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时期的文学概述

中国现代文学孕育于清末，特别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诞生于五四运动时期。

甲午一战，清王朝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有识之士从富国强兵的梦想中醒悟过来，多方面进行探索。在文学领域，黄遵宪、夏曾佑、梁启超等掀起了文学改革运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也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文学的面貌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文坛上缺乏勇猛的革命闯将，在小说领域，流行的乃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得到了发展；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毛泽东说，这一运动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而具有了杰出的历史意义，从此以后，我国的新文化“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五四运动及以后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文化运动，推动了我国社会向前发展，也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五四运动时期，一般以1917年为上限。这一年，在《新青年》杂志上，继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1918年12月，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中，主张文学要以“人道主义为本”；和贵族文学相反，强调“普遍与真挚”。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早期的共产党人，深化和发展了文学革命的理论，如瞿秋白就指出“自由平等博爱”主张的“空泛”，所谓“平民”的意义“太含混”，正式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化”的主张。

在文学创作上，鲁迅的小说以深刻的思想及“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激励着读者；郭沫若的诗歌以高昂的反抗精神和灼热的思想感情吸引着青年。它们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是现代文学初期的两座高耸的峰峦。以它们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勃兴，是因为受国外的新思潮，如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是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学传统的结果。在这一阶段，小说创作往往装进新思想，热衷于讨论人生观问题（如庐隐的《海滨故人》等）；诗歌的说理成为风气。总之，它们重视启蒙教育，侧重社会批判，强调文学的功利性。从题材来看，散文的取材范围有所扩大，小说的描写对象则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转向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但大半局限于生活琐事，不善于以小见大，视野比较狭窄。从文学样式来看，新诗最早出现，短篇小说和散文最早成熟，长篇小说和多幕剧很少，质量也不高，这和我国文学的传统，和作家在生活、思想上的准备充分与否有关，反映出开拓时期的文学的特点。

五四以后的我国现代文学，属于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是由无产阶级思想所领导的。五四运动之初，就有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思想来影响新文学的发展。除了这一总的特征以外，这一阶段的现代文学，还有下面的特点。

首先，和地主阶级开明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待文学的态度不同，五四时期的现代文学，和旧社会、旧思想、旧文学是坚决决裂的。如果说胡适的言行还比较软弱，那么，陈独秀等就显得激进得多，说凡是“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他都“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对待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和戏剧改革等问题，他和钱玄同斩钉截铁地表示“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在和林纾、学衡派、甲寅派等封建复古倾向作斗争时，文学革命派针锋相对地勇猛进击！对待文学创作，“为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强调它“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个工作”，主张写血与泪的文学，反对把创作视为茶余饭后的消遣之物；“为艺术派”的创造社在开初虽然说文学并没有什么目的，但至少在客观上是反对封建社会正统的“文以载道”的。郭沫若、郁达夫等讴歌个性解放和蔑视旧传统，同样具有极强的革命性。现代文学的作者在“五卅”运动以后，态度更为积极和激进，加强了与社会运动的联系：郭沫若主张革命文学家要“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鲁迅则离开北洋军阀的巢穴北京，为了“寻求新的生命”并希望“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而南下。在1926年，他们或宣告“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或公开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

其次，五四运动打开了中国和世界联系的大窗口。西欧文艺复兴以来的种种思潮，诸如人本主义、个性解放主张和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等，一股脑儿涌了进来。参加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作家，他们对国学有较深的素养，又很重视接受外来的影响。鲁迅、郭沫若、瞿秋白等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翻译者被喻为窃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这表明人们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有深刻认识。不少作家从外国同行身上汲取了经验，例如郭沫若就和歌德、惠特曼，冰心、徐志摩和泰戈尔，戴望舒和魏尔伦、耶麦，在创作上都有较深的联系。当时的文学期刊，也很重视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如《小说月报》就先后出过“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太戈尔号（上、下）”“拜伦号”“安徒生号（上、下）”“罗曼罗兰号”以及“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等专辑。我们自然不应过分夸大外来的影响，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期，作家放眼世界，汲取众家之所长，确乎是态度闳放，没有什么禁忌的。当然，五四时期，人们在强调开放时也说了些过头话，但这大都是针对有人反对改革，提倡复古主义、保守主义而发，绝不意味着主张全盘西化，割断了和自己的民族文学传统的联系。以小说创作而言，鲁迅确乎受果戈理、契诃夫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影响，但其创作的主导倾向仍然是发扬《红楼梦》的写实传统，借鉴《儒林外史》辛辣的讽刺手法。以杂感创作来说，既有庄子的“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司马迁的“发于情，肆于心”的动人魅力，也有稽康、罗隐那种充满着激愤、抗争的对传统的反叛精神和梁启超的“笔锋常带情感”的笔法。这些当然超过了西方随笔、争论的影响。《新青年》于1918年4月首设“随感录”专栏，这是现代杂感的真正摇篮，但在清末，如天津《大公报》即有“闲谈”栏，这应该看作是随感录的先行者之一。可见，杂感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很密切。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应加以重视的。

最后，由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是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缺乏经验，所以形成了它的探索性特点。文学社团和刊物风起云涌。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后，成立了曦社、浅草社、绿波社、南国社、湖畔诗社，连边远的吉林和云南，也成立了白杨社和云波社等，全国社团总数在100个左右。当时，每一个团体均有自己的书刊，有自己的文学主张，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所探索，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以创作方法来说，创造社在早期大力提倡浪漫主义，而到1926年，郭沫若则说革命文学的两大特征之一乃是“反抗浪漫主义”。鲁迅的《祝福》《故乡》等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狂人日记》《长明灯》及《野草》，不少地方采用象征主义手法，而《补天》和《铸剑》，则浪漫主义的精神相当突出。这些发展变化，说明既有博采众家的“拿来”，也是在探索，在寻找自己的艺术个性。

中国现代文学在1917—1927年这一阶段中，革命性、开放性分外引人注意。它在大胆的探索中，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当然也走过弯路，出过差错，如有些人介绍过并热衷于欧洲的“世纪末”的颓废思想和创作。但是，从总的倾向来看，这个阶段的现代文学，是一方面“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一方面则又“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经过实践的检验，优点得到了发扬，错误则加以抛弃。1917年到1927年间的新文学，确乎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为中国现代文学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本文原属《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之第一编《开拓时期的文学（1917—1927）》，原书由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