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即土地革命后期直至抗日战争时期,约10年左右时间,毛泽东的著述活动内容丰富,成果空前。他已经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和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
这主要因为,第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形成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国情和革命规律的认识逐渐成熟,毛泽东在主观上具备了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的条件;第二,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明显改善了著书立说的物质条件,客观上允许他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理论研究;第三,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和“打日本,救中国”的强烈使命感,激励着毛泽东的写作欲望。这些因素,决定着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写作文章的数量猛增,而且文章内容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方面。但是从总的比例看,毛泽东关注与思考的重心及其著述的主要方向,是在抗日救国、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而努力的方面。当然,党的建设、哲学研究、经济、文艺等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正如他在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回忆的那样: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1]
正确的理论来源于丰富的实践。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同样离不开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他在延安时期写下的一大批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重要著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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