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及其作品

蒋光慈（1901—1931），又名光赤，安徽六安人。他出身于小商人的家庭。“五四”时期他曾参加学生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去苏联学习，1924年回国，曾任教于上海大学并编辑《春雷》杂志。1927年末，筹组太阳社并先后主编《太阳月刊》《时代文艺》等，是太阳社的主要成员。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蒋光慈被选为候补委员。1931年因贫病交迫于上海逝世。

他的创作活动开始于1921年。除写诗和写小说外，还写文学论文。早在1924年，他就写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等文章，提倡革命文学。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少枪林就是粪堆”，“真是制造革命的文学家之一个好场所”。他说，作家不应“天天喊什么花呀，月呀，爱呀”，而应该“将现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向这缺点、罪恶、黑暗……奋斗”。他希望扫除那萎靡不振的颓风，“产生伟大的、反抗的、革命的文学家”。

蒋光慈的创作活动，从总的来说，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在短短的十年间，他写下了约一百万字的著作，为革命文学的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他的创作已结集的有：诗歌集《新梦》《哀中国》《战鼓》《乡野集》，小说《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野祭》《菊芬》《最后的微笑》《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和《田野的风》。此外，还有书信集《纪念碑》和旅居在东京时的日记《异邦与故国》。

作者在1927年以前的创作，主要有《新梦》《哀中国》《少年漂泊者》和《短裤党》等。

《新梦》是蒋光慈的第一本诗集，于1925年出版。除少量译诗外，所收的全部是在苏联留学时的作品。那时他从中国到达苏联，红色首都的崭新生活情景，使他心情十分喜悦。他把莫斯科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激情满怀地放声歌唱：“红色的俄罗斯啊！你是蕃殖美丽的花木的新土”，歌唱那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在《莫斯科吟》中，诗人放声高唱：十月革命，像大炮的“轰冬一声，吓到了野狼恶虎，惊慌了牛鬼蛇神”。“十月革命，又如通天火柱一般，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与此同时，他怀念灾难深重的祖国，希望劳苦大众“打破帝国主义的压迫”，“推翻贪暴凶残的军阀”。他高声地呼唤道：

我们高举鲜艳的红旗，

努力向那社会革命走；

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

快啊，快啊，快动手！

在《新梦》中，洋溢着作者对社会主义、对祖国劳苦大众深挚的感情。《新梦》的主旨，用作者在《新梦·自序》中的话来说，就是用自己的“全身、全心、全意识——高歌革命啊！”

蒋光慈的第二个诗集《哀中国》，于1927年出版。所收的是1924年回国以后的作品。当他从红旗飞舞的莫斯科回到了“到处起烽烟”“景象好凄惨”的祖国时，一面表现出对俄罗斯的深情怀念，一面感到“到处都是冷乡啊，我向何方归去？”两种情况的对比使他触景生情，唱出了悲愤的哀歌：“我为中国命运放悲歌，我为中国民族三叹息”——

东望望罢，那里是被压迫的高丽；

南望望罢，那里是受欺凌的印度；

哎哟，亡国之惨不堪重述啊！

我忧中国将沦于万劫而不复。

由于这种特定的情境，《哀中国》的基调和《新梦》就有所不同。《新梦》像红色鼓动诗那样充满着激情，《哀中国》跟社会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其基调较为深沉悲愤。但是，作者是抱着“继续列宁的未竟之志”的决心回来的，在苦闷、感伤、叹息、愤慨的同时，胸中仍不时沸腾着爱国的激情。例如在《寄友》中，就深刻地表达了他对“四一二”反革命血腥屠杀的愤怒，也表现出他继续战斗的决心。他说：“我的心灵满充着痛苦，我的胸腔满充着悲惨”，但是，在这危急存亡的时刻，“让我狂喊吧，跟着勇士们前进啊，前进！”

《哀中国》是一册爱国主义的诗，作者对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祖国命运表现了深切的关怀，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虽然当中也表现了作者内心的孤寂和苦闷。

与《哀中国》诗集的写作差不多同时，在1924年，蒋光慈发表了小说《红布》（未收入专集），1925年写了《少年漂泊者》。

《少年漂泊者》的主人公是汪中，故事从1915年汪中的父母被迫害致死写起，一直写到1925年第二次东征，写到攻下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汪中英勇牺牲为止。

汪中的人生道路十分坎坷不平。父母惨死时他才十五六岁，悲惨地过着漂泊的生活。他做过乞丐、学徒、茶房、工人，最后成为革命军人。作者通过汪中的一生，反映了这十年间我国的社会生活，反映了被迫害的青少年在旧社会的悲惨处境。汪中的经历有代表性，使我们看到了当时青年们的苦闷、挣扎、追求和奋起，看到了革命才是进步青年们唯一的出路。这部小说在青年中有较大的影响。

《短裤党》是蒋光慈早期的代表作，脱稿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夜。它描写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而举行暴动，热情地歌颂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英勇和坚强。它把总同盟大罢工的威力写得势不可挡：“六小时之内，繁华富丽的上海，顿变为死气沉沉的死城！”它写上海工人纠察队拿起武器，使整个上海的面貌改观：“到处充满着热烈的、欢跃的、革命的空气！白色的恐怖现在变为红色的巧笑了。”这些描写对读者有较强的感染力。作者的意图是要塑造工人群众的集体形象，而没有描写一定的主角，这因为当时他认为“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作品触及了时代的脉搏，值得重视。但在描写中流露出较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结构显得松散，感人的力量不太强。但是，它直接反映了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在革命蓬勃发展的胜利高潮中，及时敲响防止反革命叛变的警钟，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到1929年，作者的主要创作有《菊芬》《最后的微笑》和《丽莎的哀怨》等。这些创作，或主张暗杀，或写无可奈何地自杀，或使读者同情于流浪的白俄妇女；虽然也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的现状表示不满和进行抨击，但它们的情调比较低沉、悲观，消极因素突出。

“左联”成立前后，是作者创作的成熟期。作品有《冲出云围的月亮》和《田野的风》。

《冲出云围的月亮》是作者1929年夏东赴日本后所写，年底完稿。作品描写了三种不同政治倾向的知识青年。主人公是王曼英。在大革命失败后，她由追求理想而变为颓废没落，但由于李尚志的帮助等等原因，终于变为女工，回到了革命的队伍中来。这就仿佛月亮冲出了云层的包围放射出皎洁的光辉。

《田野的风》曾发表于1930年出版的《拓荒者》上，题名为《咆哮了的土地》。因该刊被迫停刊，小说未登完。到作者逝世以后，才改名《田野的风》出版。作品反映的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某一村庄中贫苦农民团结在农会旗帜下所开展的斗争。在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农民的思想活跃了，觉醒了，他们成立了农会，和残酷地压迫、剥削农民的地主老财作斗争；他们粉碎敌人的暗杀阴谋，焚毁地主的庄院、楼房，甚至把维护地主利益的所谓革命军的武器缴了过来，组织起自卫队，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那沸腾的年月里，真好似连土地也咆哮了起来；农村在酝酿、在爆发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作品着重写矿工张进德和地主阶级的叛逆者李杰。张进德出身农民，后来成了矿工的领袖；因反动派追捕而逃回家乡。在故乡，他已经没有亲人，没有了家。他没有更多的生活顾忌和思想负担，“干净得如一根光竹竿一样，直挺挺地，毫不回顾地走向前去。”就在革命发生严重挫折的时候，他的态度也十分坚决，他说：“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应当勇敢地干下去！”张进德是新的农民，新的矿工，在斗争中表现得沉着、勇敢，思想觉悟也比较高。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注意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加以概括、提高，因而人物形象真实感人。

李杰和张进德不同，他本是李敬斋的大少爷，但是，他和家庭决裂了。如果说，张进德的趋向革命，道路比较笔直，那么，李杰的走上革命之路，就有很多的周折。他经受种种考验，在斗争中过生活关、思想关，用自己“对于事业的热心，征服了乡下人对他的怀疑。”一直到受了重伤之后、临死之前，他仍念念不忘要把革命“好好地进行下去”，终于从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而成长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生命。

蒋光慈写《田野的风》，是由于受到当时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运动的鼓舞和影响。它热情地歌颂了农会，主张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它是继《短裤党》之后，蒋光慈创作的另一高峰。比之作者过去的创作，《田野的风》不论在思想内容、人物塑造还是布局结构上都有所突破，对读者有较强的感染力。

综上所述，蒋光慈的文学活动是多方面的；但是，重点是创作。在《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中，他说：“与其空谈说明空空洞洞的理论，不如为事实的表现”，他一方面在理论上作革命文学的倡导，但更重要的是用创作实践来贯彻自己的主张。这一特点在他的创作中体现得相当充分。

首先，在题材上，他着重表现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过去时代的作家，大都是写封建阶级的才子佳人，或者写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蒋光慈《少年漂泊者》中的汪中、《田野的风》中的张进德以及《短裤党》中的“暴民”，则是乞丐、学徒、茶房、工人以及反动派企图捕杀的“亡命之徒”，也就是说，他关注的乃是被压迫、被凌辱的劳动者。

其次，过去有些作家也写小人物，但出发点却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仅仅表现出某种浅薄的同情和怜悯。蒋光慈对“小人物”的态度和他们不同：他笔下的“小人物”，或者其实就是时代的主人，如“一个退伍归农的红军”，或者经历了坎坷不平的遭遇，在人生的道路上受煎熬，最后像百川归大海一样，通过不同渠道汇集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去。

再次，蒋光慈比较自觉地用创作来为革命服务。他的《短裤党》和《田野的风》直接反映党所领导的工人起义斗争和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运动。在《短裤党》中，他通过写李金贵的思想活动，指明江洁史（蒋介石的谐音）“现在居然变卦了”，他的军队，“谁个能担保他们将来不杀工人？”这说明作者预感到蒋介石可能要搞反革命政变。在《田野的风》里，在农会问题上，作者通过主人公张进德和李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张，后来，主人公组织起农民自卫队，在形势逆转时带队突围向金刚山（井冈山的谐音）进军。这些地方，明显地表现出当时作者思想认识所达到的高度。蒋光慈在写完《短裤党》以后说：要把自己的笔当作武器，“在后边跟着短裤党一道儿前进”。这样及时地反映革命斗争，这样积极地对待革命斗争，特点是相当显著的。

蒋光慈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免不了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首先，由于当时党的领导者曾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蒋光慈有时辨别不清，在创作中曾对某些“左”的言行给予肯定。其次，他没有认识到脑子中还有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当然也就不可能自觉地改造思想。1921年，他就说：“贝加尔湖的碧滴滴的清水洗净了我的心脏”，1924年，说自己“是一个无产者”。这是诗的语言，自然不应看得太实，但当中却有过高估计自己的地方。他的《丽莎的哀怨》的错误，和这种情况有密切的关系。从理智上说，我们相信作者憎恨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白俄。但是，从感情上说，他对丽莎的流浪处境产生了同情，潜在的人性论冲开了理智的堤坝，泛滥了出来，这就改变了作者原来的创作意图，表现出错误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此外，像《哀中国》《短裤党》《冲出云围的月亮》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调。在蒋光慈的身上，可以看出作家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再次，由于当时在部分革命作家中有一种不重视艺术表现的倾向，也由于作者漂浮在生活表面，所以，他的创作在艺术表现上的缺点相当明显，存在着人物性格不突出，生硬的议论太多，语言的形象性较差，结构比较松散等毛病，因而艺术感染力不太强。

蒋光慈在谈论《短裤党》时曾说过：“这本书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种证据，就是有点粗糙的地方，可是也自有其相当的意义。”这些话，用来评论蒋光慈的全部创作，大体上也是可以的。他的作品，尽管在艺术表现上粗糙一些，有些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但是，除《丽莎的哀怨》等少数作品以外，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革命斗争的风云，它的意义是应该给予较高的评价的。

【注释】

[1]本文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编第五章第五节《蒋光慈》，原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