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原来是先父的一个已年过八十的朋友打来的：为他一个在本地民工子弟小学毕业的亲戚孩子想读我曾任教过的中学之事。我吃了一惊：因为他是先父在世时相交甚好的一个朋友！但我知道此事我实在无能为力……因为有过历史上深刻的教训：
那还是在21世纪之初，我任初三班主任之时，有一个高一届的中考“落榜”的学生，是我老家隔壁邻居，再三求我要到我班旁听“复读”一年，我就向学校教务处主任（也就是我班的科学老师）说了，他一口答应说：可以——自己老师的人读书还不能照顾？谁知道后来却被校长拒绝——搞得我好不尴尬！好在那教务主任很讲义气——安慰我说：没关系，我介绍他去其他学校复读——后来干脆介绍那学生去县属中学复读了……
所以，我十分感激这个教务主任——是个了解普通教师难处的富有人情味的领导！
所以，一般自己的兄弟姐妹包括妻那边的亲戚朋友都知道我这人从来不会“求人”，是个不会“打交道”的“书驼务”（方言，即书呆子），所以也从来没有为他们的子女读书之事来相烦过我。
但这次是先父的朋友，我不得不去单位找人问问现在要读中学的“政策”如何？——尽管我早已退休……
新领导我不太熟悉，也不敢打扰他们宝贵的时间。刚好——在每月一次的退休人员会议间遇到两位原来熟悉的中层领导，就实事求是小心翼翼地与他们谈了此事，请看他们的答复：
第一位领导的答复：本辖区民工子弟学校毕业的可以报名读我校，但必须有“七证”——1房产证2暂住证3结婚证4计划生育证5社保证（在鄞州区缴保一年以上）6单位劳动合同7单位的工商执行照（复印件）。假如具备这“七证”，可以向就读的本小学报名读我校，因为文件早已下达。
第二位领导的答复：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本辖区民工子弟学校毕业的小学生我们一律不收！因为街道“教辅室”有这个规定。当然，特殊原因另当别论——你懂的，我不多说。（在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下，我还敢问什么吗？）
……
看来“读书难”——难于上青天啊！虽然国家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对外地的打工者子女来说，想“就近入学”还是比较困难的。
我只得像“机器人”般地给我先父的朋友回电：鹦鹉学舌般地将领导的话在电话里原封不动地说了一遍……好在父亲的朋友十分理解我：“某某，让你为难了……”反过来竟然还要安慰我！
无地自容——真是愧对父辈啊！
当然，关于中国的基础教育，这个话题太大，何况咱老百姓的发言权也很少——一般都是专家们在操作的罢。我这里想说几句的是这个父辈的老朋友，人总不能忘记过去吧？
一般来说，人对于“度日如年”的苦日子总是难以忘怀的：还记得20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当我们全家被“精简下放”到宁波故乡的农村时，他是老家生产队里一个三十出头的地地道道的“庄稼把式”，（这样说是因为曾听父亲说过当年生产队里的一些“技术性”农活非他参与莫属）但也略通文墨。对“半路出家”务农的父亲十分同情，在干农活时常常热心地指导帮助父亲。特别难得的是（这是后来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后听母亲告诉我的）在六十年代末的“动乱”中，一次路见不平挺身相助——帮助父亲免遭了“造反派”的一顿暴打：
那是一个秋天，父亲在去集市上的供销社买东西回来路上，正走到慧灯寺旁的公路，却“狭路相逢”迎面走来了一帮戴着红袖章的以当时当地号称“矮脚虎”为首的“造反派”，他们认出了我父亲——一个因看不惯当时乱“批斗”而常常仗义执言而打抱不平的“下乡老顽固”，于是，十多个人分开了悄悄包围上来——企图给父亲来个“突然袭击”！
紧要关头，那个“庄稼把式”刚好从他自己家里出来——他的家当时就住在慧灯寺旁边的公路旁，发现情况不妙——就特意大喊大叫着父亲的名字说：“哎呀！老某某，好极了——我正有重要事情找你商量呢！快！快到我家来……”边说边跑过来强拉着正准备“以寡敌众”的父亲离开了公路去他家……那群“造反派”突然看到“半路杀出程咬金”——又不敢公然追到人家家里去打，只得悻悻然而无可奈何地离去……
回忆中，别说先父，就是我在当年因“动乱”而失学在生产队干农活时，他也曾热情地教过我插秧种田耕地，不厌其烦地多次指导示范……这样的故交会忘记吗？
其实，我这样年纪的一个普通的教书匠，在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中，说实话——也许连个小学生都不如，就像宁波老话中所讽喻的“文不像读书人，武不像救火兵”。
所以，帮不上“庄稼把式”的忙，焉能不愧？
于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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