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长安诗成剑

十年长安诗成剑

杜甫的一生是悲苦的，即便是奇遇也给他带不来任何好运。他只活了五十九岁，人生正值壮年，却身心交悴、穷困潦倒而草草了却。一代诗圣的个人遭遇值得后人欷歔，但其诗歌创作却为后世敬仰。

杜甫的一生其实就是整个大唐帝国由盛及衰三百年运命的缩影。长安十年的冷遇和贫困把这种悲苦注入到他的诗韵里，沉重郁闷的情绪就像炉火一样使得他的诗锋锐利如剑，直刺腐朽的大唐王朝。最典型的就是这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诗作，可以说这首诗就是大唐兴衰的揭秘史。

杜甫是河南巩县人，他生于盛世之初。他出生的那一年就是李隆基登基当皇帝的那一年。但就是这样一个黄道吉日也没有给他带来好运，相反在而立之年，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远大理想的他却屡屡受挫，备受打击，落得个穷困潦倒难以聊生的地步。但是，杜甫是那种愈挫愈奋的倔犟人。他不去刻意适应那个时代，而是一相情愿地指望李隆基能够一下子发现他这样的奇才，给他以权柄，让他来治理这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大唐帝国。“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他知道自己已经是那种大而无用之人，但是他坚定自己的追求不改变。从这个层面上说，与其说是时代给予了他的不公，还不如说是他自己选择了命运的多劫。就是这样的遭遇，成就了一代诗圣，留下了千古绝唱。长安这十年的人生经历，让杜甫既经历了开元盛世的辉煌，又经历着天宝乱世的凄惶。杜甫最终把全部的理想和壮志付诸东流之后，客死在没有归宿的船上。他在《别苏傒》一诗中写到“昔日怜才命，居然屈壮图。”想起自己当年恃才傲物，竟然委屈了一生的壮志，难免多少有些感慨，多了些沧桑。但是，在漂泊中艰难生存的他在漂泊中困顿而亡是一种命定。到了公元907年，唐帝国也在漂泊中困顿而亡，就更是一种命定。一代诗圣让历史在他的诗韵中散发出浓浓的墨香，我们是该感谢那个时代呢？还是不要忘记那样的悲苦？

三十五岁前，杜甫一直远游吴越、齐赵一带。而这三十五年正是大唐的鼎盛之年，即“开元盛世”。当他踏进长安的时候，历史出现拐点。李隆基和他的帝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中国历史迎来了空前最高峰。潜在的危机也在层层突破，寻求外显。李隆基开始喜好仙术，张九龄被罢官外放，李林甫独霸中枢。李林甫简直就是儒家学子的天敌，靠科举入仕已经成为天方夜谭。他扳倒张九龄就意味着这样的时代已经开始。随后的安禄山叛乱，则是大唐由盛及衰急转直下的新的时代的开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杜甫开始经营自己的仕途。这位年轻的诗人盛世而生，背时求存。开元二十三年，李林甫进中书省，二十四岁的杜甫返回洛阳参加进士考试不第。这个时候张九龄是中书令，但是杜甫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仍旧醉心于他的壮游。“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恈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又是十年壮游，才返回长安，已经三十五岁的杜甫开始结交汝阳王李瑨、驸马郑潜曜、岑参、郑虔、王维等政要和诗友。第二年，玄宗下诏招贤，杜甫和元结应试，但是李林甫却搞了个“野无遗贤”，把应试举子全部拒之门外，还向玄宗上了贺表。第三年，杜甫在长安的生活就出现了困难，开始到处求荐，没有结果。有赠韦济的几首诗，表达自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指责现实存在着“纨绔不饿死，冠儒多误身”的不公平，而自己已经沦落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尴尬境地。

杜甫的求荐没有任何结果，生活更加困难。四十岁的时候，献《三大礼赋》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诏集贤院。但是境况并没有因此改变，身体也跟不上，患了疟疾，到了冬天，连换身衣服都没有办法了。“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如此穷困潦倒，恐怕连个普通市民都不如了。杜甫再次向京兆尹鲜于中通求荐，而鲜于是杨国忠的人，杜甫竟然写了《丽人行》讽刺杨氏兄妹，结果可想而知。他又向哥舒翰求荐，想到边塞谋求出路，也没有结果。而且，当时的杜甫在诗坛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影响。殷璠编《河岳英灵集》诗选，李白、高适、岑参等二十四人入选，没有杜甫。四十三岁的时候，得到老友苏常的资助，定居长安，偏逢六十多天的秋雨，住的房子颓毁殆尽，只好把家搬到奉先安置，自己再次回到长安，寻求入仕的机会。四十四岁的时候，在郑虔和苏源明的帮助下，搞了个河西县尉，不去；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也就是个兵器库拿钥匙的差事。就在这一年，他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铿锵铁句。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终于锻炼成一把利剑，刺向那个大黑暗的时代。安禄山也在这一年举起了反旗，大唐开始为自己的腐败付出昂贵的代价。

四十五岁这一年，杜甫携家眷逃难，还只身往灵武投奔新帝肃宗，却被叛军抓获，带回长安。至此，在长安十年，杜甫可以说一事无成，只有几首诗写得掷地有声。随后，他离开长安，官先后做过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结交了宰相房琯、节度使严武，跟高适在四川有过一段非常美好的交往。五十九岁的杜甫已经没有着落了，开始以船为家，为生活到处找朋友接济。他舅舅崔玮摄郴州刺史，叫他过去，可是沿途水大难行，险些饿死在船上。他只好改道岳阳，但还是没有逃过此难，困饿交加，客死在了去岳阳的船上。

十年长安的困苦经历让杜甫吃了不少苦头，但是更重要的是让杜甫找到了大唐繁华背后的隐患，那就是国富而民贫，官亲而士贱曰老百姓短衣缺食没有人管，寒士学子入仕没有渠道；官以搜刮民财争功邀宠，国以奢侈铺张炫耀豪华。没有人去倾听民间的疾苦，没有人呼吁贫富悬殊，贵贱悬殊必将导致国破家亡。在那个时代里，只有杜甫一个人发出自己最微弱的声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这是这个盛世最不谐和的声音，也是最真实的写照。杜甫的一个孩子饿死了，一家居无定所，漂泊流浪。连杜甫这样享受特权不纳赋税的官宦世家都已经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更何况一般平民家庭该怎么存活？他强压着心中的悲哀，想到了失业流民和那些守边士兵们家庭生活的艰难。他个人的悲哀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为什么一个强大的帝国就这么轻易地衰败下去，而且一蹶不振呢？这首诗就写在安禄山反叛的前夜，为后人了解这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提供了深刻的社会背景、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

安禄山叛乱开了军阀割据的恶头，但没有要了唐王朝的命遥一个主要原因是安禄山替李隆基的弊政担了责，杨贵妃替李隆基的淫威担了责。普通平民对大唐还有感情和期待。还有像杜甫这样“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士子对这个帝国的感情和期待。但是，谁也改变不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局面。至于杜甫就更无能为力，因为他是这种弊政的直接受害者。他能做的就是用诗来真实地记录下历史发生的一切。

如果没有杜甫和他的诗，我们就很难理解宇文融当时推行的括客刮民政策导致的国富是怎样以民贫为代价的。而这个人就是靠这项政绩一步步当上了宰相的，尽管只有一百天的光景，很短。也很难理解张说、张九龄等人对宇文融、李林甫的排挤不仅仅是士子与官宦之间的朋党之争。官场有很多的说不清，但也很有说头。而我们读杜甫的诗就像是在读当时的一则新闻报道一样，现场感始终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一个盛世就是这样衰败的，有诗为证，有杜甫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