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二十世纪末，近代中国书画家的作品在国际艺术拍卖公司列为拍卖品，渐渐有了国际市场，中外收藏家才兴起收藏中国近代书画的热潮。我在本书“绪说”中说，如果不是外国美术博物馆与拍卖公司的重视，中国近代书画的价值与价格不要说与西方近代绘画作品有天壤之别，就连与中国明清的瓷器工艺来比，也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很值得深省的事。
国际艺术拍卖公司使近代中国书画有了市场；市场价格的贵贱才使中国社会大众与收藏者逐渐认识到书画作品水准的高低。“大师”“名家”与“小名家”的差距才逐渐有较清晰的层次之别。这些都只是最近不到二十年的事。
与之相应的书画家评介、书画作品的鉴定、艺术品投资与书画市场的“指南”遂日益发达，已有的出版品令人目不暇给，一时间，“专家”应市而生，盛况空前。滥竽充数的“专书”与“专家”也不在少数。
这本拙著不专为艺术收藏与投资者而写。远在许多急就章的“艺术投资指南”上市之前，我早已开始写作此书，延搁到现在才出版是因为懒惰的缘故。这本书写作的酝酿期之长，更出乎想象之外。因为这八位大画家是我从十多岁认识他们的作品以来所仰慕的对象。如果说酝酿了四十年才写成此书也不为过。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把我所认知的近一个半世纪（也即从近代史的开端——晚清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大画家指认出来，并对其人其艺发表我的看法。因为我自己是承接这些前辈大师继续追求中国绘画现代化的画家，我对历史不能没有自己独特而深入的见解。这些见解，一方面为我自己批判地接受前人遗产厘清方向，决定取舍，以吸取营养与教训，一方面也把我个人主观的见解交付历史，以供后人参考与再评判。
所以，这本书不像其他画家评介的专著一般，设定题目去做文章。而是从我个人的艺术观念出发，去评价历史人物。正如太史公司马迁以他的思想去判定谁放在“世家”，谁放入“列传”一样。没有一本历史评论不是主观的“一家之言”，问题只在于此“一家之言”能否禁得起时间的考验。或为泡沫，消失于未来历史的长河中；或为砥石，“江流石不转”。
在画家论中，我努力潜入第一流天才的心灵中去探测。我一方面在写这一百余年来少数天才的功业与光华，一方面也流露了我对近、现代乃至明日中国艺术的见解与展望。
迟至一九八六年，因为台北六十年代以自由思想负盛名的《文星》杂志复刊，在萧孟能先生的催促之下，我才摆脱懒惰，发愿写这系列评介文字。后来《文星》旋即停刊，我只写完《论徐悲鸿》。一九八九年九月林风眠画展在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举行；同年写李可染是为台湾锦绣出版社《李可染画集》作序，十二月李可染突然逝世，该文略微增改发表于《中国时报》；一九九二年为天津与台湾锦绣出版社合作出版《傅抱石画集》作序，一九九三年历史博物馆举办傅抱石画展，因而写了《论傅抱石》一文。因为有上述各种被邀约的原因，才匆匆写了林风眠、李可染与傅抱石三篇。因为报刊的需求，这三篇在篇幅、体例与其他方面都与前五篇不大相称。最近数月，这三篇文字重新改写，合前五篇一共八篇。八人之外，优秀画家还有好多位，如何取舍？颇费思量。终于以原来评断原则，决定采最严谨的标准（见“绪说”）。所以，此书是一个断代史中最高代表性画家的评论，不是一般泛泛的“名画家评介”。
这八位没有一位不是我从少年时期就景仰的大师，他们今天普遍得到公认，我心中有骄傲与欣慰。因为三十多年前我与师友、同侪说傅抱石、林风眠等人是近百年第一流中国大画家，常受到批评与讪笑。而那时台湾艺术界连黄宾虹、傅抱石、林风眠、李可染的名字也没几人知道。而回首前尘，许多数十年来声名大噪的画家，到今天有的已经褪色，有的差不多被人所遗忘。
不过，有很特别的一位画家，过去我从来没有认定他是近代中国第一流画家，但是近二三十年来他声誉日隆，两岸及海内外评论家、收藏家及艺术市场等行家都认为他是第一流画家，甚至是第一流中的顶尖一位。这似乎是我唯一“看走眼”的画家。他就是张大千。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张大千算不算第一流艺术家？我的回答还是否定。不过我要略加解释。通常我们认定一段历史中少数人物为某一专业中的第一流人物，不只是表明他的优秀，而且着重在他具创发性成就而为时代的代表性人物。比如希腊的三大哲人、文艺复兴画坛三巨匠、明朝的沈文唐仇等。代表性一方面是指具备时代精神突出范例的特质，另一方面是个人特性所发出无可取代的魅力。以张大千为例，他虽然在中国传统绘画古今技法的掌握上是第一等的能手，但在时代精神与个人无可取代的独创性上都没有代表性。因为他是复古派，他的优点与魅力大半是取自前人。所以张大千是极优秀的画师，却不是第一流的艺术家。
为什么在对张大千的评价上我与大多数行家差异如此大呢？一言以蔽之，那是对于艺术的真正价值判断上认知差距的问题。
大多数人佩服张大千，第一是他的万能。不论山水、花鸟、人物；南宗与北派；工笔与写意；从古代的敦煌到明清的文人画；水墨与设色，淡彩与重彩；院画的工整与遗民画家的乱头粗服；最后还有跟上西式时髦的半抽象泼墨泼色，他都无所不能。第二是功力之深。他学习、模仿古人，学谁像谁；制作赝品几可乱真，甚至行家大老都被他瞒过。第三是他为人四海，一生交游广阔，名气特大。名公巨卿，政商学军各界，都是座上之客。很少权贵家中没有他赠送的画作挂在中堂。的确，媚俗与投其所好可以在现实社会中成为名家，但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大艺术家必经之路。除第三点之外，第一、二点是张大千技艺上过人之处。他确具备画家技能上最卓越的功力，在画史上也难得一见。
可是，画史上第一流艺术家更重要的条件是与其人格统一的，独特创造的个人风格，而不是多项技艺的总和。而且艺术家的独特风格必显示了时代的精神与对民族文化的发扬、拓展的贡献，以及个人对宇宙人生独特的看法。张大千是传统的画师，今之古人；他笔下汇集了古人最甜美的笔墨，以制作视觉上最圆熟优雅的图画，他是装饰画的巨匠，但只是古书画“集锦”式的匠家；他摹仿古人即使几可乱真，但没有开创新路的抱负；而他个人长期自外于民族的苦难，做一个享受锦衣玉食的高蹈逸士，他的艺术便不能为时代与人生做见证；他的趣味、美感、巧艺都承袭自前人，他的艺术中没有他自己鲜活独特的人格。至于晚年的泼彩，一方面是西方新潮抽象画粗浅的移用，另一方面他还脱不了传统山水的格局。从他泼墨泼彩的画面上免不了以楼阁亭台、水草、崖石等来收拾残局，可知他并没有经营新形式的企图与能耐。他还只是复古派的大匠。他在中国社会赢得这样崇高的声誉，正反映了中国社会对艺术真正的价值认识不充分的积弊。万能、广博、精妙的功夫，是一个优秀画家必要条件的一部分，却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充足的条件。张大千学八大山人几可乱真，但八大是政治异议分子，是痛苦悲愤的遗民。张大千所能模仿究只是古人的形式技巧而已。张大千学古代名家，虽可令人叹为观止，但他的画中没有个人独特而强烈的人格精神。所以他学谁像谁，恰恰是他缺乏艺术中本来最不可丧失的“自我”的证明。
近代百余年来优秀的画家还有许多，而代表一个时期的第一流艺术家就只有少数几位。艺术的技巧不等同艺术的价值，艺事之能与独特创造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这本《大师的心灵》体现了我对艺术的价值判断严格原则的坚持，未来的历史将验证我的见解与判断。
何怀硕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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