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放之间抒豪情

剑旗之上立壮志　收放之间抒豪情——试论陆游爱国诗篇的意象特征

陆游是众所周知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一生创作了一万余首诗篇，近三分之一的诗篇充满着忧国忧民的激情与悲愤。“愤怒出诗人”。陆游和他同时代的诗人辛弃疾一样，立志恢复中原，保家卫国，身许疆场。但是南宋王朝偏安一隅，不思光复，贪图已有，满足半壁，主和胜于主战。自岳飞之后，主战派虽屡次进言，但均未得到当朝的认可。于是壮心难酬，义愤填膺。剑可断气不可断，身可摧志不可摧。志士仁人，眼看手中的剑已生锈，身边的马却肥死，便拿起了另一杆枪来抒情言志。抒驱逐胡骑的豪情，言恢复中原的壮志。陆游便是其中一员战将。战场上不能驰骋，诗海中却可以腾跃。现实里愿望不能实现，虚景中却一次又一次地把愿望得以表露。拙文仅就陆游的爱国诗篇如何通过虚景的建构而使得愿望得以生动地表象化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陆游是一个自觉创作诗歌的人，其“爱国主义”的诗篇均写作于他艺术创作成熟期，从而确定了他的爱国主义诗歌创作的代表性地位。

陆游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大诗人。美国汉学大家迈克尔·杜克在他的研究陆游的专著《陆游》一书中，就陆游的创作作了一个粗线条的三段式划分，以年龄为界限，更能看出陆游诗歌艺术成熟的脉络来：

16岁至45岁为第一阶段，创作近230首诗，多系格律规则，主题严肃的律诗，深受江西诗派黄庭坚等人的影响。

45岁至65岁为第二阶段，创作约2500首诗，题材明显广阔，形式也有了极大的解放，无节制。内容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激情，抒写了抗金报国、兴复中原的情怀和壮志难酬的悲情，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丰富的想象力，主要受屈原、杜甫、李白、岑参的影响。

66至86岁为第三阶段，创作约6500首诗。虽有许多表现英雄气概的诗，但主要还是宣扬道家的修炼术，养身术、梦幻、山水、田园等主题。

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比较明了地描述了陆游诗歌创作的历程，陆游从一个江西诗派的学徒成长为“爱国主义”诗歌创作的大师，应该说，从纯粹艺术的形式走向了艺术情感的完美结合。陆游的诗创作近万首，之所以流传至今，就在于他对诗的创作从一开始就非常用心。

当然，陆游不仅仅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近三分之二的诗篇多半是在写道家的一些道术。但是，陆游不论写什么，他都是一个诗人，一个自觉从事诗歌创作的人。诗的创作是一种“创造”。诗人是在“创造”着什么，而没有在“发现”或“表现”什么。如果我们从诗人的诗中得到了什么，那一定是诗人想要创造的。不要在诗中寻找诗人埋藏的结论。因为结论也许早就暴露了，但因这个结果而引发的诗人的情感形式，才是诗的本质。

迈克尔·杜克还认为陆游的诗表现出了两种对立且难以调和的持续紧张，也表现出了一种摇摆不定的倾向。他解释说：“这是追求个人自由的激情与同样强烈的报国之心，即信奉道家哲学观同摆脱儒教压抑和社会制约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欲望间的矛盾。”那么迈克尔·杜克的解释对吗？真是那样吗？

首先，我认为陆游的“追求个人自由的激情”至少在迈克尔·杜克所划分的第二阶段中的“与同样强烈的报国之心”不是对立的，也不是难以调和的。当然，的的确确是一种仅是同一种“持续紧张”。陆游的报国之心，抗金之志正是他追求个人自由的必由之路和唯一选择，也就是说，陆游把抗金报国等同于个人自由。他曾向四川宣抚使王炎建议进取中原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并写出了“朝看十万阅武罢，暮驰三百巡边行”（《秋怀》）、“铁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官虽备幕府，气实先顾行”（《鹅湖夜坐书怀》）的诗句。可以看出，陆游把个人的自由完全结合到抗金进取之中了。然而，真正成为矛盾对立面的却是现实社会。宋孝宗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最终还是主和，从而使得主战派时而看到希望，时而备受失望之痛。这是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对立且难以调和的持续紧张。是执政者的飘摆不定。但这些在陆游的诗中有了真实而生动的反映，这是必然的。而且这种反映，不仅通过一首诗，而是几首放在一起综合对照的结果。美国文艺理论家苏珊·朗格在她的《情感与形式》中指出：“在诗歌中，只有对照，没有否定。”（本文将会多次引述这部著作中的结论）因为苏珊·朗格的美学观点是主张诗歌只是一种有趣味的形式，是虚幻的表象，是符号。她说：“信念的确定不是诗人的目的，其目的是创造信念的虚幻的经验，或者说信念所获得的虚幻的经验。诗人的推论是他思考过程的表象，而紧张、犹豫、挫折或突现的才思，顿生的悟觉等等，才是其中比结论还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说，迈克尔·杜克所发现的“持续紧张”或“摇摆不定的倾向”正是苏珊·朗格所说的比结论还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陆游的爱国主义诗篇的确表现了陆游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是陆游的创造性天才标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迈克尔·杜克所解释的另一个原因，即信奉道家哲学观同摆脱儒教的压抑和社会制约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欲望间的矛盾，同样在陆游诗中是对照的结果，而不是否定的结果。因为真正得到否定的不是现实社会，更不是虚幻的世界。诗不需要否定什么。当然，一般的欣赏者，总是要求诗应该给予一种肯定的东西，应该有诗人鲜明的取舍。但是，美学的原理，虽然在哲学上是不相悖的，但美学总是要保持它自己的属性。它不愿意跟哲学完全一致，或者是哲学的附庸。它要从虚拟的世界中提供一定的秩序，让人在感觉上得到愉悦，受到激动。因此，我们说，诗真的不需要否定什么。

我之所以要选择陆游的爱国主义诗篇，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作品代表着陆游的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而且也是因为这些诗篇是诗人的呕心沥血之作，是融入诗人个性的最为充分的作品，也是诗人在艺术创作中最富创造性的探索。

二、陆游的爱国主义诗篇的意象总体上是以“剑”“旗”“铁马”为标志虚拟了一个抗击金兵、恢复中原的情感世界。同时又以“酒醉”“白首”“秋风”为辅助抒发了忠愤满膺的豪气。从而形成情感上丰富复杂，风格上兼容并蓄，别具一格的最“有趣味的形式”。

陆游论诗文主张“以气为主”。他说：“某闻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我们不妨摘录几句与“气”有关的诗句来加以对照：

1.中原北望气如山——《书愤》；

2.老夫壮气横九州——《冬暖》；

3.白发未除豪气在——《渡浮桥至南台》；

4.气可吞匈奴——《三江舟中大醉作》。

①愤气。中原望北，尽在金人，不能光复，愤气如山；

②志气、志向。立志恢复中原，恢复大宋河山；

③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老不服老，青春朝气；

④抱负。抗击金兵。“犹当出作李西平，手枭逆贼清旧京。”（《长歌行》）。

结合陆游所言，“出处无愧，气乃不挠”。我们可以理解他一心抗金报国，不贪虚功，不图虚名，不计得失荣辱，问心无愧，故而气顺、气壮，写进诗中，自然是一种豪迈坦荡之气。同时豪气还需要真情，看不到这一点，纵然写尽“气”象未必就能“豪壮”。正如苏珊·朗格所言：“诗歌总要创造某种情感的符号，但不是依靠复现能引起这种情感的事物，而是依靠组织的词语——荷有意义及文学联想的词语，使其结构贴合这种情感变化”。陆游的爱国诗中，不单单是一个“气”可以抒情言志，况且“气”往往过于直露易于现实融合，并不是很好的抽象而成的“符号”。而“剑”“旗”“铁马”这类实物，在战场上是必不可少的，但经过诗人的情感加工和提炼，进入到虚幻的经验之中，便更容易成为构建“抗金报国”的诗的世界。我们在陆游的《金错刀行》《山南行》《归次汉中境上》《长歌行》《成都大阅》《春残》等诗篇中，就会被“剑”“旗”“铁马”等极富情感变化的意象所着迷。“剑”可以是“孤剑床头铿有声”，也可以是“匣中宝剑夜有声”，也可以是“箭羽凋零剑锋涩”，也可以是“悲愤犹争宝剑寒”。“旗”可以是“古戍旌旗秋惨淡”，也可以是“旗脚倚风时弄影”，也可以是“三丈黄旗舞便风”。“铁马”可以是“追奔露宿青海月，夺城夜踏黄河冰”，也可以是“厩马肥死弓断弦”，也可以是“铁马秋风大散关”，也可以是“铁马冰河入梦来”。然而，残酷的现实却使诗人的壮志仅存在愿望之中。“醉酒”和“白首”就自然成为愿望难以实现的一种隐喻。也就是说，陆游的爱国思想没有在诗中得以表现，而是已有的这种信念都在“剑”“旗”“铁马”“秋风”“醉酒”“白首”等富于隐喻的意象之中，获得了一种“有趣味的形式”。从而使得他的诗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其他。“有趣味的形式是所有艺术的本质。”（朗格语）这就是陆游爱国诗篇最富“创造”性的贡献。爱国思想仅是诗要表现的内容，爱国激情才是诗要“创造”的主题。而这种情感，恰好就是通过“意象”来体现的。

客中多病废登临，闻说南台试一寻。

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

寺楼钟鼓摧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

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吹横笛坐榕阴。

这首诗题为《渡浮桥至南台》。时年诗人三十五六岁。我们且不说诗人通过夸张、拟人等技术手法创造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即浮桥上下，雄壮有余，南台左右，时光荏苒。单就尾联“白发”“醉吹”这种纯粹的虚幻经验的表象，一下子使得浮桥上下，南台左右，皆生苍茫，冷落之感。这是诗人创造的一种“情感符号”，并不一定要归咎于文人喜欢言老的习气。有的注家一定要句句注实，也是过于拘泥的反映论。其实，诗人此时既非“白发人”，更没做“醉吹”事，完全是在创造一种“情感的符号”。而且，类似的隐喻会一用再用。

同样的一首诗，题为《新夏感事》，也是意在“感事”，唯有从“感事”处读诗，才会理解诗的“趣味”，体会出诗人的真意：

百花过尽绿荫成，漠漠炉香睡晚晴。

病起兼旬疏把酒，山深四月始闻莺。

近传下诏通言路，已卜余年见太平。

圣主不忘初政美，小儒唯有涕纵横。

有些注家以为古代文人有喜欢言老的习气，未免避重就轻，辜负了诗人的一片苦心。我以为这不是习气所指，而是意象的需要，是“情感符号”的必然。如新夏，在陆游看来，其实已经失去了一个春天，这个春天就是诗人充满希望的一个意象，但是春天过去了，希望有所失落。“新夏”不过是失落后的希望的意象表现。故而，病起之病并非真病乃心病也，“百花过尽”能不病乎？“睡晚晴”，“始闻莺”，不都让人倍感一个“迟”字。“近传”这已是“迟到的消息了”袁“已卜余年”，迟虽迟了毕竟来了。也许现在见不了效，但谁又说再晚些年不见效呢？“余年”有望“见太平”不也是一种慰藉吗？这都是因为“圣主不忘初政美”，“小儒”感激得“唯有涕纵横”了。清代诗评家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评这首诗说：“前半新夏，后半感事。情真语朴，意境绝佳”。应该说，这句评语对了一半。因为“前半”与“后半”之分过于机械武断。感事之意，自第一句就已有了。“前半”着新夏之景并不多，而是以诗人的视、听、姿、态各占一句，无不隐喻着后半的“事”。倒不如说，前半隐喻之中渗透着深切的感受，后半“言事”之余把感叹融入了想象。

1170年至1178年，前后九年，陆游奉命入蜀，曾有机会深入前线，一度与主战派王炎共谋恢复大计。但南宋朝廷对恢复事总是心力不足，主意不足，欲战更欲和。不过按当时战例分析，南宋北伐力量明显不足，对恢复的把握也不大。这是朝廷主和派屡次成功，主战派屡次受挫的客观原因。同时，金人南下的力量也不足，自身顾及不暇，双方僵持，南北对立已成定局。主战派往往在民族大义上赢得民心，但是显然没有客观地剖析南宋朝廷自身积弱的实际。因此，这样的时代特征注定了成全陆游的诗而无法成全他的功名。这是历史的客观性。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陆游生活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必须思考那个时代的一切。如南北分裂，金人入侵，国土沦丧等时代大主题，正是他要思考的主要对象。他不但要思考它，而且不断地创造机会为自己的思考付诸实践。当然，陆游的思考也是两个方面：一是力主恢复，并认真思考恢复之策，尽管客观上南宋未必就能战胜金人，但不是没有希望，不是没有机会，没有办法。所以，他多次建言献策；另一方面，他的思考是属于情感的艺术的，即诗的创作。也就是说战场无法铺开，诗场却因此获得拓展。正如苏珊·朗格所言：“禁止诗人进行严肃思考，就要割去一整块诗歌创作的领地——深刻的、不幸的感情的表现”。陆游的爱国主义诗篇正是充满深刻的不幸的感情。《黄州》一诗就写于陆游入蜀那一年。

局促常悲类楚囚，迁流还叹学齐优。

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

万里羁愁添白发，一帆寒日过黄州。

君看赤壁终陈迹，生子何须似仲谋。

局促常悲，迁流还叹，江水含恨，天意着秋。万里羁愁，一帆寒日。此景此情，可谓悲哉。然而，赤壁陈迹和再添白发，更让陆游伤心透骨。长期奔波，壮志未成，人生已老，心悲情伤之至才说出了一句“生子何须似仲谋”的悲天悯地，忧心无望的话来。这就是陆游的以一个诗人的角色进行的严肃思考。他没有像对孝宗、王炎等的建言那样继续阐述他的恢复大计和进取方略，而是构建了一个天地同悲、万物皆愁的虚幻世界，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这就是诗，就是“情感符号”，就是跨时空而流传至今的艺术形式。

《黄州》一诗基本确定了陆游的爱国诗的基调。陆游入蜀的几年里所创作的诗歌，总体上建构着壮心不灭，豪情不减，人生苦老，忧心如焚的主题，不妨摘几句以佐证之：

天地何心穷壮士？江湖自古著羁臣。——《哀郢》

淋漓痛饮长亭暮，慷慨悲歌白发新。——（同上）

巴酒不能清客恨，蜀巫空解报归期。——《秋夜怀吴中》

最值得一提的是陆游的《醉中感怀》，这首诗无论从题目到题材，都是很精美的堪称为上乘之作。

早岁君王记姓名，至今憔悴客边城。

鹓青衫犹是鹓行日，白发新从剑外生。

古戍旌旗秋惨淡，高城刁斗夜分明。

壮心未许全消尽，醉听檀槽出塞声。

这首诗集中体现陆游爱国诗篇的一切优秀的艺术品质。从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工整的格律，优美的意象，沉郁的风格，饱满的感情，而且也体现了他在运用艺术手段创造“情感符号”的非凡经验：剑外生白发，戍旗挑寒秋，醉听出塞声，壮心难消尽的表象遥而且还体会到“诗人笔下的每一个词语，都要创造诗歌的基本幻象袁都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都要展开现实的意象，以便使其超出词语本身所暗示的情感而另具情感”（朗格语）的艺术功力。陆游正是通过这些极具文学意味的词语创造了一个诗歌的基本幻象：一个“鬓虽残，心未死”的壮士形象。类似这样的表现，在陆游的诗篇中随处可见：

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家近要离。

一搏强醉南楼月，感慨长吟恐过悲。

——《月下醉题》

山河兴废供搔首，身世安危入倚楼。

横塑赋诗非复昔，梦魂犹绕古梁州。

——《秋晚登城北门》

郑虔自笑穷耽酒，李广何妨老不侯。

犹有少年风味在，吴笺着句写清愁。

——《枕上作》

综上所举，陆游的爱国诗篇集中虚拟了一个豪情满怀，壮志难酬的英雄形象。这个形象不仅是生动的，而且是感人的。诗人通过“剑”“旗”“铁马”“秋风”“白发”“醉吹”等典型的“意象”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形象，从而使得这一形象“客观化”。无论你是否去读或是正在读，也无论你是初读还是熟读，这样的形象都很“客观”地存在在陆游的诗中，它是具有符号意义的。

也许陆游的自觉创作，还有几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陆游的诗题更直接地切入了诗的本质，如“感事”“感怀”“醉中作”“枕上作”。按弗洛伊德理论，梦是愿望之达成，也是艺术的本质。陆游是古代诸多诗人中更自觉地把诗与现实区分开来的，当然区分并不是割断。二是在构建虚拟经验的过程中，细心读者还会发现陆游在“剑”与“刀”上抽象出完全不同的情感标志。“提刀独立顾八荒”，“直斩单于衅宝刀”。“刀”在陆游的心里比“剑”要畅快得多，得意得多。“剑”是无奈的诗人，“刀”是有为的陆游。三是在陆游的诗中“铁马”也是很少的，且是梦中之马，而肥马列厩，则是“阅”历之马。眼中见的和梦中想的，都是诗人心里怨的。透过这三种现象，我们不仅看到，“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中国传统诗歌理论虽然是从“反映论”出发，但丝毫没有掩盖古代诗歌瑰丽夺目的艺术光华。“造境”理论其实与苏珊·朗格的“符号论”除了出发点上有区别之外，可以说，它们都是殊途同归。“各种现实的事物，都必须被想象力转化为一种完全经验的东西，这就是做诗的原则”。这样的原则，不是古今中外的诗人们所共同遵行的吗？

三、陆游的爱国诗篇不仅是在意象的创造上独具一格，就是在诗中谋篇布局上也是有收有放，有抑有扬，从而使得诗篇完全成为表达诗人情感的最富有个性的形式。

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一贯主张诗品即人品。人品决定诗品，诗品是人品的反应。刘熙载说：“志士之赋，无一语随人笑叹。故虽或颠倒复沓、纠谬隐晦，而断非文人才客，求慊人而不求自慊者所能拟效。”陆游与当时的辛弃疾等人，皆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均有英雄气概，常有英雄言。清人许昂霄在《词综偶评》中说：“南渡后唯放翁为诗家大宗，词也扫尽纤淫，超然拔俗。”也就是说，陆游的诗是南宋时期最为上乘的，而且他的词与辛弃疾可以相颉颃，甚至有些论家认为“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宋刘克庄《后村诗话》）但古人以为“要之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其短其长，故具在是也。”（杨慎《词品》）即“诗庄词媚”。也就是说，很多论家对陆游的词品有所议论，而对于他的诗则大体保持了一致。正如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说“剑南之屏除纤艳，清真绝俗，逋峭沉郁，而出之以平淡之词，例以古诗，亦元亮，右丞之匹，此道家之词”。也就是说，刘师培认为陆游的诗是寓万千气象于平淡之中袁寄满腔愤恨于醉梦之间。拙文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峭拔与平淡；二是愤恨与超然。

先说峭拔与平淡。在陆游的诗中，前文已经分析了他的诗是以“剑”“旗”为意象的，充满着驰骋疆场的热切期望，却又以“白首”“醉吹”为意象，感慨内心的无奈与愤慨。一紧一松，一张一弛，收放之间显示了他独特的个性。以《示儿》为例，这是陆游晚年的绝笔。起句平淡无奇，“死去元知万事空”把诗的意境放在一句道家的偈语之中，甚至可以说误导读诗的人。第二句突然一转，转得急速而险峻。“但悲不见九州同”，有生之年，无望见到九州一统，临死之时，也不甘心。明知一死百了，但生死之间，如何了却平生素愿。这种大放大收，欲空而难空，让人倍感悲的重量。紧接着却又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悲痛欲绝之时，却又有了往后再放一放，死后等着听信吧。这是看似平淡，实则更“悲”。“死不瞑目”之悲。

《书愤》也是一首寓万千气象于平淡之中的好诗，这首诗前半写早岁壮志凌云，暮年老大无成，一扬一抑，一放一收。其中的“愤”恨表达的淋漓尽致，却又沉郁凝重。“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一句自问，引出壮志如山，豪气冲天的少年英雄形象。“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补足英雄形象，拉开了战争场面。“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回应首联的“无知”，落在一个“空自许”和“鬓先斑”上。额联之景原来如梦似的，是诗人的想象而已，事实是他已老大无成，素愿落空，失落悲伤之至。但诗人又用上一典，把失落写成悲愤。“《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也就是说，谁成就了诸葛亮真名永世？为何自己偏偏不可以有诸葛亮的幸运？把个人命运的不济追根到当朝政权的软弱无能。悲中有愤，平中见奇。

再说愤恨与超然。陆游的爱国恢复之志不能得以实现，心中愤恨之余，也表现出一种超然于外的解脱。但是，陆游的这种“超然”并不能潇洒，相反，是一种不得不放浪，不得不开脱，不得不“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苦涩的超然。如《夜泊水村》：“腰间羽箭久凋零，太息燕然未勒铭。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记取江湖泊船处，卧闻新雁落寒汀。”这首诗首联言壮志不酬，额联又将老子与诸君作一鲜明对照，文峰突起。颈联再言岁月蹉跎，壮志难酬。真是志未酬，身先老，感慨之至。尾联这才切入诗题，淡泊，孤寂，萧瑟，宁静，俨然世外。但是，这种超然纠缠在愤恨之中，又怎么能够超然。其实，现实是宋金对峙，天下太平，而诗人的抱负是金戈铁马，恢复中原。和平是实，战争是虚。这种矛盾始终贯穿于陆诗之中。

另一首《江楼醉中作》中后两联写道：“生希李广名飞将，死慕刘伶赠醉侯。戏语佳人频一笑，锦城已是六年留。”既然生不能做飞将军李广，那就死了做醉侯刘伶好了。这就是陆游以醉解愁，以醉开脱的别样的超然之举。也许正是如此，陆游的诗写悲显壮，写愤增恨，才形成他豪迈、沉郁、雄杰、遒劲的风格来。

综上所述，陆游爱国诗篇的艺术特色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在意象建构上完全按照诗的本质，成功地创造了诗的情感符号，从而使诗成为负载作者激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有趣味的形式”，以其高妙的艺术魅力打动着一代又一代陆诗的读者。陆诗就这样成为中华民族情感史上的艺术瑰宝。同时，这种情感的表达又是极具个性的，是“亘古一放翁”的。应该说，陆诗中的个性化就在于陆游忠实于自己的内心，真实地展现自己的情感世界，尽乎细密，尽乎完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富有情感的陆游，内心复杂且感受深邃的陆游。一个慷慨过、凄恻过、喜悦过、伤感过的陆游。一个细致的、疏淡的、豪放的、朴素的陆游。一个在生活中真实的陆游，在艺术中同样真实的陆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