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地在夹江县的某汽车团营区内，有一条小河。从前时候，河水清亮亮地，从南边的田野流进来，沿着某汽车团营房东侧的青草长堤，缓慢、无声地流转过去。河边长着一些树木，绿色一年四季都怡情悦目。河的两头，还修了两座桥。其中一座，很久以前就有，但只是一座小石拱桥，宽不过一米，桥上也没有护栏。每当车队出发的时候，那桥上就会聚集一些人，主要是妇女和孩子。有的手牵着，有的怀抱着，大小眼睛都朝着同一个方向看。
小河南边，是某汽车团车库所在地，三个营的各种车辆都在这里停放。那时候还没有车库，大小车都露天。男人们都穿着作训服和迷彩服，上了自己的车，开出来，再停在一起听候出发的号令。团长、政委讲话后，各营连带队跑回，各自上车，发动引擎。车轮转动的刹那，桥上都是泪水。可能，还有几个不懂事的孩子的嬉笑夹杂其中。等车队开出了营门的时候，桥上的妇女小孩也都到了营门口，自觉地排成一排，把手举起来挥动，直到徐徐车队消失在远处。
一个月，两个月后，营区内空空如也，连空气都是凝滞的。妇女们在路上碰到，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儿该回来了吧？”另一个说：“上一趟就是这个时候回来的。”再一个妇女说：“应当是明天，俺上次算过，正好22天，这一次，也该差不多吧？”说着话，十几个几十个妇女，有孩子没孩子的，都往多天前车队出发的地方看。有一些妇女，总是抱着孩子到营门口去，甚至穿过村子，到大路边去玩。
终于有一天，一台车回来了，轰轰地开进营区，紧接着是第二辆、第三辆。妇女、孩子们像疯了一样，跑到车跟前，眼睛睁得要跟手电筒比亮度和大小。看到了，看到了！她们就笑，就对着孩子说：“爸爸，爸爸回来了！”看不到的，就继续看，一辆辆车，一个个的脸，一个都不放过。等到车队归队完毕。仍旧没有看到的，会一屁股坐在地上，不由分说地放声号啕。
那些年，几乎每一次上线归队之后，总有一些撕心裂肺的哭声，把某汽车团营区悲伤得无地自容。
那桥，就是川藏兵站部有名的望夫桥。看着丈夫上车远行，巴望着丈夫也随车回到这里来。这种简单的要求，很多年来，一直是某汽车团乃至川藏兵站部所有部队官兵的一个最简单也最奢侈的愿望。
说到这座桥，兵站部的庞阔部长、宋宗清副政委，政治部左西南主任、某汽车团米应聪政委和夹江油库的徐延明政委，都脸色凝重，也总会低下头来，好久不说话。
很显然，望夫桥已经不只是某汽车团历代官兵心口和精神上的一道伤疤，而且是整个川藏汽车部队共同的心灵隐疼、哀伤的代名词。川藏兵站部现任部长庞阔说：“川藏线也是一条血肉线，是一座精神丰碑，更是一条生死界线。”组建以来，川藏兵站部已经有660名干部战士牺牲在了川藏线上。这一长串名字，我们都记着，都镌刻在军史馆那面碑上。
兵站部宋宗清副政委说：“2004年以前，牺牲对于川藏兵站部官兵来说，就像吃饭起床一样经常。”他就亲自处理了30多起这样的事情。面对牺牲的战友家人，他常常无语落泪但又无可奈何。
政治部左西南主任站在军史馆内，指着一幅幅图片说：“这些照片有些发黄了，模糊得看不清了，可是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牺牲奉献，那些凄厉的哭喊和无怨无悔，还就像在耳边一样。”
我到某汽车团采访时候说到望夫桥，团政委米应聪脸色沉重，叹息着对我说：“望夫桥这个名词太沉重了，凡是川藏兵站部的人，不管还在不在部队，只要一提起来，谁都会低头沉默，想起这个或者那个战友。”他们从这里出发，却未必能够再回到这里来。这是一件多么悲壮的事情？！
在随后的采访中，该团修理所所长高聚军说：“每次上线的时候，我都要提前买好一瓶酒、一包烟。路过飞仙关，酒瓶子先打开，也把烟先点着，到那悬崖边，就甩下去。每趟都这样。”看着他已经有点白的头发、黝黑的脸膛，敦实的身子，尤其是脸上那一种木讷而拘谨的表情，我肃然起敬。高聚军是一名老兵，现任某汽车团修理所所长。在这个位置上，高聚军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他当副连长时候带的兵，如现任川藏兵站部政治部宣保科科长余均，当时就是连里的文书。对着余科长，高聚军还憨笑着说：“他那时候是最爱学习的一个战士，经常写新闻报道，而且写得好，有的我还能背下来。”
高聚军这样说的时候，我笑笑。我的兴趣在于他为什么每次路过飞仙关时候，总要往悬崖下面甩烟酒。高聚军停顿了很长时间，才说：那里死了三个战士，一个山东的，一个河南的，还有个陕西的。1986年，那时候路况差，车况也差。每次上线，一个连队也就二十几台车，其他车全趴下了。如果能满额上线，那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有天晚上，说有几台车在二郎山抛锚了，必须去修。三个修理战士，一个是78年兵入伍，一个84年，还有一个85年。三个人开着收尾车，从雅安兵站出发。
那时候正是凌晨，走到天全县飞仙关附近，突然起了大雾，打着车灯，也就能看一米远。飞仙关那地方，一边是山，一边是河谷。雨季，总有滑坡，飞石更是正常的事情。三个人开着车往前走，一个急转弯，方向盘没打转，就连人带车一块掉进了100多米深的天全河里了。说句残忍的话，那个路段，只要车掉下去，看都不用看，准是连人带车都摔烂了。
我浑身发冷，看着高聚军，问他说：“这些年，还在坚持祭奠他们吗？”高聚军苦笑了一下，用一口还没变味的河南话说：“这些年上线少了，也没有专门去祭奠过。可只要我还活着，只要路过飞仙关，我一定会继续给他们甩酒和烟。”说完，高聚军又把脑袋低了下去，粗手把笔记本卷成筒状，来回搓了几圈。
我也无语，忽然想哭。
沉默了十几秒，高聚军猛然抬头，又说：“那年代，事故、死人是常事。1986年，某汽车团一个月开了五次追悼会。也在那一年，在新都桥，一个战士单独驾驶一台车，上山，再下山，连人带车都不见了。”我惊讶，说：“那连人带车到哪儿去了呢？”高聚军又苦笑一下说:“掉进悬崖里了呗，悬崖下面是河水，又深又急，别说人，连车都捞不上来。”停顿了一下，高聚军又说：“后来车残骸找到了，人活不见，死不见。”
我惊诧，问他那是怎么回事。高聚军说：“说不定被狼吃了，反正找了很久没找到。好像成了个悬案。”
这样的无故消失，在2000年以前的川藏线上很多。大雪崩被埋掉的，强泥石流被吞掉的，开着开着就掉进悬崖里去了的……反正每次上线，都有人牺牲。有的是几十个，有的一两个。有一个战士，返回到巴塘。按照常理，应当回到雅安以后，再洗澡换衣服，好好休息几天。可是，他却反常，到巴塘兵站，先洗了一个澡，换上了干净军装，又请几个战友吃了一顿饭。奇怪的是，到二郎山时候，他开的车就掉进悬崖了。
对于川藏线，我最远去到康定，而且是从石棉、泸定绕了一个圈子去的，对于二郎山天险以及新都桥以上的川藏线一无所知，没有直观的印象、亲身的体验，再好的想象力也是苍白的。因为，对于川藏高地，在低地出生并生活的人难以理解，甚至根据文字和讲述的想法都是荒谬的。
他们说， 翻过折多山，过了新都桥，那才是真正的川藏线。
高聚军又说，1994年，他跟着车队，依旧坐收尾车，跟着车队上线。那天下午，车队刚到然乌沟，就遇到了大雪崩，眨眼间，五六十个人连车都被埋掉了，等挖出来，都牺牲了。川藏兵站部的官兵把这一次事故称作“然乌大惨案”。高聚军亲眼看到那一幕，他的副营长就在他前面三四米远的地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雪崩吞掉了。
我再次肃然，心底有股冷气，即使在闷热的天气当中，也浑身寒意。正在我期待他继续讲下去，并且讲得详细些的时候，高聚军却又闭口不言了。我也发现，其实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只好以询问的方式引导他。谁知道，高聚军又岔开刚才的话题，用平淡的口吻强调说：“那年代，不算苦，也不知道苦。那些事，也都不算个事儿，每趟都发生，都有身边的战友再也没有回来。”
我从很多人的口中了解到，八九十年代的川藏兵站部，装备不怎么好，管理上也比较松。兵站和运输部队的关系也不好，经常发生摩擦。汽车兵到了兵站想吃顿热饭，可已经灶冷饭凉。尤其是下半年，馒头冻得比铁疙瘩还硬，牙齿根本不是对手。有时候兵站也没地方住，被子黑得能照见鼻屎。兵站的战士也没心保障，汽车运输部队也觉得太不像话，两者之间就关系紧张。
那时候的车，都是一色的东风大卡车，之前是美国生产的嘎斯、道奇车，容易坏，配件还特别难买。东风大卡车好一点，可也很容易开锅，还特别容易出现烧坏阀门、油路堵塞、传动轴磨损、线路断裂等故障。收尾车就是修理车。修理车和修理人员的重要性，比油料补给还重要。高聚军说，有一年上线，从理塘到义墩沟，仅一个营，就连续爆了37个轮胎。1990年，在二郎山阳面的一个道班附近，一台车发动机坏了，他们在那里住了十几天，幕天席地的；有一次在扎木兵站东边二十多公里处，修车三天三夜，满身油污，带的吃的没了，饿得不行，先是挖草根吃，可是太苦，就找些松果、草根之类来吃的。
我说那些好吃吗？高聚军说：“有啥好吃不好吃的，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他还说：“那一次，他们修车两天两夜，饿得人就跟透明了一样，脑袋里面都出现了一团团的白雾。这时候才想起，车厢里面还有几斤排骨。拿出来一看，都发臭了。可没法儿，就一个人一根啃着吃，算是渡过了难关。”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有了方便面，2角6分钱一包，大都是徒弟给师傅买的。半路上车抛锚了，或者遇到泥石流、雪崩，被困住，有水，就找柴烧开水泡着吃，没水，就干吃。相对来说，那时候方便面还算是贵的。一般舍不得买很多，即使买，也都当宝贝一样看待。
听高聚军说到这里，我笑笑，对他点点头，表示我很理解。高聚军又说：“那时候的路况差得要命，全是土路，迫龙天险、然乌沟、扎木、鲁朗、邦达、新都桥等地更难，路大部分在悬崖上，半空中，必须擦着山过。”有一年，他们从沱沱河跑拉萨，途经一座山，下山之后，停车一看，车下的钢板不见了，啥时候跑掉的，掉在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2012年8月1日于成都国防家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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