文化的建构中去，从而不仅依靠个体自身获得发展，也从外部的发展来获取自身的进步。

在深刻分析和思考“农村社会—农民—农村自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转向对农村学校与“三农”（农村、农民与农业）复杂关系现象的关注。对于广大农村学校的教师而言，他们通过对辩证的、批判的乡土文化的分析、理解、取舍和经过结构化的处理，形成一个既有核心价值观，又有丰富内涵的多元文化结构的农村学校生存形式。即一方面要明确农村学校在文化整合过程中的主导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要在理解与包容中，进一步研究、建构和实现农村现代化的新的文化追求。目前的新课程改革，从理念到目标到模式到实践，都为我们建构新的农村学校文化，开拓一个与农村经济社会联系的空间提供了可能性。

乡村教师的文化责任需要其具有学校关联性文化观。关联性是整合性文化观的深化，它指各种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结机制，乡村教师应该关注这种联结机制。这不仅是多元社会的现实要求，也是个性化人才需求对乡村教师的深切呼唤，也是乡村教师作为农村的主要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公共性质。乡村教师之于农村，正是因为他们能够超越仅仅为生存而斗争的局限性，从而成为既能意识到自我，又能意识到农村、农业与农民的发展困境与发展策略的高级存在物。乡村教师只有以宽容、平和、理解的心态，“充满爱心，忠诚事业”（温家宝语），才能处理好主流与非主流、乡土与城邦、传统与现代等文化的求同存异。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农村培养新人，并与他们一道传承乡土历史文化的积淀，创造现代农村生活与现代农业文明，创造中国现代化的新的富有戏剧性的阶段。

[1] 班建武．文化研究的特点与教育学方法论的创新［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

[2] ［加］大卫·杰弗里·史密斯．郭洋生译．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47

[3] 王凯．教师学习的生态转向及其特征［J］．教育研究，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