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莫高窟

没去敦煌之前，对洞窟文化包括与此相关的历史知识我几乎一无所知。那年，突然有机会去了一趟莫高窟，出乎意料，心中难免一番激动。

老早听说莫高窟的名字是在课本上，很小的一张图片加上很少的一段文字，现在细想，已经没有了任何记忆。但只觉得那地方或许已经残破不堪，满目荒凉，要么肯定是一片颓废景象，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地方，一直以为它遥不可及，自己根本不可能去那人迹罕至的地方。

从兰州飞往敦煌，用时一个小时零四十五分钟。等我和老大哥随着旅游的人群站在莫高窟面前时，仍如做梦一般。

放眼望过去，莫高窟的崖壁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大，进入景区前，隔着一排茂密的树丛，进了入口后要走过一段铁栅栏，才基本看清整个山体的形状，且完好无损，凹凸有致。听人介绍得知，山体表面涂过一层人造砂岩。

随着讲解员的解说，第一次清晰地梳理关于莫高窟的来龙去脉。

2200年前，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敦煌这座边远的西部小城渐渐成为东西方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公元366年，一个叫乐尊的和尚云游至此，忽然看到三危山顶出现万道金光，如有佛祖现身，一时心有所悟，从此化缘求金，在鸣沙山东侧的断崖上开凿了第一座佛窟。多年后，一个叫法良的和尚来到这里修建了第二座佛窟。此后，修窟之举便生生不息。至唐代，敦煌已经成为一座国际化城市，而莫高窟也已经建有佛窟1000多座。但是，到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草原丝绸之路的开通，敦煌渐渐被弃置一旁，变成了一个偏远的荒凉之地。莫高窟也经过自然、战争以及人为的破坏，渐渐变得残破不堪，一度处于一种荒凉状态。尽管如此，因为莫高窟特殊的地理环境，时至今日，它依然光彩夺目，魅力无限，已经成为世界现存佛教艺术最壮观的一座宝库。

多彩多样的洞窟很快让人眼花缭乱了，每一处彩绘佛像，每一处洞窟的背后都是一段我没有理清的历史，也或许是一部百科全书。原以为《红楼梦》和《水浒传》里的人物是最多的，到这里我很快就发现，这里，有久远的历史，这里有诡异的神话，这里有动魄的艺术，这里有灿烂的文化。我不得不肃然起敬，不得不屏息静气，不得不痴痴呆立。那些亮丽的色彩、优美的线条、鲜活的生命、飘逸的气质都在我眼前拥挤着，让人目不暇接。

16号洞窟里卑微的小人物——道土王园箓。原本的印象，这是个类似汉奸的坏人，坏透了的人物。后来在莫高窟对面的敦煌艺术陈列中心，见到了王园箓的照片——面带微笑，一团和气，身体略有几分孱弱，神色透着几分精明。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人物，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与这个积淀着千年文化的地方很不相称，都与这座瑰丽的艺术殿堂相去甚远。但是，历史却准确无误地告诉人们，让埋没千年的敦煌莫高窟重见天日的人，偏偏就是他。

我想弄明白这里的一切，便非常仔细地去听各种讲解，我知道，走出这里，将不会再去了解它了。

据说在公元1858年，湖北麻城大旱，蝗灾严重。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跟随在逃难的人群中，这就是后来的王园箓。王园箓从童年背井离乡，开始流浪。年近半百，出家为道，开始云游四方。最终，四处漂泊的王道士来到了荒废已久的莫高窟。

公元1900年6月22日，20世纪的世界文化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王道士在清理第16号洞窟的积沙时，甬道左边的墙壁裂开了一条缝隙，于是，一个小小的密室被打开，里面的经卷堆积如山，而且排列整齐。王道士惊呆了。这个小小的密室就是敦煌藏经洞。可以说，如果没有王道士对藏经洞的发现，莫高窟迎接全世界目光的日子不知还要拖后多久。虽然精通文墨的王道士无法知道这些经卷的价值，却感觉到这些东西应该是有用的。他先是请来了本地的父老们。父老们同样是惊讶万状，不知所措。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先人佛教功德物品，应该妥善保存在原地，不能流失。然而，王道士毕竟曾经游走各地，见过一些世面，他对当地父老们的意见并不满足，他要继续为这批东西寻求答案。于是，王道士带着经卷，骑上自己的小毛驴，开始拜访一些地方官员。

后来，在讲解中我更多地了解到几位与莫高窟洞窟文化相关的人物。

肃州兵备使延栋，精于书法，当他看到王道土带去的经卷时，摇了摇头，认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因此既无兴趣也无热情。敦煌县令严泽，不学无术，把王道士带来的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知县王宗翰，熟谙历史文化，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见到王道士送来的经卷后，立即判断出这些经卷的不同寻常，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将这一消息写信告诉了叶昌炽。

叶昌炽，甘肃学政，金石学家，他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王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藏经洞过分关注、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过了一段时间，态度冷淡的延栋还是把藏经洞的事情上报了，甘肃藩台同样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后来虽然下过一纸命令，让把这批经卷运往兰州，但是从敦煌到兰州的运输费用却难以凑齐，又考虑到把一大堆发黄的废纸运来之后保管起来更是麻烦，因此发文敦煌县府：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王道士的一番奔波终于有了一个结果——这个小小的密室被加了一道简陋的木门，上了一把锁，钥匙放在了王道士道袍的口袋里。于是王道士只能与这些似乎很珍贵却又毫无用处的藏品长期相伴了。

然而，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几位老外，超出想象的是他们不远万里、风尘仆仆来到莫高窟。因为这些不速之客对洞窟文化带来巨大影响，如果没有他们的光顾，今天的莫高窟可能会是另一种结局。第一位是斯坦因，英国人，通晓多国语言，曾获杜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研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他怀着一颗渴望已久的心，费尽周折，来到莫高窟，在和王道士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处、交流之后，便带着24箱经卷和5箱佛画回到了英国。随后，斯坦因的大名便震惊了西方学术界，而这些珍贵的文物也进入了英国博物馆。

第二位是伯希和，法国人，曾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校攻读汉语，并学习中国学与东方国家历史文化，然后成为法兰西远东学院首批研究人员、教授。在斯坦因离开几个月后，伯希和也不辞劳苦，来到了莫高窟。他同样与王道士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相处、交流，然后赶着满载着宝藏的车队离去，经西安，过郑州，来到了北京。这些宝藏大部分被运到了巴黎，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一部分留在了伯希和身边，很快又震惊了北京的学术界。

当斯坦因、伯希和把敦煌文物向全世界公布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1910年清政府做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经卷全部运往北京保存。但是在运送途中，出现了严重的偷窃现象，车队每到一处，几乎都要失窃一部分经卷，有机会盗窃的人都是当地的上层人士、官宦、名士、乡绅。一时间，敦煌经卷流失严重。这是敦煌经卷自发现以后最大的一次劫难。

无论如何，王道士在掌管莫高窟文物期间，他的很多做法是愚昧无知的，也是让人痛心的。为了方便进香礼佛者，他打通窟壁，致使许多壁画被彻底毁坏。为让古老的莫高窟焕发出新的光彩，他化缘求钱请来工匠，把已经陈旧的壁画重新绘制，他不知道这也是一种彻底的破坏行为。

听完导游的讲解，多数游人对王道士的所作所为颇为不屑。如果时光倒退一百余年，让他们处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种环境，再让他们幼年流浪，成年出家，云游至此，发现藏经洞后，又遇到那样一群当地官员和外国学者，他们一个个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可以说，任何一个小人物处在社会和历史的大环境下都是无法逃脱命运摆布的。在我看来，王道士只是抱着一些美好的心愿干了一些愚蠢的事情。

看到敦煌石窟的艺术瑰宝令我惊叹，其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壁画，最广泛的题材是尊像画，各种佛、菩萨、天王等。佛经故事，经变画，综合表现一部经的整体内容，宣扬想象中的极乐世界。在印度、中亚、中国的传说故事里佛教史迹画与历史人物相结合，供养人画像等，真正让我饱览了震撼世界的“墙壁上的图书馆”。

虽然供参观的洞窟不多，只有八九座洞窟，据导游讲供参观的较有影响的是96窟、17窟、130窟、158窟、259窟、285窟、200窟、428窟，而在洞窟里看到最多的是飞天壁画，有飞天4000余身，惟妙惟肖，气势宏伟，还有最大的坐佛塑像，整个大洞窟就是一尊大佛，在敦煌莫高窟我们读到的是神秘和惊奇。

莫高窟的壁画与雕像串连起来，仿佛一部历史连环画，闪烁着一个又一个王朝，以刀光剑影换来片刻安宁，在兴盛中强大，又在腐朽中没落。诸多权贵及世人曾经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幸存下来的人们再为了金钱而打拼。不停变换的角色是丝路上的商人、斗士、流亡者、宗教信徒，不变的是那些石像和洞窟灵魂，或神或仙。面对他们，我突然感到，似乎这些神灵正踏动脚步，卷着风沙向我和洞窟石文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