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笔与手表

褪了长袖穿短恤，手臂空落落的，我会戴一块手表，权当是手镯或手枪。但在案前落座开卷或执笔，手表摇身一变累赘成了手铐，遂从手腕摘下来。这时候，手表与笔筒扎堆，搁在书桌一隅，农村的往事恍如一只翻飞的海鸥，蹁跹在我记忆的水面。

我的故里是乡都——公社所在地，农工商并举，政府机关、医院、邮电、车站、银行、中小学齐全，水陆交通兼备，村民既吃山也吃海，不乏足以自给的粮田菜畦。镇子百姓过的日子里有参差，但不会像穷乡僻壤那样陷于全民性贫瘠。钢笔和手表，是当时一个人文化与身价的标志性物品。怎样别钢笔还有讲究，小学毕业的别一支，初中别两支，高中随意。不可随心所欲胡别一气，别少了不丢份，别多了则会贻笑四邻八坊。这很像上世纪六十年代取消军衔制后，民众见到军人，再也无法通过肩章去识别军人的官职。但是普通士兵还是干部，仍旧一目了然，上衣两口袋是兵，四口袋是官。

年轻人想进步，想在村子里当干部，上装口袋不能没有钢笔。学校虽说由贫管会把持，书也可以少读，但目不识丁可不行，读红头文件、写大字报就没法敷衍，斗大的三百个常用字必须认别。后生欲结良缘，希望娶一户家庭成分好、有文化、模样又出挑的姑娘，手腕上没有一块表，恐怕有点悬。那时候手表可是奢侈品，全国盛行两个牌子，上海牌和南京的钻石牌，记得上海表是一百三十五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吃商品粮的职工三个半月的社平工资。

由于父亲、姐挣着工资，母亲又特别能划算持家，我们的家境称“十里挑一”还算是保守的。大哥高中一毕业就担任村会计兼团支书，未出数月，母亲就给他安上了锃亮的上海牌手表，十八岁开始谈情说爱，成了一方姑娘竞相倾慕的对象。我在读小三时，心里怀一困惑：大哥口袋只别一支笔，美女们何以营营驰逐，趋之若鹜？没人可以讨教，后来自己给出答案，想必还有金灿灿手表的缘故吧。

邻村的大队会计也是高中毕业的小伙子，年纪跟大哥相仿，父母务农，家道相对寒碜。他在办公室待久了，算盘子打得噼啪响，可是远疏农耕，身心渐趋慵懒，家里连自留地的活计也差遣不动他。

然而，时隔不久，这小伙子突然洗心革面，换个人似的，变得异常勤快。抢父亲的累活，夺母亲的脏活，担水劈柴，食宿之余忙个不迭。邻居们啧啧赞誉，全都叫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父母既惊喜又惊恐，喜的是儿子学乖学孝顺了，恐的是儿子变化突兀，反差巨大，会不会是因为在外面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心怀愧疚而在赎罪啊？于是轮番掏儿子的心腹，经久无果。却原来，儿子朝思暮想有一块手表，试图通过默默无闻的勤劳来感动父母。这一隐情还是儿子“脱胎换骨”几个月后，父亲从本村出纳口中打探到的。

晚饭的时候，睃着儿子口袋别着的两支笔，还有唇边渐长渐浓的茸毛，父亲恍然大悟，小猢狲挨到谈婚论娶的岁数了。是夜，老两口絮絮叨叨，辗转反侧到三更，最终达成一项共识：咬咬牙，就是砸锅卖铁也豁出去了，给大儿子买一块钻石牌手表，比上海牌便宜十五元。

日月代序，历史一晃再晃晃过四十年，其间还跨越一个大世纪之交。键盘撵走了墨笔，短信微信和邮件挤兑了信笺，世道变了，谁会跟我一样，迂腐到依旧引翰墨为朋辈呢？索引，粘贴，删除，措不认识的字，说不明白的话，串通摇唇鼓喙的文痞精心装潢，半文盲的歌星、脱星们直奔文坛的“写星”，写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自传。手表与钢笔老早普及到成年人，电子表安到小屁孩手上。先是老幼皆宜，后是老幼皆腻，弃之如敝履，抑或束之高阁。接踵而来的传呼机取代手表而显时，手机不仅能显时和闹钟，还能书信和笔记，笔记本电脑更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当人们的左手腕再度金光闪闪，与其说是手表，毋宁说是“手饰”，什么劳力士、伯爵、豪爵、百达翡丽，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功能类似于嵌着钻石的金手镯。

老美的派克笔虽然好使，但要给养加油，吃惯了快餐的人们不胜其烦，不及一次性芯子的水笔更管用更畅快。高档钢笔如同月饼、高档打火机，推来搡去成了包装精美的礼品盒。最终礼落谁家，兴许连同最后的得主也不清楚，因为它有可能闲置在抽屉、柜子某个杂货堆里，年复一年“废物”成一支“文物”也未可知。

昔日的农村青年别钢笔、戴手表，象征意义比实用价值高出一大截。这么多年过去，露富秀身价的伎俩故态重萌，差异只是档次的贵贱与覆盖率的高低，本质上并无二致。历史兜了一个大圈子，应验了否定之否定的铁律，但回到的不复是草木一般葱茏、泥土一般淳朴、石墙一般厚重的原生态，不复是那道令人怆然而涕下的故乡的原风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