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会师

当香港、澳门、台湾都用上方正彩色系统时，我们就可以说，在汉字照排印刷领域收复失地的奋斗，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这同时，方正系统还挺进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美国的华文出版业。王选的声誉正使他走到哪儿都像一个著名的广告。这期间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和方正集团仍处在分立状态。许多人劝王选:“我们研究所为什么不自办公司呢?”

王选经慎重考虑，作出了人生第七次重大抉择:率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全员汇入北大方正集团。方正技术研究院是在这时——1995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王选任首任院长。至此，研究所与公司两支队伍胜利会师。

王选曾这样写道:“美国华人中流传着一种比喻，用下围棋形容日本人的做事方式，用打桥牌形容美国人的风格，用打麻将形容某些中国人的作风。”进而论及，“下围棋是从全局出发，为了最后的胜利可以牺牲局部的棋子；打桥牌是与对方紧密合作去夺取胜利；打麻将则是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盯住对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

王选还有一个说法，叫“顶天立地模式和一条龙体制”。如果说王选搞“748工程”一开始就选择了在技术上追求“顶天”，他渴求“立地”的愿望并不仅仅是泛指走向市场。如果把市场比作海，你得为自己的技术找到一艘船，才能远航。这艘船，就是企业。否则，你虽有先进的技术和远大的抱负，也会无立锥之地。

再看王选领导的北大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它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硕士点与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以及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堪称“四星级”单位，这“四星”均属“顶天”范畴，加上“集团公司”才能真正做到“顶天立地”。

前述的“四星”汇入方正集团，北大方正就成了所谓“五星级企业”，建成这种从尖端科研到售后服务都浑然一体的一条龙体制，就有了飞腾之势。他们随后推出的一个排版软件就叫“飞腾”。

怎样来认识王选这项选择的意义?

我想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科研水平高，国家不一定富强。一个国家的企业发达，则表明对科技的研究开发和使用能力已达到无可置疑的高水平。由于王选已是“三院士”，是杰出的科学家，他的成功非常容易被看成科技方面的成功。其实，我们只有看到王选对企业的重视和贡献，才算真正看见王选。

很久以来，人们都很熟悉这句话:“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然而，我们或许需要从另一个方面来接受这句话的真理性，即:这符合市场法则，卖茶叶蛋的直接面对市场。如果能拿出造原子弹的知识含量去开发走向企业、走向民用的市场化产品，那就是卖茶叶蛋望尘莫及的。

1995年12月21日上午9时50分，方正在香港上市这天，王选教授站在交易所大厅中央的红地毯上，手举酒杯，从容宣布:“再过一年，我们就要打开日本市场。”

全场掌声雷动。

如果说拿破仑讲，他跺一下脚能让阿尔卑斯山震动，那是因为鹫旗下列队站好了他的士兵。今天，王选站在这红地毯上能这样说，是由于他身后拥有一大批年轻人，还拥有一个方正集团。

一年后，方正集团果然成功地打开了日本市场。

中共十五大的报告里写入了“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我们回首北大王选的历程，可以说他是继承北大传统，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走产学研相结合道路的一个开拓者。

为什么说是继承北大传统?1840年中华骤遇千古未有之变局，“师夷之长技”的呼声历时半个多世纪才得以用“办大学”的方式去实践。1902年蔡元培创立中国教育会，设教育部、出版部，还有实业部，足见这些先贤并非为教育而教育，而是为中华实业之进步而教育。我国当代知识经济的曙光，是在产学研相结合的地方，首先向我们报道一个新世纪的黎明。

20年前陈景润的故事出在中科院。那以后，王选的故事出在北大。陈景润是数学家，王选也是数学家。从陈景润到王选，我们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一种继往开来的进步!陈景润的故事20年来鼓舞、激励了许多中国青年，王选的故事能不能由我国的媒体真正深入地传播到家喻户晓，不仅知其名，还知其智慧，从而变成中国几亿个学子创造前程的知识资本，这是我耿耿于心的。

王选的故事是如此密切地联系着教育与社会应用，联系着科研与企业发展。只要想想我国绝大多数企业迄今还很缺乏科技创新能力，我国高校、科研院所则有大部分的科研成果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王选以“顶天”的技术去寻求“立地”的故事，北大科研力量与企业力量会师的故事，对我国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都有巨大的示范意义。

他们的故事正以雄健的强音告诉我们:我国的科研力量与企业力量，只有实现伟大的会师，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走出困境，顶天立地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