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撞车》与《母亲和孩子》后，我觉得这是两篇相当成功的作品；但在理解和分析这些作品时，关于某些地方的意见和其他同志的看法却不能完全一致。因此，我很愿意把它写出来供大家参考或讨论。
《撞车》发表在《文汇报》第2卷第3期，作者是董品芬。它通过了撞车这一短短过程，写出了炕洞的转变，说明了“劳动人民是一家”的意思。作品中又引出了城乡互助问题，加以适当的解决，牢牢地和政府财经政策相配合。由于它朴素、生动的语言和老老实实的手法，令我们感到很亲切。
在《撞车》的后面，同时又发表了一篇署名“远”的《读〈撞车〉》。远同志说：“《撞车》的缺点，首先是人物转变表现得过分简单和过分表面，当炕洞听完了常保和警察同志的劝导之后，他只低头愣了一下，脸一红，笑了笑，就彻底地转变了……然而事实上，在他的内心却不是突然的，而是有过程的。”他要求作者“在常保说话中间，同时穿插着写出炕洞的内心斗争”。关于远同志这个看法，我们认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要了解炕洞的转变是不是描写得过分简单和过分表面，我们必先要了解炕洞这个人。
据作者的说明，“炕洞是获鹿城里的人，推脚推了三十多年了”，他有很直爽的性格。如他听了警察同志的话后，“低头愣了一下，脸一红，笑了笑说：‘同志们！说得对，我想错了，净是一家人，咱们走开吧！’”接着又自我介绍，一点也不勉强地指着自己的家告诉老成，叫他“恋了黑可以到我那里歇去，以后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来找我！”写出了他善良的品质。由于炕洞是这样一个具有直爽性格敢于认错的精神的人，则作者写他的转变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不能把这个情节的发展，看作思想斗争那么严重，硬套上一个公式，要炕洞按部就班地先来一回“内心斗争”才让他转变，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这只是“一件平常小事”罢了。记得刘白羽同志在一次演讲时曾说过，有些知识分子写军人冲锋杀敌时如何勇敢，一定要先写他想起在未参军以前是如何如何的受罪、吃苦；于是才拿起枪来勇敢地冲上去。他指出，这是不了解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仿佛在冲锋杀敌时一定要悠然地回想一番才有勇气似的，犯了主观上的错误。这些话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工农的阶级觉悟（炕洞的转变实质上便是阶级觉悟的提高）是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差异的。我们不能把炕洞的转变当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来看待，连一件平常小事也要在心里斗争、苦恼，甚至弄到失眠才能解决；也不能把它夸大，像工厂中的“顽固堡垒”变成为“生产模范”来处理。
远同志也承认，“炕洞听了别人的劝导后，马上认识了错误，彻底转变自己的思想，是完全可能的……”但接着又要求把炕洞的心理活动过程交代清楚，要“生动地展开一幅思想斗争的图画”——这样的要求应该是多余的。
上面说过，炕洞是一个性格直爽、品性善良的人。但在他的思想当中，“亘古就有这么一个习惯”，推小车的一向是仇视赶大车的，因为他们都是有钱的人，这件事本身便包含了一种阶级的对立与矛盾的问题。但现在获鹿县解放了，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翻了身，赶大车的不是过去的地富，而是我们翻了身的农民。可是，在炕洞的思想中一时还没有明白这点，他还以过去仇视有钱人的眼光仇视今天赶大车的农人，他习惯性地把小车和大车对立起来，并没有想到大车的主人已经不同了。因此一待常保和警察同志提及，他的转变是很自然的，不会是包含有显著的“内心斗争”过程。
这就是说，董同志描写的炕洞，是具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基础的（这并不是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机械地区分，而是为了说明的方便起见），他了解到工人和农民是一家人。而在撞车的过程中，他仇视农民老成主要是基于仇视大车而发生的。——他便是在这个基础上接受常保和警察同志的理性知识的，故较为容易。
《母亲和孩子》这篇作品却刚好相反，作品的主人公杜慧芝是一个大学生出身的革命干部，对革命的认识只是一套模糊和概念的理论。因此，一触及实际问题，便感到痛苦不能解决。对于这种类型的人物，作者在描写她的思想转变时，必须是通过具体的事实来教育，而不能单靠理论的说教。
作者韦嫈写杜慧芝的转变是相当成功的，主要便是能掌握上述的原则，安排她接触到、明白了更多活生生的事实。作者处处拿别人的思想与行动与杜慧芝进行对比，把它当作一面镜子，照着了杜慧芝灵魂的深处。不是么？农民为什么吃粥也交好公粮？不正是为了革命的进行！别人也一样是母亲，有儿子，但大娘答应了儿子李大来的请求，送他去参加人民解放军；桂芬为了伤病员的安全，亲手捂死了自己的小儿子；就说杨华吧，可不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但在革命的战斗中，她改造了自己，到了危急的时候，能安心地留下自己的女儿兰兰。这些事情，在杜慧芝的脑子里起了作用，最后令她想通了：为了革命，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作者通过几种不同的母子关系，突出地描写了杜慧芝并深刻地影响了她，使她理性的认识和感性的认识得到了初步的结合。由于人物性格发展的自然，没有空洞的说教和架空的地方，故《母亲和孩子》是一篇相当成功的作品，对读者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但是这篇作品在写人物思想转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存在着一些缺点呢？我们觉得是存在着的。在这里只打算拿出一点来讨论，便是作者强调农家脏、不卫生这种写法是不是恰当的呢？
《母亲和孩子》共六章，在第二章中作者很用力地去刻画大娘家的情形。当杜慧芝一进入门槛“就能闻到一股常年不透空气的怪味儿”，整个屋子也是家具乱堆，横七竖八的不顺眼，“抬头一看两头壁上涂满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臭虫血”。作者的描写还继续下去，他写大娘把沾满沙土的生枣抓给她的儿子桐桐，桂芬把冷窝头给桐桐吃，而且装着豆酱的小碟子也是“四边结了一层厚厚的干酱，根上还沾着泥土”。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些是非常用心去描写的，有意或无意把它当作杜慧芝思想矛盾的主要条件来提出。
杜慧芝在处理孩子的事情上发生别扭，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觉得杨华在车上所说的那段话是解释得很好的：“大家都一样，这次‘情况’也不会闹得太久，敌人即使到这儿也留不长，咱得想远点，革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人要经受得起考验，忍耐点儿，我相信你会克服这种情绪的。”杜慧芝也说：“可我就是不放心，真不知道小桐桐放下来了，我怎么能过日子！”这都点出了问题的重心，但作者却不掌握着它加以描写，而转过笔锋过分渲染大娘家的肮脏，在后来又不能针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加以解决。我们觉得这个作品比较重要的缺点便在这里。
齐谷同志对这点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当时的情况需要把孩子坚壁到老乡家里去，而农家脏则是事实，正是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发生了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矛盾（脱离具体问题的抽象的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的矛盾是从来没有过的）。而杜慧芝的……把卫生问题看得过分严重，因而不愿意坚壁孩子，正是她把个人利益放在革命利益前面的具体表现……”（《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第26期）
当然，本质的描写必须要通过现象才能表现出来，但是抓住了现象的一点来代替本质，我们认为是有问题的。一个作者，他的责任便是从生活的复杂现象中，指出并说明它的本质，而不是把复杂的现象罗列在读者的面前。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作者不要把问题停留在现象的表面上，模糊读者的认识，而应深一层触到问题的核心。
《文艺报》第2卷第9期耿议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关于如何处理人物转变时的矛盾的。编者在这位同志提出的问题后面附有几句话：“……有不少写人物转变的作品都有这样的情形，往往在作品的前半篇比较生动地描写了思想矛盾，可是写到人物转变时，往往就离开前面所提出的思想矛盾，单从表面上去解决问题，实际上，问题（思想矛盾）并没有解决，因而，作品的教育作用就受到损害。……”这些话虽不是完全适用于评价《母亲和孩子》，但倒令我们想到，作者强调农家不卫生，想加强杜慧芝思想矛盾的表现，并不如齐谷同志所说，“正是她把个人利益放在革命利益前面的具体表现”，而是作者提出杜慧芝的思想问题时太过于表面了，因而在后来他就不得不“离开前面所提出的思想矛盾”，显出问题的提出和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很好的联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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