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从政的那些事

孔子从政的那些事

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周王朝已到末路，诸侯国纷纷拥兵自重，不拿周天子当回事，政局混乱。他出身也很卑贱，生下来却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给人家放过羊，喂过牛，打过钟点工，生活很贫困。十四五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邻居看到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太过可怜，就告诉他是士家叔梁纥的儿子（私生子），具有贵族血统。无助的孔子一听说连孝服都不脱，就要参加人家鲁国宰相季氏的家宴。结果非但没有进门，还遭到季氏家臣阳虎的一通奚落。这很伤孔子的自尊，也让孔子意识到光有贵族的血统是不顶事的，还必须要着手学习做官的本领，从此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二十岁左右，弄到了给季氏做账房、管牧场的吏差，半工半读。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他还算幸运，有了学习做官的条件。

孔子很快就发现礼教荒废，无人能继，活跃在诸侯间的家臣，以及家臣的家臣一夜间可以攫取权柄，但在礼乐诗教上一窍不通，特别是在重大的外交活动场合上，弄不好很丢面子。于是，孔子开始潜心学礼，在诸侯间谋求自己的仕途。经过大概十二年的苦学，孔子在当时已小有名气。二十七岁时，郯国国君郯子接受了孔子的访学，标志着孔子的学业基本完成。

孔子一生中真正从政的经历满打满算只有五年。大致上从公元前501年到公元前497年，当时的鲁国正处于鲁定公时期。孔子虽然有贵族血统，但是没有贵族势力，委身于执掌鲁国国政的季氏家里当小吏。即便是小吏，在当时也是学习做官的主要平台。促使孔子登上政治舞台的主要有两个贵族势力。一个是鲁国大夫孟僖子，一个就是鲁国国相季桓子。

公元前518年，孔子34岁，孟僖子临终前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拜孔子为师学礼。这是决定孔子政治前途和终生命运的大事件，在当时也算轰动朝野。孟僖子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陪鲁昭公出访郑、楚诸国，因不懂礼节而大出洋相，君臣很丢面子。（当时周天子之礼一般不允许诸侯国用，但是诸侯国各各摆谱，竞相使用周礼，却又没几个懂得。）鲁昭公干脆派孔子公费出国到周天子那里深造，还拜见了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孔子从此声名鹊起，颇受诸侯待见，甚至都以待见孔子为时尚为荣耀。

第二年，鲁国发生“斗鸡之变”。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变，引火绳竟然是季、逅两家的鸡打架。可见世卿大夫们很是无聊，也很无赖，竟然会因为两家的鸡大打出手，直至演变成一桩政治事变。鲁昭公因此流亡到齐国。孔子随后也从周国到齐国发展，投靠齐大夫高昭子为家臣，做了属大夫，挤进了贵族班列。镀过金的孔子，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景公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政在节财”，齐景公便想封他为有采邑的贵族，宰相晏子坚决反对，孔子狼狈离齐。当时诸侯国内的世卿比国公更能左右时局，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这一点恰好就是孔子最看不上的，最痛心疾首的“陪臣执国命”的时弊。齐国受挫，他只好回鲁办学好多年。这期间，鲁昭公死了，没有人纪念他，邻国惊异，孔子沉默。礼坏乐崩竟至于此。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季平子（这个给自家的鸡都要争个高下的主）死了，他的儿子季桓子还能继续执政，可见鲁国公室已成为附庸。更甚者，他的家臣阳虎开始摄政，召孔子出仕为官，孔子应而不行。由此让我想到的是周公创立的宗法制和分封制本身的历史局限，分封制其实就是把一个西瓜不断地切分，到头来切西瓜的人就会没有西瓜吃。宗法制不过是分封制的一个分配方案而已，宗主国到头来必然成了个光棍蛋。这个阳虎就是当年奚落孔子的那个人。但这不是说孔子记仇，定公八年，阳虎打算给鲁国大夫重新洗牌，也就是历史上的“阳虎去三桓”，给季氏、叔孙氏、孟氏三大家族换人换主。孔子有些心动，准备应阳虎的同党公山不狃的召唤。学生子路进行了坚决地干预和阻止。逼得孔子说出了藏在心里的一句话：“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鲁就在山东袁可见孔子并不是周王朝的铁杆追随者，而是想把鲁国建立成一个像周王朝一样的王朝。在一个霸主时代里，孔子做着一个宗主时代的梦想，他的政治野心显然要比管仲膨胀很多。

这一年他五十岁，他说出了他的政治主张，但是他身在新时代，向往旧王朝，注定了他一生的政治命运都将是不幸的。在他心目中，一直有一个过了时的政治楷模周公，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他。他难免犯糊涂。然而，阳虎的阴谋好像一夜间就失败了，逃到晋国赵简子门下，历史没有给孔子这个不光彩的机会，却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幸运。“赵氏其世有乱乎！”孔子听到阳虎叛逃的消息后，及时发表了他的时政评论，表明了他对阳虎的基本看法。阳虎本来就是一个乱臣贼子，谁收留他谁倒霉。孔子这样说，引起了鲁国贵族们高度关注，也掩盖了他与阳虎企图同谋的心迹，并为自己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

幸运终于眷顾了他，也许是让他的失落更加深刻，毕竟幸运降临。几乎是在孔子的话音刚落，连他本人都弄不清是咋回事的时候，鲁国的政界很快达成一个共识，请他出山，收拾阳虎搅乱的残局。鲁定公如他的前辈那样直接授予他中都宰，一年后为司空，再为司寇。连升三级，步步高升，真让人晕，不知当时的孔子是怎样的一种心态。五十一岁的他时来运转，平步青云，究其原委，大概是鲁国这三大家族经阳虎一折腾，都元气大伤，尤其是执政的季氏，已经远不如参政的孟氏。而两家谁也拿不下谁，这时候孔子就成为两家最合适的筹码。因为孔子做过季氏的家吏，又做过孟氏的先生袁本人又是当时的社会名流。但是，孔子毕竟是孔子，即便是抓住了一根稻草，在他也是一次不可丢失的机遇。他一上任，烧了很旺的“三把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司马迁说他为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大概是指他一上任就制定了以“四寸为棺，五寸为椁”为主要内容的丧制，很快在各诸侯国推广开来。他在“夹谷之会”的外交活动中也有非常表现，深得鲁定公与国相季桓子的赏识，五十二岁的孔子取得了“摄相事”的权利，代季桓子行使宰相的权力。身为摄相的孔子全力发动了“堕三都”的重大变革，企图废除家臣执政，恢复国君的权利和尊严。季桓子对孔子深信不疑，他当然同意，这是巴不得的好事。孔子还诛杀了一个一直对他不满的政敌少正卯，利用“堕三都”的机会分别重用两个学生子路为季氏宰、公伯寮为费都宰。孔子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权相”。

“堕三都”是孔子短暂的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件大事。一开始还算顺利。由子路为帅统兵先灭掉的是逅都，这是叔孙氏家臣把持的城堡。再灭费都，这是季桓子的家臣公山不狃把持的城堡。公山不狃就是密召孔子跟阳虎同谋要给三大家族洗牌的那个家伙，阳虎跑了，他却不跑，可见实力很不一般。公山不狃恶人先下手，直接奔袭国都曲阜，险些灭了鲁国。孔子还真行，不但解了国都之围，而且大败公山不狃，使其逃亡齐国。剩下最后一个城堡叫成都，是孟懿子的家臣公敛处父，这个人恰好又是平定阳虎之乱的功臣，也是孟氏的一支主力。此人很有政治头脑，对孟懿子说：“灭了成，就是给齐国打开了我国的北门。而且成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就没有你孟家。只要你假装不知道，我让他们灭不了成。”孟懿子这才发现，目前的实力格局对自己太有利了，干吗还要自己削弱自己呢？同时，他也发现老师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削弱他们三家，更主要的是削弱他自己，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于是就耍两面派，暗中支持公敛处父。孔子没办法了，因为“堕三都”的主要军事力量就是依靠自己的学生孟懿子的支持。如今，学生不出手，老师急得直抓瞎，甚至不惜挟鲁公亲征也扭转不了局面。这时候，格局明显对孔子不利。军事靠山没有了，政治靠山也跟着靠不住了。再加上费都刚灭，孔子就派自己的学生公伯寮出任费都宰，这样一个重大的人事任免事项看来也没有通过季桓子，引起了季氏的警觉。如此一来，孔子倾其全力“堕三都”的结局是孟氏一家独大。这在季氏看上去是一个比阳虎的阴谋还阴谋的大阴谋，尽管孔子并没有玩一丁点阴谋。孔子就这样自觉不自觉地失去了他所有的资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自己的故国，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政治流亡生活，这就是历史上孔子周游列国。这一年是公元前497年。

如果“堕三都”能如孔子所愿，历史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孔子又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孔子呢？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应该说孔子从政有思路，有胆识，有魄力，敢作为，识时务的。应该说他有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也能够抓住时机实现自己的宏愿和伟业。不管是谁请他做官，他都要这么做。因为在孔子的心目中，有一个像周王朝一样的大一统的国家，至少不能像眼下这个糟糕的政治局面。他一度想成为管仲，成就鲁国的春秋霸业，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但他终生都以周公为榜样，矢志不移，成就了一个影响千年的儒圣。

有意思的是孔子在诸国流亡中，几乎还能享受着鲁国曾经给过的政治待遇，比如在卫国也做司寇，“禄之如鲁”，只不过是个虚职，光拿工资不干活。而且卫国一直都很照顾他，以至于孔子几次返卫，都还能如故。但毕竟是寄人篱下，再加上诸侯国政局不稳，孔子多半也是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好在孔子还能以苦为乐，挺了过来。六十岁那年，路过宋国遭人追杀，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尚能自嘲；六十三岁那年，也许是他最倒霉的一年，师生在陈国一度断粮七天，他仍能“弦歌于室”。当时，冉求愤然离去，回到鲁国做官。其间，又引荐子贡等人回国做官。独没有引荐老师回国。一直到六十八岁，孔子才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了鲁国，这当然还是冉求的功劳。此时，冉求已经做季氏宰五年之多，因为没有早早召回老师，让老师心存怨恨，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孔子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仍然关心国政，而且不断推荐学生出去做官，甚至还要求做官的学生要向他汇报工作，接受他到辖区视察。他以“国老”自居，还跟鲁哀公保持亲密，出了不少治国良策。季康子多次向他问政，他都不合时宜地给予批评。但是，冉求已经很不满意他的干政，提醒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竟然大为光火，说自己做过大夫，有问政的资格，骂冉求是陪臣，只配问事。冉求也不在乎孔子的态度，坚决支持季康子推行“用田赋”。孔子甚至宣布要开除冉求的学籍，但没有人去执行。历史也厌倦了家臣的家臣没完没了地干政的游戏，选择了以冉求为代表的新型官僚（拿薪水保乌纱帽的干部）和新型的官僚体制（取消了世袭制和分封制）。

晚年的孔子是在绝望的心境中熬过去的，他给自己设计着一个结局。他以久不梦见周公为征兆预言自己的残年，还以风鸟不至和河图不现预示自己的生命终结。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不幸接踵而来。公元前483年，他69岁，独生子孔鲤死了；第二年，他最钟爱的弟子颜回死了；又一年，四不像的麟出现了，他放声痛哭说“吾道穷矣！”遂搁笔不再编著《春秋》，世称“获麟绝笔”。之后的两年更惨，公元前480年，72岁的孔子对于自己的生命已是惊人的过敏，以至于神经质一般的相信着征兆和编制着预言。这年冬天，卫国执政孔文子死了，国内发生政变，时任孔氏宰的子路是孔子最揪心的弟子。孔子断定子路必死无疑，果然子路被砍为肉酱，消息传来，孔子痛不欲生，接受不了这沉重的最后一击。我们不知道孔子是怎么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的，只知道春天来了，一个早晨他倚门而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经受过如此沉重的打击之后，用他那怎样干瘪的喉咙发出如此惨叫悲号？

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揪心的早晨啊！

这是一个无法让人承载的呼唤啊！

他的学生，鲁国新政的外交部长子贡闻讯赶来了（我宁愿相信这是他的心灵感应），坐到孔子的跟前，听他的老师讲他人生的最后一课。

“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七天后，孔子抱憾而逝。

我不知道当时子贡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孔子之后发生了什么。孔子的王朝梦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他的王道论却得到了发扬光大。

那个春天的早晨，一个老人的歌声穿越了历史的时空，留下了悲悯千年的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