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需要有新的突破。为了突破，对当前的教学现状要摸一摸，做到心中有数。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可以说是起死回生：“左”的政治紧箍咒开始被排除，不少禁区被突破；大量作家重新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应有的地位，结束了“有帅（作为统帅的鲁迅也是被“四人帮”恶意地加以歪曲的）无将”的不正常局面；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得到了恢复和发扬。这和六七十年代之间那段时期比较起来，真是面貌一新。
但是，从若干院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情况看来，有一些问题应引起重视。例如有同学说原以为这门课很有艺术，但听起来却不大有意思；一位“双肩挑”的教授曾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看成是没有什么滋味的“清汤寡水”。这些意见似乎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类反映和看法，对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些老师发生了影响，认为这门课的教学很难上去，只能这样讲，似乎它确是“清汤寡水”，教师是无能为力的。
当然，这门课论述的主要对象，是新文学开创期的作家作品，除了少数大作家以外，成熟、丰厚的作品不很多。有些作品写得比较浅而露，经不起咀嚼；有些作家的创作，过去长期被封闭，初看产生一种新鲜感，但多看一些，又觉得很少变化，显得单调。加上文字没有很大障碍，和古代文学不同，同时，离开当前已几十年，读者对所反映的问题大多数没有切肤之痛，不能像当代文学那样，易于使读者产生亲切感和共鸣。这就使得同学们对作品的兴趣减低了。如果评价偏高，还可能会引起一些反感。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确乎产生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有突出成就的大作家（“现代”才三十年哪！而清朝有近三百年的时间，在文学史上有巨大贡献的，也不过是曹雪芹、吴敬梓、孔尚任等一二十人而已），他们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崇高的地位，在全世界也有影响。新文学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和马列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我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密切不可分；在白色恐怖弥漫的20世纪30年代里，飘扬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鲜艳红旗；在1942年以后，文学创作更出现了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现代文学，既有对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的继承，也有对外国文学的汲取，显得相当丰富、复杂：“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在20年代平行发展、殊途同归；从创作原则、精神、方法、手法来看，以鲁迅为例，就使人感到眼花缭乱：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以浪漫主义精神为主，而1911年的《怀旧》，则完全是现实主义的了（这属于近代文学的范围）；在五四运动高潮过去后，他主要以现实主义手法写了《彷徨》，又主要以象征主义手法写了《野草》。以《野草》而论，当中的情况也多种多样：《风筝》是现实主义的，《淡淡的血痕》主要是浪漫主义精神，而《秋夜》《过客》《墓碣文》《影的告别》等则主要是象征主义的了。这一切都说明，现代文学有丰富的内容，教学大有用武之地。（当然，1978年武汉会议所订的综合大学中文系教学方案所规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时数，可能多了一些。有些院校所讲授的作家偏多，把一些特点不很显著的作家也介绍了。）既然这样，它还被人视为“清汤寡水”，这除了论者的偏见，从我们的主观方面来看，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研究工作没有跟上去，把丰富、复杂的现象讲得过于干枯、简单，使人感到平和浅。这如同熬骨头一样，火候不足，味道出不来，于是，汤就清，水就寡了。
我想，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现代文学作品选、一般文学评论的谈作家作品应有所不同。我们不必千篇一律地讲作家生平，分析思想性、艺术性，分析主题、人物、结构、语言等等内容和形式的因素，而应该把文学现象放在“史”的线索上来考查，突出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要就事论事，要阐明和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比较起来有什么新的突破、新的贡献。同时，在强调“史”的线索的同时，也要尽可能把讲授和当前报刊争论的问题结合起来——这不是说，讲现代文学史应该大讲当前的文艺论争，而是说，讲授时，要有内在的针对性，这样，才能更好地联系实际。当然，文学史教学和一般的文学欣赏有所区别，前者重在总结规律、经验、教训；就是不大好的作品甚至反面教材，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也不能因为“不感兴趣”而不加以研究。例如公式化、概念化比较严重的作品，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作品，虽然内容单薄、枯燥、错误，但是，如果成为一种倾向时，我们也有必要联系当时的政治、文学思潮和作家的个性特点，确切地指出这类问题的性质和产生的根源。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许多学科一样，都要求提出新的观点和拥有新的材料（有些老师还有论述严密简练、讲授生动活泼等优点）。这是对我们很高的要求。如果安于“清汤寡水”，就会放弃自己的主观努力。例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现代文学史上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这一部分，老师往往觉得难讲，采取回避的态度，不作努力，矛盾自然无法解决。有的同志不是这样，而是一面深入同学当中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思想特点，一面翻阅当时解放区的文献、论文和创作，掌握第一手东西；上课时则用《讲话》之矢去射文艺思想之的，针对他们的具体问题来立论，启发同学们思考问题。他们把1942年前后的暴露文学和1978年、1979年前后的伤痕文学加以比较，把“写光明为主”和鲁迅在旧社会反对在黑暗现状面前闭起眼睛的团圆文学，赵树理在新社会提倡以现实生活为根据的团圆文学联系起来，从而活跃了思路，提高了认识，产生温故而知新的效果。加上同学们又学习了过去没有接触到的史实，所以，虽然他们对《讲话》的认识并不完全统一，但普遍地感到在思想、知识上有所得。教师从而也增强了教好现代文学史的信心，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入实际，刻苦钻研，启发同学们思考问题。如果四平八稳地论述《讲话》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等，就会显得呆板，缺乏新鲜感，从而不可能产生这样积极的效果。这说明有些院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有所突破，积累了经验。若干部分可以突破，其他部分也是可以突破的；一些老师能够做到的，我们经过努力也可以逐步做到。正如俗话所说的：事在人为！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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