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瑶
对于“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最深入、成果最丰盛的，当然首推鲁迅；不仅对他的生平、思想和作品都有为数甚多的著作或论文，而且还有综述这些成就的《鲁迅研究史》。仅就“年谱”而论，我已见到的就有五种之多；要在同一领域内有所突破，取得新的进展，确实是需要深厚的功力的。蒙树宏同志的《鲁迅年谱稿》由于体例有别，自然不能说是后来居上，但他对谱主1918年以后的著译一般不作评介，略他人之所详，而把重点放在学术深度上；对于一些目前尚未解决或有歧说的问题，辛勤搜求资料，详加辨析，以确凿的证据，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这样的务求翔实的事例，在本书中并不是个别的，而是贯串全书的，这就使本书有了自己的特色，在学术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作者身处南疆，默默耕耘，历时十载，反复修订，这种精神十分可贵。他不满足于已有的“定论”，着意搜求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全书所引资料来源除鲁迅著译外，计书报杂志共二百余种），反复考核，力求准确，不但订正了已出版的有关资料的错误，而且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如“鲁迅是由什么单位保送去日本留学的？”1938年版《鲁迅全集》附《鲁迅先生年谱》周作人执笔部分提出是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的，由于周作人的特殊地位，以后一般论文与资料都沿用了这一说法。现在，蒙树宏同志根据《清朝续文献通考》《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特别是《周悫慎公全集·设立督练公所办理情形摺》，指出江南督练公所成立于1905年一、二月间，当然不可能于1902年派鲁迅出国；进而根据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遣派武备学生赴日片》，结合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的自述，指出应是由学堂挑选、两江总督派赴日本。此结论已由日本学者细野浩二所发现的弘文学院档案有关记载（鲁迅以“南洋矿路学堂奏奖五品顶戴”的资格入学）所证实（见细野浩二《鲁迅的境界——追溯鲁迅留学日本的经历》）。又如鲁迅在文章及书信中多次谈到章太炎“参与投壶”，新版《鲁迅全集》对此做了订正，认为“1926年8月间……孙传芳曾邀他参加投壶仪式，但章未去”。这一“订正”是有根据的：1926年8月6日，孙传芳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时，章太炎确乎没有参加。但蒙树宏同志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又反复查对当时报纸的有关记载，发现“当时有一股‘投壶热’，接连搞了好几次”，并根据《申报》8月10日的报道，断定章太炎在8月9日曾参加过“雅歌投壶礼”；又据当时陈望道在《太白》二卷七期上发表的文章指出：“鲁迅说章‘参与投壶’，应有两方面的意思：参加投壶礼和为投壶活动出谋划策。”这就较好地解决了“章太炎是否‘参与投壶’”的问题。又如，蒙树宏同志对寿镜吾给鲁迅的一封信（原件存绍兴鲁迅纪念馆）的时间、内容做了有理有据的考证，认为此信写于1908年，从信的内容看，收信人鲁迅应在绍兴，并根据1908年在日本出版的《官报》十九期上关于鲁迅请假的记载，提出了“鲁迅在1908年曾经回国”的问题。尽管这一看法还需其他旁证，目前尚不能视为定论，但无疑为研究鲁迅在留日期间的活动提供了新的、有意义的线索。书中类似的有价值的发现还不少，如关于鲁迅和朱安订婚时间和鲁迅购读《天演论》时间的考订等，都显示了作者严谨的学风及考证史实的功力。
因此，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蒙树宏同志的《鲁迅年谱稿》是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史料学上的新收获。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许多研究工作者致力于对现代文学做总体的宏观的研究和考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同志默默地从事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工作——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研究等，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许不如前者那样引人注目，但它是十分坚实的。其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史料学方面的进展。1985年初马良春同志曾提出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倡议，接着又出版了朱金顺同志《新文学资料引论》的理论性著作；此外还出现了一批有充分准备、很具功力的体现史料学具体成果的专著，蒙树宏同志的《鲁迅年谱稿》正是这一方面的有代表性的力作。这些著作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考据学的研究方法，但又并没有轻视理论指导的倾向。作者十分明确，对鲁迅生平史实的考证是为了要把对鲁迅思想、艺术的理论分析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上，在这里，史料的搜集、考订，是与理论的分析、考察相辅相成的，在处理材料与观点、史料与理论，吸收外来研究方法与继承传统方法……这些根本问题的关系上，已经逐渐达到了科学的认识高度。这是现代文学研究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蒙树宏同志曾运用本书的材料，为云南大学研究生开设过“鲁迅生平史实研究”课，我以为这对青年研究工作者打好基础，掌握治学方法，是大有好处的。这是我读了蒙树宏同志《鲁迅年谱稿》后的一点感想与期望，今以此权作本书的序言。
1987年7月1日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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