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叙三个人

老　真

回家快半月了，一直窝在家里，不是坐在门前听母亲说旧事，就是跟着父亲到地里锄草。抽了一天时间到村里转了一圈儿，村子还是老样子，青石房屋，分散人家，青烟从屋侧缭绕，梧桐树在院子里织出阴凉。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又有好多熟人都不见了，陌生的脸倒是一张接着一张。毕竟，十多年了，再强大的记忆也无济于事。仔细想起来，老真还真是我见的最多也最熟悉的乡人，虽然不在一个村庄，不是一个姓，感觉上总是有点亲切。

早在中学时候，我就熟悉老真。他家在离我们家两里左右的砾岩村。我读中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媳妇是花村的一个半傻子女人。村人说，要不是他那个当乡长的姐夫，他连这样的女人都讨不上。

我离开村庄的时候，老真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别人牢骚说：“乡长的小舅子可以生四个，俺生两个都不让，啥东西！”语气和表情里面尽是不满。乡长夫人听到了，站在马路边儿祖宗十八代地骂，私下说，那事情谁能管住，有了就要生，总不能掐死吧！又听说老真的媳妇和同村的一个光棍私通，老真抓住了，没吵也没闹，而且还谈好了价格，说是晚上不能，他还要用，白天可以，一次10 块，一分不少，如果瞒报，一经发现，原数加倍。

而今，老真已经很老了，皱纹满脸，一道一道，里面全是泥垢，头发蓬乱，蒿草一样。我回来的第二天，在去大姨家的路上，碰见一次。当时老真扛着一袋面粉，低着脑袋，脚步趔趄，没有看见我。一边的弟弟说，这是老真，老去咱家蹭饭，记得不？

之后的一天，阳光很好，虽是冬日，在院子时间久了，身上也逐渐温热起来。我和妻子一块儿烧火做饭，说说笑笑，感觉挺好。喊父亲吃饭的时候，一边的弟弟说，老真又来了，我们就往路口看。一边的山岭上，冬天的杨槐树和几棵梨树满身枯枝，金黄色的枯草匍匐着，小路掩映其间，黄土的路面，被人踩来踩去，石头一样坚硬。远看，像一根白色的棍子，插在山岭中间，连接着我们家与砾岩村。

我们看见，老真已经转过了山岭，旧军装的上衣，裤脚下面露着半截棉裤，几块黑黑的棉絮随着两腿甩打着。老真一边走着，一边大声咳嗽，还不停地往嘴巴里面塞烟，然后吐出，烟雾很淡，还没出口，就被风吹散了。我们说：“来得真巧。”每天开饭时候，老真准时出现。我和妻子没回老家的时候，就是这样。弟弟和母亲多次说过，一次两次可以，时间久了，谁都会腻歪。弟弟也曾说过几次，当着老真的面。老真不吭声，只是埋头吃母亲盛给他的饭。弟弟说得多了，自己也觉得没有意思，老真依然故我，好像没听见一样。

我说：“来就来吧，一顿饭，吃不穷，咱能管起。”母亲说：“他也是有家有口的人，来这多了，老往咱家跑，不是好事。”我没说话，一边的妻子说：“老真这人真有意思。”正说着，老真就到了院子里，看到我说：“献平回来了！”声音大得连冬眠的蛇都惊醒了。说完，就坐在了门前的石礅上，我拿出香烟，给他一支。老真仰头看了一下我的脸，说：“抽你一根好烟。”我笑笑，打着火机，给他点着。

阳光愈发暖了，我们家的房子又处在向阳的坡面上，即使隆冬，也要比其他人家的温度高。村人都说，我们家找了一个好地方，冬暖夏凉，位置好，风水也好。村人嫉妒，总有一些人反反复复找事儿，说我们家占了村里的产粮地，妨碍了他们行路……盛了饭，老真就吃了起来，一海碗大米和菜，不到4分钟，就见了底儿。母亲大声说，我给你舀。老真用手掌摸了嘴巴，嘿嘿笑了，把碗递给母亲，朝我和弟弟看了一眼，又看了我妻子，嘴边掀起一道笑容，说，老大媳妇就是好看。说完，他用舌头舔了一下上唇的胡须。妻子有点厌恶，夹了菜，离开了桌子，到屋里去了。我瞪了老真一眼，心里迅速有了疙瘩，闷闷的，挺难受。老真的表情依旧，接了米饭，握了筷子，又把头埋了下去。

老真吃饭声音很响，哧溜哧溜的，嘴巴吧唧吧唧。这是一种夸张了的，对吃高度崇拜的声音，我很是讨厌。我总是觉得，一个人，如若过分注重吃和吃的滋味，遭遇鄙夷，可以毫不同情。毕竟，吃只是一种活着的功能，而不是生命的全部。吃完了饭，老真掏了火柴梗，伸到嘴巴里面扣。我看见那只手背和指甲里面的泥垢。老真起劲儿地掏着，不吐，复又咀嚼着咽了下去。我喉头哽动，一阵恶心，转身回到屋里。

父亲说：“老真爱抽烟，知道你回来带了好烟，就来蹭。”说着，老真又跟了进来，坐在凳子上，望着我说：“献平再给一根烟抽抽。”我给了，又觉得不大妥当，烟毕竟是一个坏东西。而老真接了，脸上一阵高兴，手指摸索了烟支，又用舌头舔了一下烟头，放在鼻子下面嗅了嗅，说：“好烟味道就是不一样唻。”抽完了一支烟，老真起身要走，说是要去后山打柴。我们谁也没拦，心里早就盼着他走了。正想着，老真就扔掉最后一根烟头，出了我们家的门槛，从院子里面一晃一晃走远了。

假皇帝

“假皇帝”这个人，按照辈分，我应该叫他爷爷。我没有离开的时候，他就死了。死的那天，整个村庄都出动了。因为没有儿子，嫁到西沟村的闺女给他操办的丧事。听到他死的消息，眼盲的祖父坐在门前的石凳上，叹息出声，胸脯大幅度起伏。我在一边看见了，知道爷爷心里悲伤，没有说话。只是从他手中接了旱烟袋，替他装了一锅，点着，把烟嘴送到他唇间。

我知道爷爷的悲伤因由，一个村庄的人，辈分相同，多年以来一起劳作和生活，突然从身边消失了，进入到生冷的泥土当中，这种由此及彼的悲伤，不光爷爷，就连一直住在村后老房子里的寡妇奶奶也拄着拐杖，躬着将近九十度的腰，站在路边放声号哭了一场。

在我的印象中，假皇帝爷爷是我们村里最健康和漂亮的老一代男人，身材魁伟，眼睛圆而明亮，常年的劳作，日照雨淋并没有使他脸上的皮肤变得粗糙和黝黑，一年四季白净着，如果不是那些皱纹，真看不出来他已是60多岁人了。

少小时候，和爷爷睡在同一面土炕上，经常听他说起以前的事情。村里原先有个戏班，假皇帝爷爷一直是戏班的台柱子，别的角色不演，只演皇帝。爷爷说，假皇帝爷爷演的皇帝跟真的一样，龙行虎步，气度轩昂，一举一动都透着皇帝的气势和威严，唱腔响彻行云，在石盆南街村唱，相隔十里的石窝铺村都听得清清楚楚。

爷爷说，据风水先生讲咱村要出个做皇帝的，假皇帝爷爷一演皇帝，这皇帝就成了假皇帝。一次，在砾岩村中央的龙王庙祈雨，假皇帝爷爷正在唱着，突然喑哑了，嘴巴使劲张了几张，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还有在武安县贺家村演出，晴彻万里的天空突然狂风大作，连戏台外面的幕布都被卷得不知去向。有人说，假皇帝的外号冲撞了神灵。戏班头儿信以为然，便不再让假皇帝爷爷演皇帝了。

假皇帝爷爷就住在我们老房子的上面，和杨和林的父母亲同在一个院子。每次挑水，都要路过。我13岁的时候，跟着奶奶下地干活，总见到他和老婆在院子里面摆弄一些东西，或是把成熟的玉茭挂在树上，或是在修理农具。他家的石头台阶下面，长着两棵梨树，不知道什么品种，但是村里唯一的，秋天时候，我很想吃，只是不敢摘。和爷爷说，爷爷给我出主意，叫我帮他们挑几桶水，不用自己开口，他们肯定给。

因为没有儿子，在村里多少有点抬不起头，村人骂人很恶毒，把没有儿子的人家叫“绝户头”。为此，假皇帝爷爷和假皇帝奶奶一直很悲伤。实际上，在我不知道的时候，他们收养了一个逃荒来的河南人，也就是我的同聚叔。他家就在我们家前面的那一道山沟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假皇帝爷爷和同聚叔关系一直不好，还曾打过几次架。同聚叔说不赡养他们，两家人行同陌路，看起来仇人一样。我亲眼看见同聚叔和自己老婆在院子里跳脚咒骂，食指指着假皇帝爷爷两口子的鼻子叫骂。

每年冬天，我都要给他们挑水，差不多一天一次，直到假皇帝爷爷死。那天，我从市里放学回来，母亲说，你假皇帝爷爷快不行了，去看看吧。拉了爷爷，沿着村子中间的青石台阶，到了他们家。他女儿在，也很老了，满脸的雀斑，我叫了姑姑。假皇帝爷爷躺在炕上，瘦成了一堆骨头，深陷的眼睛黯淡无光，高耸的鼻子下面胡子灰白。我叫了爷爷，他没有答应，站在地上的女儿大声说，爹，献平来看你了。他吃力地侧了脑袋，嘴巴里含糊了一声。我没听清。

我说：“爷爷，你没事儿的，过一阵就好了。”这是假话，但村人喜欢听。实际的情形是，这一个人，已经没有了多少在人间的时光。看着他的样子，我突然感到了悲伤，鼻子酸酸的，眼泪流了下来。他女儿在一边说：“献平是个好孩子。”一边的爷爷没有说话，抽着旱烟，烟雾飘起来，在低矮且烟垢厚重的屋梁上缭绕。

没过几天，他就死了。假皇帝爷爷生前，在我们房子一边的山岭上，修了好几片坡地。死后的前几年，一直由女儿种着，后来嫌远，就给了同聚叔。虽然同聚叔没有给她父亲母亲养老送终，按照村里的风俗，没有舅舅就没有后代，死了没娘家人来吊丧，多少是件不光彩的事情。假皇帝爷爷的女儿就以那几片坡地和遗留的房子作为筹码，送给了同聚叔，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同聚叔允许她自己的儿子叫他舅舅，她和丈夫百年之后，同聚叔的儿子以侄儿的身份去吊丧。

这多少有点形式主义。假皇帝爷爷生前坚持不认同聚叔，而她女儿认了。以乡俗，女儿有这个权利。前几天去看爷爷、奶奶坟地的时候，还看见了假皇帝爷爷他们两口子的坟头，一棵柳树已然长成，只是在冬天，显得微小和落寞，经年的蒿草覆盖了坟身，风一吹，发出嗦嗦的响声。

老民棍子

站在自家的院子里，就看见了那棵核桃树，在对面的马路边儿，粗疏的枝叶不发一声。我长时间看着，似乎听到了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声音，在某个枝丫间，已然深入到了纹理，成了树的一部分。

那声音一半是我的，另一半属于老民棍子—我16岁以前最要好的朋友、叔伯兄弟、同学、“战友”，多重的身份。具体的事情和人，在过去了的时光当中，亲切而又迷蒙。每天放学，尤其是夏天，我和老民棍子结伴来到那棵树下，攀上去，坐在枝丫间，说些少年的事情。那时，树的年龄和我们相差无几，也可以称之为兄弟和朋友。多少年以来，它已经变大变粗，四处张扬的枝子看起来很是壮硕，而我也在时间当中不断丢失着自己。

老民棍子长我两个月，在家排行老七，上面有六个哥哥，其中老五早年夭亡，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并有了和老民棍子年岁相差不多的儿女。听见有人叫他舅舅，我心里有点嫉妒，但事实无法改变。他的外甥虽然也叫过我舅舅，但总觉得中间隔了一层什么。这些，老民棍子当然不在意，常常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

和老民棍子的私人关系一开始并不怎么好。在崇尚人多势众的村庄，我们家算是一个孤门小户，在各种势力和利益争夺的夹缝中，显得格外柔弱。久而久之，这种习气必然影响到了我。但更直接的作用应该归功于上学路上和集体玩耍，在早期的乡村活动中，我遭遇到欺负的次数和强度要比其他孩子多上几十倍。它令我强烈意识到，在村庄，必须要团结一些人，即使形不成保护，也要有一种威慑。在众多的孩子王中间，我选择了老民棍子的哥哥老六，并紧密地团结在他们的周围，与二黄毛、大嘴岔和花大姐一伙儿截然对立。

我们的把戏好多人都用过了，也还津津有味。我和老民棍子经常偷了老师的粉笔，在路边的石板上书写攻击和谩骂。太多的晚上，两军对垒，在前岭上的坡地里，各自拿了荆条、棍子和土坷垃相互抽打和投掷，不断有叫声和哭声爆发出来，一旦有人挂了彩，“战斗”才会告一段落。

我们所谓的“敌人”主要是本村的，也就是二黄毛、大嘴岔和花大姐。外村的虽然也有，但怨隙不深。这里面牵涉到了大人和家庭利益等，和孩子们无关。在这一阵营里，老民棍子和我是其中最为坚定的成员，不像大锯子、黑猪军那样左右摇摆。

当这些逐渐成为往事时，我们也长大了。太多的家庭利益使我们这个集体很快就分崩离析，而我和老民棍子的友情一直粘连，不断加深，并更换了新的内容。到了中学时期，吃食和书本都成了两个人的共同财产。我还记得，老民棍子带的干粮总是香皂味很重，掰开也总可以看见长长短短的黑头发，但这些并不妨碍我们的感情。到了初二，学校突然流行起了恋爱，虽还是十四五的孩子，就我个人而言，对异性却有了异常的感觉，以致暗恋一位曹姓女同学。老民棍子充当了我的信使。每天放学，我们就坐在先前的那棵核桃树上，我说我的想法，他提自己的意见。一直到了初三各分东西，我的暗恋也黯然收场。

后来老民棍子辍学，我在市里中学读书，除了暑假可以见面外，其他时间也无暇想及对方。时间和空间的延长，疏远在所难免，先前的热情一天天蒸发。后来在市里遇到老民棍子，说是在太行街那边开了一个牛肉面馆，生意不错。说着，还拉我吃饭，开了啤酒。不知道什么在起作用，不一会儿，就有了一点以前的感觉。可惜时间太短了，至今有点遗憾。

一次回家，向大锯子问起老民棍子，他说：“那小子心狠手辣，不是好人。依据是他打死了武安牛头台村一户人家的牛，当时不见伤，牛死之后，发现头上一大片瘀血，不就吃了几口玉茭苗儿嘛！”直到1993年春天，我探家，去黑猪军家帮忙垒房子，老民棍子也去了，一边干活，一边说话，也很融洽。到下午，老民棍子说：“明天要去市里办点事情，你需要什么不。”我说：“我过几天就回去上班了，怎么也要路过。”

第二天下了些雨，村人趁机点种，收拾秧苗。原打算第三天就走，母亲说帮忙种了花生和红薯再走吧，趁天下了雨。到了晚上，将睡未睡的时候，听见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这时候差不多午夜12点了。母亲曾说，晚上有人叫自己名字，一定要等三声以后，若是声音一声比一声大，就答应，鬼叫人的声音是一声比一声小。我仔细听了，是新贵大爷。就应了一声，他在外面说:老民棍子回来了（死了），帮忙抬一下吧。

我穿衣出门，就往村里走。新贵大爷说，在后面沟子里呢。我一听，头皮发紧，结巴着问：“怎么了？”新贵大爷说：“老民棍子坐的车爆炸了……这孩子，才来个人边儿，就不见了。”说完，长长地唉了一声。我一阵惊悸，前天还和老民棍子一块儿，不到两天，就人鬼殊途了。人事变换，竟然如此草率和仓促。

十几个人抬了老民棍子的棺材，打着手电放置在他父亲坟头的一边，扬土埋了。回到村里，已是凌晨4点多了，吃了一碗面条。一个人往回走，内心怯怯的，身后好像有人跟着。走着走着，就又看见了那棵核桃树。想起和老民棍子一块儿骑坐在上面说话的情景，一时之间，竟然忘了悲伤。

（2006年10月3日于巴丹吉林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