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儒道观

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为支撑，以寻根文化复苏和寻找失落的精神信仰为驱动，这些年来国学热热腾腾，弥漫校园、企业和全社会，并在电视传媒的强势推助下，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个中是非曲直，利弊得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以为，作为传承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神的文化普及，国学热当是一种利好，应予精心培育和大力扶植，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少数学者夜郎自大，唯我独尊，渐渐暴露出复古主义的理论品质，有些领域，尤其是教育界、文艺界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甚至爆炒“三字经”“神童诗”，鼓噪克己复礼，复封建制乃至奴隶制之礼，掀起恶浊的复辟浪潮。这其中，重儒轻道的主张最为抢眼，其中潜伏着企图成为政治主导倾向和社会主流思潮的暗礁，有理由令深得史学真谛的晚生重蹈杞人的覆辙，深深地忧虑一回。

综观战国起计的两千三百余年封建社会，我国的政治文人总是那些亟亟入仕的儒家代表，忧悯苍生，匡济时艰，可是结果往往事倍功半，事与愿违，吃力不讨好。自觉偏远宦海的文人墨客，多半是悠悠出脱的仙风道骨者，与时势若即若离，在民间若隐若现，固守着相对独立的精神家园。然而，脑子里装备老子哲学，骨子里浸着道家血脉的人，一不小心误入仕途，并且形成大气候，成就大作为，对社稷和黎民的贡献，偏偏是那些晨兴夜寐、事必躬亲的孺子牛所望尘莫及的。进一步透视各朝代的强弱与兴衰，只有善于将儒道两家融会贯通，并以崇道为主旨的人君临天下，几度征兆着盛世降临的灿烂曙光。

儒有儒的价值，儒家思想体系里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它的一系列教育思想。儒家对民本意识的历史贡献是次要的，因为民本意识墨家也容纳了，并不是儒家首创与独创的东西。别的还有什么呢？儒家初创之时，本是一门教化的学问，有伦理、教育二学，唯独没有哲学，起码其鼻祖——先秦“二圣”没有哲学。以等级尊卑为内核的礼治、德治、人治，从根本上违背自然法则，成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冻而不僵，朽而不灭，比世界各国延寿一千多年的帮凶、强心剂和精神衣钵。

道有道的意义，道家的核心思想是“四法”，道法自然，顺势而为，逆势不为，均势少为，竭力倡导遵循客观规律。其次是道家关于强弱转化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阴阳观、上善若水、祸福相倚、大智若愚、相正相反、相辅相成，闪烁着大量哲学思辨的真知灼见。另外，虚其心，为而不争与利而不害，清静为天下正，同样充满了哲学思维和生命智慧。中国哲学的起点很高，严格意义上讲，先秦的中国哲学尽在老庄。随着汉武帝对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的采纳，政治学和伦理学取代了哲学，道家长期被边缘化，不是蜕变为走火入魔、不入主流的养生，就是堕落为混迹江湖、装神弄鬼的邪教。从此，中国纯粹的哲学和哲学家几乎灭了香火，断了经络，唯有唯等级是从的伦理学余脉存焉，追加连篇累牍、千篇一律的集注、说解，类似于读书心得，在发馊的剩菜里撒点味精，在干瘪的僵尸上喷点香水，散发着腐败的恶臭，庶无自成体系的哲学新锐及其著作。

道家与儒家均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道家在哲学上存在两大缺陷，一是鉴于时代科学水平的认知局限，认识论的本体论陷入泛道化的歧途，近似康德的客观唯心主义认识论，但列宁所谓的“无用的智慧之花”，绽放时间比康德提前了两千多年。二是辩证的不辩证，“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还有阴与阳、祸与福、盈与亏、合抱与毫末、九层与垒土、千里与足下等等，在把刚柔强弱相互转换的辩证关系阐发到极致的同时，普遍存在笼统化、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现象，虽说瑕不掩瑜，但多少削弱了道家哲学辩证法体系的完整性及其智慧光芒。至于老子的无为、隐居和保持先天状态的一系列主张，究竟有没有消极因素，大可见智见仁。对“无为而无不为”的诠释版本很多，有人认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不做任何违反自然规律、有损道德规范、违反社会法则，有害众生的事。但在这一策句的前后，老子均未给出令人信服的阐述。望文生义固然不可取，但我们解读古籍经典，总不能信马由缰，随意发挥，放弃顾名思义的基本原则吧？以此类推，强等于弱了，归隐等于显达了，保持先天状态等于改天换地了，即使没有沦落到诡辩的份儿上，也难脱牵强与极端之嫌。

然而，儒家思想的弊端更多，并且充斥着根本性的危害。我始终认定，儒学在孔子原创之始就已鱼龙混杂，优劣互见。诸如厚古薄今，因循守旧，男尊女卑，重德轻智，过度讲求纲常与等级，以专制扼杀民主，以人治代替法治。嗣后，经过孟、董、程、朱的“天学、理学、心学”的持续改造和恶性膨胀，儒家思想上智下愚反人性、反理性、反科学的那一套登峰造极，糟粕全面盖过起源阶段就少得可怜的精粹部分。人的自然属性与生命尊严、个体差异与平等关系，统统被弃如敝屣，一切唯皇权是瞻，唯等级是从，唯整体是伏。个人的全面发展被捆绑住了手脚，社稷和百姓焉有不积贫积弱之理？民族的科学发展从何谈起？

中国真正的盛世有两期，尽在汉唐。一期是“文景之治”。汉初年，经济社会衰弱，文帝、景帝朝廷推崇道家的黄老治术，无为而治，相继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百姓富裕安乐，国力饱满强盛，“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足见国家财力的富庶。另一期是唐朝中前期。唐朝国君因与李耳即老子同一姓氏，自开国起，就寻根老子为远祖，李世民继位后予以追认，选择老子《道德经》中的“清静无为”思想作为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起用道门高士魏徵为宰相，崇尚“以静养民”的道家政治方略，造就了“贞观之治”稳定而繁荣的社会局面。杨贵妃的爱人李隆基亲注《道德经》，颁示天下，诏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研习《道德经》的浪潮此起彼伏，经久不息，社会经济也达到了唐朝的鼎盛阶段。虽然不能说盛唐的经济繁荣与倡导《道德经》的研习风气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几任君主寻祖崇道，对其执政理念的影响，以及在整个统治阶层与全社会文化导向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谁敢小觑和抹杀？

“太上老君”横空出世，一部《道德经》惊世骇俗，以辩证法为核心精髓的中国哲学，既在其足下起步，又在其足下登顶。道家的传承时断时续，阻断期冗长，延续期短促，一路走来，步履羁绊蹒跚，路径险恶坎坷。个中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哲学起点弥高，二是官方弹压严重。道家演绎为道教，纯粹本土原生，成就了华夏本土的第一宗教。过不久，佛教于两汉之交从西域输入，后被同化和本土化。至初唐，从西方舶来基督教，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渐趋鼎盛。至此，汉族宗教三足鼎立，观寺堂林立。当然还有伊斯兰教，而且信仰人口超过2000万，但它的信众集中在回、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民族特征十分显著。拓展开来，还有农民起义祭起的宗教旗旆，如黄巾军的太平道，方腊的明教，红巾军的白莲教，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均系笼络民心、敛聚队伍所需，有的有邪教之嫌，旋生旋灭，不值得大书特书。道家思想体系本来最有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是国学真正的核心，蜕变为进山入观的道教，跻身于国内三大教之一，在汉人的精神上空构筑起立体的宗教世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宗教文化。但国学变国教，同时意味着国学的破产，诚可谓利弊相生，得失相间。

与此同时，儒家因为倡导人治，鼓吹复古，强调君臣关系、等级关系和伦理关系，上智下愚，男尊女卑，完全吻合维权与维稳的需要，擢升为主流社会的另类宗教，成为历朝封建统治阶级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政治上深具“主义”的性质。

对待历史，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两种卑劣的态度。一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无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所谓的理论到理论，自我封闭在同一个王朝里捉迷藏，玩猫腻。依照这种玩法，除了短命的秦朝和隋朝，每个朝代都存在明与昏、荣与辱、盛与衰了，是不可笑，孰不可笑？二是不读前历与后史，更不参照世界发展史实，进行国内外纵横比较，虚说、玄说、戏说其中一段历史，明明只是动荡辄止、百废俱兴的自然复苏，却偏偏要美化成迎来盛世的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我国经历两个快速的经济增长期，分别是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后。我以为，这是必然出现和必须出现的现象，不能简单与执政者挂起钩来，因为解放战争、“文革”内乱先后结束，生产生活恢复正常，经济形势触底反弹，再正常不过的。但是，过了自然增长期这个坎儿，我国依然保持强劲的发展态势，几十年增幅不减，那就另当别论，不妨归功于高明的经济体制改革了。无为而治的自由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属性，儒家式的计划经济灰溜溜地退出历史舞台，想要再度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体制，不仅没有胜算，而且断无可能，除非“文革”卷土重来。道家式有所不为的理念融入政府决策的新思维，定义盛世恐怕为时尚早，但比较北宋之后的中国历史，的确趋向相对的国强民富，重启民族复兴之路了。

笔者无意全面抑贬儒家，把儒家的思想体系及其历史作用讪驳得一无是处，否则就是步了“批林批孔运动”中“扬法反儒”的后尘，与董仲舒之流没什么两样了，二者的立场虽然对立，手段之拙劣却如出一辙。一方面，儒学自有其值得汲取和借鉴的合理成分，包括孔圣人首创阶段的教育思想和伦理观念的一部分主张，以及孟荀两派、韩愈、李贽、宁波王黄二儒，他们针砭暴政苛政的批判态度和切中时弊的精粹观点。另一方面，儒学有其绥养民生、优化修身的积极意义，不可一笔勾销，全盘抹杀。然而，儒学的内核是没落贵族创立的复古思想，虚违天理，实反人性，服从并服务于君权神授的皇权及其专制的统治阶级，逆历史潮流而动，开的是历史的倒车。

道家则不然。险情避之，乱世隐之，或多或少有其消极的一面。然而，道家主张人法自然，决不倡导复辟倒退。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最大的亮点，无疑是老子的道家哲学体系与孙子的兵家军事思想，在全人类文明史上双星闪烁。尤其是道家破天荒一般的辩证法，法网华夏，数千年无法逾越，如同晋书（王羲之）、唐诗、宋词、清小说一样，回溯前无古人，迄今后无来者。诚然，道家思想存在着弱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缺陷，在治世方面并未给出具体处方，更未研制出可以直接外敷、内服、注射的良药。但道家为济世匡时所确立的总体原则和基本思路，不仅是敬天的，而且是顺人的；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高妙的；不仅是适时的，而且是应变的。这就够了，夫复何求？

关于儒家文化的社会倾向与历史作用，笔者觉得周国平先生的一段话洞中肯綮：“人的自然本能和精神追求愈是受到充分尊重，就愈能建立起一个开放而先进的社会。反之，一个压制人的自然本能和精神追求的社会，其成员的社会品质势必是狭隘而落后的。中国儒家文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建立一种社会伦理秩序，并以之压制人的肉体自由和精神自由，所成就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性。”这与道家文化所强调的张扬个性、尊重本能、顺应自然以及注重人的内在精神，思想主张大相径庭，由此采纳和建立的社会治理模式基本逆反。

以史为鉴，拿事实说话，我毫不讳言自己的思想倾向、历史观点和文化主张：研究国学的理论导向，弘扬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应该高擎“道体儒用”的旗帜，以道学为本体，以儒学为利用，兼容其他各种有内涵、有质量、有价值的思想学说，不仅应囊括别的诸子百家及其后来者，也包含以禅宗为内核的本土化的佛学思想。出世，淡泊闲逸，但休养生息，天人合一；入世，进取积极，但攘权夺利，反受其制。倘若做到出入有度，进退自如，道家的作客观念与儒家的主人翁意识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从政的苏东坡即是一例，为文的曹雪芹又是一例。五四运动期间，胡适先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对国民劣根性诊察最准确的是鲁迅，对中国历史脉络和社会现实了解最深刻的是毛泽东。鲁迅与毛泽东，中国二十世纪文坛与政坛的两位伟人，对儒家思想长期坚持什么样的基本态度，国人皆知，无须赘言。

学究儒家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的演变，钩深至发展后期，不能不提宁波“四杰”的殊勋异绩。祖籍河南的鄞县人王应麟，南宋著名学者，编撰了普及儒学的第一经——《三字经》，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宁海人方孝儒，明初名儒，对儒家的理论创新建树无多，而在行为操守上对儒学实践的贡献举世无匹，因为反对燕王朱棣篡位，愚忠赴死，株连十族。余姚人王阳明，正届明朝中期，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筑就了儒学思想的最后一座高峰，终成儒家之绝唱。余姚人黄宗羲，明末清初的大学者，著名经学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大儒”。

放眼全国，弹丸之地的宁波能在浩瀚的儒林抢占几个高地，除了出土孔孟的齐鲁大地外，足以傲视其他省份，不失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如前所述，儒学的主旨是保守的，作用是负面的，当今的宁波不仅贻害尚浅，而且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速度和发育程度，列全国前茅。这个不难诠释，全球一体化，蓝色文明波澜壮阔，海洋经济洪波汹涌，宁波从被动屈辱的五口通商，逆转为主动尊荣的改革开放，歆享的是海的福祉。当然，大海只是一种表象，关键取决于航海者的胆魄和视野。假如决策者当年依然闭关锁国，并对农民耕作纵以阡陌，对企业经营横加干涉，因循儒家抱残守缺的那一套，宁波与欠发达乃至不发达的地区能有多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