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方式属于语言表达层面的问题。为了更加丰富地表达文章的思想内容，以便读者更加深刻而方便地理解文章的内容，作者往往需要借助不同类型的表述方式。而在不同表述方式之间，就需要安排一个过渡环节，使表述方式的转换更加自然顺畅。毛泽东运用过渡成功实现表述方式的转换，有多种情况。比如，有从总述到分述的转换，有从抽象论述到具体论述的转换等，保证了论述方式的和谐顺畅，为更好地表达思想内容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一）从总述到分述的过渡
《评战犯求和》一文，是毛泽东于1949年1月4日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评论，旨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和谈，掩盖其保存反革命势力和美国在华势力、俟机卷土重来的罪恶阴谋。
在文章第一段中，毛泽东采用了概括论述（总述）的方式，其主要内容是引述了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求和声明中的一些假惺惺的混淆视听的语言，以便人们了解蒋介石恬不知耻的嘴脸，也使人们知道这篇新华社评论的由来。这相当于为下文展开具体批驳立起了“靶子”。随后毛泽东指出：“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他接着写道：
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2]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蒋介石此时发表求和声明，不过是一种“障眼法”，包藏着极其阴险的祸心，总的来说，是在“和平”的幌子后面，俟机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垂死挣扎。
人们不禁要问，蒋介石求和声明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一些怎样的货色呢？其实，这正是毛泽东在后面准备具体评论和批驳的内容。应该如何引出具体的批驳内容呢？
只见毛泽东笔锋一转：
蒋介石供认了匪帮们的整个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如下……[3]
这是一句过渡语，使文章从对蒋介石发言的反动本质的概括揭露，转到对蒋介石所谓和平宣言的逐条抨击。它对文章所发挥的承上启下作用及其对读者的阅读提示作用都非常明显。有了这个过渡，文章实现了从总体论述到具体论述的顺利转变；有了这个提示，读者会更加关注以下的内容，以便了解蒋介石和平宣言的全貌及其主要之点。这个过渡句发挥的提示转折与导向作用对于全文来说，是不能低估的。
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写于1937年9月 7日。该文也巧妙地运用了过渡艺术。请大家先来欣赏文章的开头：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团结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4]
很明显，毛泽东在这里从总述开始，说明了开展思想斗争的重要性和自由主义的严重危害性。
按照常规，以总述开始后，就应该采用分述的形式。
怎样实现由总述到分述的转变呢？只见毛泽东顺势写下这样一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然后，他开始具体阐述了自由主义的一系列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这是第十一种。
很明显，毛泽东运用“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一句话，在总述和分述的两种表述形式之间，搭建了相互衔接的一座“桥梁”。这不仅使得文章的前后内容自然贯通，完成了表述形式的和谐转换，而且向读者提示了下文的基本内容。由此看来，这个过渡段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
毛泽东在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多种表现（分述）之后，在准备对自由主义展开彻底揭露和分析批判的“总攻”（总述）之前，概括地指出：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这又是一个过渡段。从表述方式来说，是从分述到总述之间的过渡。从其具体功能来说，既是对上文的总结，发挥了承接作用；又是对下文的领起，起到了必要的铺垫作用。所以说，这个过渡段也很有必要。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也有巧妙的过渡。他在文章的前半部分，概括论述了湖南农民运动发生、发展的基本情况，提出了针对农民运动的不同态度。在叙述农会领导下所做的14件大事的时候，毛泽东运用了具体叙述的方式。
在展开具体叙述之前，毛泽东这样写道：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地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5]
这是先总后分表述方式之间的过渡段。它把文章前后内容有机地衔接起来，使文章的整体感更加突出。
（二）从抽象论述到具体论述的过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第四部分，在抽象论述了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以及应该进行文艺问题的两条战线斗争之后，恰当地安排了下面一个过渡段：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略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6]
然后，就由比较抽象笼统的论述转入了对文艺批评中的“人性论”“人类之爱”“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等错误思想的具体论述和连续批驳。这个过渡段，既反映了文艺作品中存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脱离的客观现实，也引出了对文艺批评中诸多错误思想的具体批判，这样就把讲话的思想内容引向了一个新的深度。
总的来说，毛泽东的文章过渡艺术，自然和谐，转折顺畅，巧妙多变，既在情理之中，又充满写作智慧的火花。正是这些过渡部分，好像为文章的整体与部分之间、层次与层次之间、段落与段落之间以及不同的表达形式之间添加了“润滑剂”，使得文章达到了文意畅达、上下贯通、转折自然的艺术效果。
[1]《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859页。
[2]《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四卷，1381页。
[3] 同上，1382页。
[4]《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二卷，359页。
[5]《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卷，22页。
[6]同上，第三卷，8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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