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它们就腐坏了—物质围绕的世界，人类肉身的消耗成为它们不竭的动力源。密尔说：“功利是最大的幸福原理。”为此，我感到震惊。学者或者智者，中国乃至西方的，我敢说，没有一个人喜欢在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当中，无条件地要求功利。而事实上，物质的刀子切入了我们的俗世生活和精神活动。物质使人沉沦，又何尝不能拯救于人呢？沉沦是普遍性的，也是个体和自我的。在物质主义当中，所谓的拯救是罕见的，也最为艰难。
这一番引用和感悟—艰涩、不切主题，但我知道，一个平凡普通的事物必定包含了更多的普遍规律。就像人类，在物质中不能自拔，津津有味，而又鄙夷物质，假作崇高；物质给予了我们感官乃至生命的愉悦，这是最大的快乐原则，一切生命的生活，必须附着和依赖于物质。纷纭重叠、琳琅满目和功能不一的物质，它们本身是丰盈的、快乐的，充满被消耗和被摧毁的欲望豪情。
很多年前，我不知道物质究竟是什么。每天都在使用和消耗，但却无动于衷，原始的懵懂，是不是对物质的一种怠慢呢？那时候的乡村一无所有，有亲戚来，带了饼干和糖块。晚上睡觉，我就放在枕边吃，吃得昏昏欲睡，牙齿乏困，仍旧不停。物质的匮乏使我变得贪婪，一旦拥有，就要消灭殆尽。记得有一次，好久没有吃到糖块了，就偷了家里的鸡蛋，到供销社去换，人还没有柜台高，抓了糖块就跑到外面，连糖纸一起塞进嘴巴。春天时候，实在想吃，就去舔花朵，淡淡的甜，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还有很多次偷吃奶奶做馒头的白糖—糊的满脸都是，被奶奶抓到，一顿臭骂，尴尬着走出来，心里很是委屈，找个没人的地方去哭一会。到了过年时候，母亲做了包糖的馒头，我总是先掰开，吃掉糖，把馒头皮扔到篮子里。
和奶奶不同的是，母亲只是唠叨，从不骂我。14岁时候，我到外村读中学，经常在一个老太太开的杂货铺买饼干吃，欠了50块钱的账，真的搞不到钱还了，她就对母亲说。这次，母亲真的生气了，付账之后，带着我，一路走一路训导。没过多久，我还想吃，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吃食，我就想吃，馋得流口水，但是，把衣兜摸了好几个洞，也还是没一分钱。那时候，我真的感到了悲哀—没有想到物质对人的要挟，而只是想到了自己的无奈和贫穷；期望长大，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支配—典型的一厢情愿心理。16岁时，我似乎有了廉耻之感，再饿，再想吃，也只是忍着，或者躲开。有一次在集市上，很多人都在喝羊汤、吃油条。我也想吃，可我知道，没有钱，谁也不肯给你的。我只能去找母亲—那么大的集市，几千人熙攘、蜂拥，我在里面穿梭了三个来回，才在一个布摊上找到母亲，她给我10元钱，让我去吃。
其实，我不爱吃肉，尤其是牲畜的内脏，羊汤也不好喝，太腥。那时，我还是一个纯正的素食主义者，买羊汤喝纯粹是受到了他人吃喝的引诱—强大的力量，在身体之内发生作用，异常迫切甚至惨烈，没有一个孩子可以抵抗极端的饥饿。后来，我到更远的地方去上学读书—那里的物质更为丰厚，四周都是，只要抬眼、伸手就可以摸到。但根本的问题是—物质需要货币的等量交换，或者说，物质就是为货币而诞生的。对于我这样一个物质贫乏的人来说，再多的物质也只能是身外之物，与自己毫无瓜葛。还记得有一次，几个同学一起看电影，我买票，然后将剩余的20元钱交给一个我心有所向的女同学保管。没多久，母亲就对我说，人家都笑话你傻呢！连钱都给别人管。后经核实，这话正是出自那位女同学之口。或许，物质远比信任重要得多，生存的艰难传统和思想意识生硬而又嘲弄着推离了我示爱的本意。
那时候，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总是耽于幻想，关于爱情、生活和此后的种种际遇—浪漫的色彩斑斓美丽，而面对的现实坚硬如铁。在物质面前，所有的浪漫都不堪一击。那次出卖和嘲弄之后，我收敛了好多。几乎与此同时，我也在心里始终觉得，那个女同学的举动是对纯粹爱情或者说友谊的严重诋毁。在我心里，她一下子丑陋和渺小起来，那种萌动的爱慕一去不返。有一次在舅舅家遇到，却没有尴尬，倒有一种蔑视心理。还有很多次，一个人走在城市当中，在物质和它们催发的叫卖声中深陷，我狠狠地想有朝一日会将整个城市买下来。
这种狂妄我看作是理想，尽管此后并没有向此目标穷追不舍，耿耿于怀甚至头破血流。奢华的城市仍旧由众多的他人掌控—但谁说不是根本由物质所掌控呢？以致多年之后，我的理想仍旧没有实现。有几次走在北京和上海的街道上，或乘坐飞机在空中俯瞰，那种卖掉整个城市的欲望再次爆发出来—虽然持续很短，但一点也不亚于雷声。这种物质的梦想，我相信应当有它的容身之地。对此，我只能在自己的位置，在周遭的物质当中，想象、仰望、寻找、拿来、丢弃和依赖，像一只蜜蜂—使命一样劳作，在不断的渴求和厌倦中继续。就像罗丹所说：时光流逝，一代人的工作和梦想还没有完成，他们的生命就已结束。又一代人开始劳作了—遭遇与我们相同的命运，就像一粒石子投入草丛，没有声息，但会卓有成效。
（2004年4月12日于巴丹吉林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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