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火车头》

《光明日报》编者按：《火车头》小说出版后，各方反应，意见极不一致，本刊今发表蒙树宏先生来稿，希望引起讨论。

《火车头》是1950年中出版的较好作品，作者在本书中，首先写出了工人阶级的远见和伟大的创造力。工人是聪明的，任何的工作，尤其是工厂中的工作，要不是依靠工人群众，那必然遭受失败。作品通过具体事实说明了这个真理，同时批评了以刘国梁为代表的官僚主义、经验主义的作风。

书中的主人公李学文是一个脾气倔强，富有创造性的铆工。他是一个有很高手艺和敏慧思想的工人，在沈阳解放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用电焊割开锅炉板，创造了水箱（当电解槽来使用），克服了缺乏氧气的困难；试制成功电焊条，解决了东北当时缺货的问题；同时又领导别人创造了一桶乙炔气只需要七斤电石的最高纪录，替国家节省了不少的财富。

曾经有一位同志说过，《火车头》写的是1948年至1949年间的事，那时沈阳还是刚解放不久的新区，像李学文这样的人恐怕不现实。是的，像李学文这样的工人，可能当时在事实上是少数，或还不存在，但作为一个作者，是绝不能受事实所束缚，而是要比现实站得更高更远，在现实的可能性上，塑造作品中的典型。法捷耶夫曾说过：“……我们所称之为革新者的人，他首先要在生活中发现新事物，发现了之后，同时还要在它的发展中，把新事物艺术地表现出来。”——一个作家不只是写出大家都看得见的东西，而且要善于“在生活中发现新事物”并且把它表现出来，这样作品才有更大的教育意义和起到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因此，作者处理李学文这样优秀工人的出现是对的。

草明同志便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她的创作。基于此，我们才可以较接近地了解作品中的主人公。李学文说：“大家往好处学，大家往高处提，嗯，这样，咱的国家兴许能早几天工业化。”当李树洁问他“早几天工业化又有什么好处”时，他像生气地反问道：“难道你不盼望早几天实现苏联那样国家么？”他对工业化等问题也许不十分明确，但却说明了工人是知道祖国正在一天天地向着当时的苏联那样美满的社会发展着，并且为了这美好日子的到来而努力。再如他对记者小蔡说的话：“……工业这玩艺儿，一天比一天不同，你们写文章一定要叫人往高处看，往远处看，不要光看眼前的丁点。”这些都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远大眼光来；在这些话中，也可以看出草明同志的创作态度——她在工人阶级是最有远见的阶级这一原则下赋予人物以一定的性格和行动，曾多次的引用马克思的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并且让李学文也深刻地爱着这句话。是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而工人阶级正是革命的火车头。从这个地方出发，我们可以更易于了解《火车头》的主题意义。作者在《写〈原动力〉的经过》一文中所说：“我分明知道机器这玩艺儿在整个作品里所占的位置并不重要，而且并不一定全都用到，写多了还怕读者嫌麻烦。”（《人民文学》第2卷第6期）在《火车头》中，正如作者所说，她也并没有把精力过多地用于机器的描写上，这不仅仅是为了怕读者嫌麻烦，而且也是人物写得好与不好的关键之一。因为人物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作者在塑造一个典型时应该从多方面来着眼人物才能是完整的。正如写一个战士，不能老是写他在战场上的战斗，写一个学生，不能老是写他在课堂上的生活一样，要描写工人，必须从机器房扩大开来，不要让读者满耳朵轰隆隆的机器声音，或是忙于记忆那些烦琐的机件名称。要观察与描写工人的思想情况、家庭关系、朋友关系、恋爱问题等等。总起来说，人物的描写应注意他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写出人物所产生的时代与一定的环境，这样，“典型的人物”才不是悬空的，而是产生于“典型的环境”里面。

作者在《火车头》中，如对李学文，除了描写他在工厂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外，同时描写了他的家庭生活、恋爱生活等等。前者以发明、创造为重心，后者以他和金秀凤的婚姻问题为重心。从这两方面的活动描写李学文的面貌，构成了故事、人物发展的主线和副线。到第二十二章《相逢》这两条线便相交在一起，也便是全书发展的顶点。

我们知道，草明同志是很少写风景的，在《原动力》中是如此，在《火车头》中也是如此。但到了《相逢》这一章却描写了哈尔滨的街道和松花江上的风景，虽然作者的笔还是很吝啬，写得不多，而从这些描写中，确实可以烘托出主人公李学文的心境来。因为小说的故事发展到这里，李学文在生产方面创造了新纪录和有了发明（这时他以生产模范的身份到哈尔滨开会），在婚姻方面也达到了他的理想，因此在这章中以愉快的情调对风景的一些渲染是和人物性格、故事的发展配合着的。对于写风景，文艺前辈曾经告诉过我们：风景画不过是人物行动的背景，除了风景画以外还有风俗画。而在目前，还有一些作家在创作当中，关于风景的描写是很留恋的，往往把它当作独立的画面来描写，和主题的表现、人物性格的烘托缺乏有机的联系，这是值得留意的一件事。

在人物的表现上，作者时时设法从细小的情节中把他的性格写出来，如李学文想打李慕西，但人民政府团结技术人员的政策又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作用，因此他的理性限制了自己。作者写道：“他放开了拳头，两手握住小树，为的叫身子不要抖动的过于厉害。但是，不知不觉，他的手掌一动，小树就断了。那种带水分的，木纤维的帛裂声叫他听了有点痛快，稍微减轻了他的愤怒。”从上面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他心中理性和感性在激烈地战斗着。再如215页：“……狠狠吸了几口烟，不知不觉把烟头嚼得烂烂的，舌尖觉得一阵苦他才把烟丝吐出来。”把一种心乱如麻的心情表现出来，活画出李学文想借“把烟头嚼得烂烂的”的下意识举动，狠狠地“去杀死心里面的爱情”。

此外，工会主任方晓红也写得比较好。在李树洁厂长未来以前，作者把她当作党的代表人物来处理，她的作风比较慎重与踏实，活泼并有朝气，能够代表我们女干部同志中的进步的、积极的品性。

我们并不是说作者在处理《火车头》中的人物是完美无缺的，也许刚刚相反，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其中，比较严重的缺点是党的领导写得不够，某些地方不只是党没有起领导作用，而甚至走在工人后面。如刘国梁的搞副业生产，工人早就看出这个毛病，表示不满，他们说：“这叫放走骆驼抓蚊子！铁路工厂到底是个铁路工厂呀，修几部汽车又顶个啥？”“人没添，还给内燃分厂抽走……把这些人都撵去修汽车；完了，挣回来钱到外国去买他妈的几个火车头交账不更干脆。”而党的内部，却没有人起来和刘国梁这样的错误倾向作正面斗争（只是作者交代了一句，说这意见“遭到同志们热烈反对”），这显然是不符合我们党的方针与政策的。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党的领导和教育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否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虽然草明同志想通过方晓红这个工会主任的描写来反映党的活动，如她对李学文的鼓励和帮助等等，但这些比之实际情况来是很不够的。如“班长林忠秀让各个小组竞赛，看哪一个小组最能节省，最能利用废料，所以工人一见废料立刻就收拾起来”。但工会主任方晓红并不知道这件事，没有鼓励及推广这种模范的做法。再如刚解放的时候，工人一共增加了22440个工时，而这些却是自发的，党在这方面并没有号召和组织，李学文被分配去做电焊条的工作，完全不适合，但党和工会并没有发现这个不妥当的地方并及时纠正。由于党在领导上有这样多的毛病，故工厂在领导上作风的转变，管理方法改进便没法写了，到二十一章才很匆忙地出现了“大转变”。作者求助于李树洁这个人物来纠正工厂中的偏向，省事固然省事了，但这种避重就轻的偷懒方法，往往削弱了作品的说服力。——没有党的领导，工人生产的热潮是发动不起来的，就是能够起来，也是不能持久的；至于工人的发明、创造更不用说了，没有党的领导（或是领导得不够），是不可能的。

附带要说及的，是作者把工人发明和创造写得太容易了。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是下列两点：一、作者过于强调工人阶级的智慧，不了解或忽略了工人的发明、创造是和党的领导、不断地克服困难的毅力分不开的。二、也许是作者避免过多的技术描写，怕读者嫌麻烦，因此很多地方只是情节的交代，而没有说明克服困难的经过，令读者看下去有些概念化。如李学文领导别人创造了一桶氧气只需要七斤电石的最高纪录，作者一点也没有写他创造的经过。我们觉得，要写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力，应该足够地写出他们的发明、创造必须具备的社会条件，这样，主题意义才能更完整、更有说服力地表现出来。

（原载1951年6月2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