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位的玄机

空间的距离和去向是由方位来界定的，依照平面的坐标划分为东南西北，继而衍生出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四大区块。至此还没完结，可以进一步细化为东南偏南还是偏东的差异。

中国地大而物不博，历史古老，包袱沉重，风风雨雨走来，道途何其踉跄。东逃西窜，南征北战，走西口，闯关东，迁东南，垦西南，风调雨顺总被腥风血雨所倾覆，靖国绥民常遭蠹国病民所推翻。六千余年以物证为准的可考史和三千余年以甲骨文为绳的记事史，关于方向与方位的说辞，淤积着不胜枚举的史学典故和民间传说，深具图腾、象征、引喻和谶兆的寓意。

表达具体方向与位置的方位词，或多或少存在两种局限。一是角度的局限。方位词是表达者以自我为中心，旋转三百六十个刻度，陈述自己所能观察到的方位，必然具有“一中”的相对性。湘人环顾四周，西南为桂，东南为粤，正北为鄂，赣和黔分别为东西两翼。跳出湖南，无论窜到何处，东南西北则是另一概念了。拓展到世界各国，站在匈牙利的立场，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分别是自己的左邻右舍，但转移到罗马尼亚的地盘，匈牙利成了自己的左邻，与奥地利就八竿子也打不着了。 二是历史的局限。南宋名将岳飞北伐抗金，抗击的是外敌入侵，故而被誉为民族英雄。历史嬗变，到了元明清，宋金之争、宋元之斗早已属于内战性质。南宋时期的国家概念，别说是阿骨打创建的金国是外国，就是被金国吞噬的大片黄河流域，皆为蛮夷之地。再看西域称谓的演变，起先是指玉门关以西，疆域扩大后，延伸至葱岭以西，再后来干脆拓宽到中亚一带，元朝扩张得越发离谱，疆土一直在自己的铁骑下。佛教自印度传入，唐玄奘跋涉千山万水去西天取经，我国的佛教徒们唯印度是瞻，死了也渴望超度去“西方极乐世界”。所谓西方并不是远隔万里的欧洲诸国，而是指南亚次大陆，所谓“极乐”的指数远在大唐之下。

我们姑且将方位词从地理位置的空间定义上剥离出来，并与社会发展史的演进过程结合起来，它们都蕴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先看一“中”。方位词的“中”字，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与四周的间距相等。中字延伸为中心、核心、轴心的意思，横向拓展可以无穷大，被赋予抽象含义。西周有文献记载，汉人称边境民族为蛮、夷、戎、狄，自诩“中国”，即世界的中心之国。“中国”二字还有首都与中原地区的两层含义，无论哪一层，无不涵盖着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与世界即我、我即世界的主观唯心主义一脉相承。

再看“东南西北”。旭日东升，夕阳西坠，春风东吹，秋风西刮。天象如此，注定“东”寓意为生命与尊贵。春天别名叫东君，主人尊称为东道主。相反，“西”成为死亡、阴寒、卑微的代名词，西落鬼戎，西风残照，驾鹤西游，抱痛西河，尽是泣麟悲凤。当然也有东西相融的时候，诸如老东西、狗东西、声东击西、东诓西骗等等。方位词的人文内涵深受国度与区位的制约。西风起，落叶悲歌为我泣，但旋转到西方，情形完全逆转。西风带给欧洲的不是悲秋，而是喜春，是催生万物的蓬勃生机。几年前，我随团考察南半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季节与我们北半球截然相反，人家来自赤道的习习北风，传递的是大地回春的信息，源于南极的飕飕南风，发布的是冬季降温报告。

如果说，东与西的象征意义侧重于人文精神，那么，南与北所蕴藏的内涵基本框定在政治范畴。我国古代历来北强南弱，国内的政治格局基本上是恃北凌南，唯独一次的南方祭旗成功，还是近代国民党领导下的北伐战争，但北伐战争的胜利并不彻底。时隔不久，共产党随即还以颜色，从东北战场开始发端，一路势如破竹，直取海南岛。与邻国关系同样是欺南怕北，汉族两度沦为亡国奴，称臣对象分别是正北的蒙古族和东北的满族。西北的匈奴虽然止步于西北部，但数百年来与汉族充满血腥的交战史，搅得我们的祖先坐卧不宁，寝食难安，广袤中原大地周天寒彻，为此付出了无比惨痛的代价。

我国地形西高东低，南北海拔差不多，倒是南部千岩万壑，北部一马平川。然而，汉语宝典里既无“西上与东下”，更无“南上与北下”，只有一条“北上与南下”，如此称谓纯属政治因素，纬度高低当可排除，那是近代地理科学的概念。华夏文明的帝王系列起源于北方的泛黄河流域，以国都为核心，历代政治中心北偏十分突出。上古自炎帝起，经夏、商、两周，至嬴政建立封建制，到满清皇朝覆灭，诞生八大古都，南方仅占其二。进一步分析，明初设都南京为53年，杭州则是八大古都的末尾，因为南宋只是半壁河山，两者合计205年，不足4102年京师史的5%，完全构不成对峙的比例。如此这般，尊北为上，贱南为下，大可释然了。

当然，凡事不可看绝。南字在积弱的同时，也包含着大量美好的事物。建筑物面南，日照时辰最长久，故里有民谚，“有吃没吃，三间朝南屋”，意思是拥有面南的三间屋子即可安身立命。立木南门，是古代官方取信于民，推行政务公开、公正、公平的象征。南山，一旦入诗为文，人人心向往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绝美的境界；南山道宣久居秦岭终南山，为四分律宗的祖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岂有北山西山的份儿？北有逞强的一面，但也有叹悒的一面。“北门之叹，久已上闻，穷猿奔林，岂暇择木乎？”北门，从春秋的《诗经》到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从来都是儒士怀才不遇的处所，听起来颇有几分晦气。

从经济发达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看，现阶段的情况无疑是东富西贫，南强北弱。但历史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全部集中在以几大古都为轴心的北方地区。即使遭遇到全国性的灾荒，除了中原地带的灾民恍如候鸟南迁，纷纷南下讨生活，其他区域不一定非得朝东南方向流窜。陕西人西了再西，唱响的不是东征序曲，而是“走西口”。齐鲁大地的盲流北了再北，不是骤驰温润丰沛的长江中下游，而是“闯关东”，进一步向北谋求发展，以至辽东半岛以及整个东北三省，流淌着无数鲁国人的血脉。

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就是一部东西南北中的方位变迁史，疆域方位覆盖其表，文化方位裹挟其里。国家兴衰和民族荣辱随着方位概念的演变，不断收缩伸展，纠结渗透，有的是东西抗衡与整合，有的是南北对峙与融会。进入二十世纪，中国开始工业文明的艰难起步和跋涉，遂使方位词的象征意义悄然发生变化。特别是上世纪末，中央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旨在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保持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全。这是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布局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也是新世纪对西部地区人民的一个重大政治承诺。这项国策的实施，必将进一步突破方位的玄机，加速各区域、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的大融合和大发展，撑起中华民族美丽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