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青春在战火中闪光

听说一名大学生从贵阳医学院被分配到前线，并在战火中立了功。笔者几经联系，终于在76医院前接医疗队见到了他。小伙一米七八的个，浓眉大眼，一身合体的军装，显得英俊潇洒。下面是笔者稍加整理后的记录笔记。

我叫王军，在老山、者阴山还击入侵越军的战斗刚刚打响时，我随我院医疗所一起来到前线，被分配在伤员前接后送分类组工作。前线的一切，对于我这个刚出校门而步入军营的新兵来说，都是很新鲜的。同时，也面临着艰苦、困难，甚至生死的考验。来到前线后，在院领导的关怀下，在老医生和老护士的带领下，在同志们的热情支持下，我这个刚刚穿上军装不久的新兵，在这次炮火纷飞的前接后送伤员的过程中，完成了作为一名人民军医应该完成的战时救护任务，用党给我的知识，为抢救受伤战友尽到了我应尽的职责。回想自己从老百姓到军人、从一个在校学生到投入部队火热的生活，然后又来到了战火纷飞的前线这段经历，我有许许多多的感慨。

我于1978年考入贵阳医学院。去年八月，当我们这批大学生向学校交出最后一份考卷之后，人生道路的选择马上就摆到了我们的面前。我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从小就在贵阳市长大，根据我们学校当时的分配条件，我进贵阳市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上级要求在本市分配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五年学习成绩平均在84分以上者；二是由本市入学，父母身边无子女就业者；三是要求思想道德好。这三条对于我来说都是符合的。其一，我的学习成绩五年均超过了上级要求的分数线；其二，我从贵阳入学，是家中老大，父母身边刚好无子女就业；其三，我在学校是班团支部书记，又是党员。所以，对于我，被分配到一个合适的工作是完全可能的。

正当同学们等待着分配的时候，我们学校向学生们传达了要从学生中选拔一批学员到部队医院工作的消息。许多人一听要分到部队医院去，马上就议论开了。有的说：“读了大学，拿了文凭，谁还去当兵啊！”还有的人说：“现在可不是以前，一身绿军装能值几个钱，就是分到县医院，当一个安稳的大夫也比到部队整天东跑西窜要强。”

面对同学们的议论，我心中也展开了激烈斗争，是留在贵阳还是到部队去，把学到的知识献给军队现代化建设？我想：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们多年，给了我们知识，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我们一些人把知识作为私有，向人民讨价还价，那怎么行呢？当时，我虽然这样想，但马上要做出一个肯定的回答，我又有些举棋不定。因为，我毕竟生活在温暖的家庭之中，有许多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

分配的日期一天天接近了，有一天，我们系里的副主任、本年级的辅导员钟金石同志找到我，他很和蔼地问我：“小王，你对参军有什么想法？”我沉思了片刻，爽快地告诉他：“说句心里话，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但自己还有些忧虑。”钟老师是前几年从部队转业到我们学校的，学生们都很尊重他，平时他对我挺关心。这次，他听完我的话后，没有直接指责我，而是给我讲了许许多多他在部队的事，特别是他向我介绍了许多有志青年献身边疆、保卫边疆的事迹，好似一股清泉流入我的心田。我从钟老师讲述的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中慢慢地领悟了一个人的理想应该根植于哪里的奥妙。高楼大厦固然让人起敬，但一个有抱负、有志气的青年，怎么能被物质的枷锁禁锢呢！当天晚上我回到家后，把自己当兵的想法告诉了父母亲，我父亲是1947年入伍的老兵，虽然他已经转业到地方多年，但对部队还是有深厚感情的。我父亲听说我要当兵，他很赞成。可母亲却有些担心地对我说：“孩子，你想过没有，现在哪个不是拼命地往城市挤，你现在有条件分在贵阳，如果去当兵了，以后怎么办？”我再三地说服母亲，父亲也对我母亲说：“孩子大了，应该让他出去闯闯，部队是最能锻炼人的地方。”在我和父亲多次的说服下，母亲终于同意了我当兵的要求。

第二天，来到学校后，我把自己的志愿向系里领导汇报了，我们系的同学们几乎炸开了锅，有支持的，有不理解的，有怀疑的，总之，大家不相信像我这样一个有条件分在贵阳的大学生会要求到部队医院去。有一位与我相处很好的同学问我：“你真的决定了吗？”我回答他：“是的。”他又说：“你总有一天会后悔的！”我说：“我决不后悔！”这个同学不可思议地摇摇头走开了。

有关我当兵的事，在我家的亲戚朋友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好心人都来劝我。我爸爸的一个老战友，见说服不了我，便对我说：“小王，你当兵可以，但最好留在贵阳44医院，那里有我许多熟人，我去帮你讲一讲。”我听后，当时心想，既然是参军，那就要服从部队的分配，我怎么能凭关系自己想留就留呢？于是，我就婉言谢绝了。9月19日，报到的通知书终于送到了我手里。我在家只作了3天的准备，于22日这天，告别了正在为妹妹准备生日晚饭的父母和家人，登上了南下的火车，离开了我的故乡。

两天后，我到了昆明军区，带着介绍信，揣着一颗激动的心，又从昆明赶到了开远分部，组织上把我分到了建水76医院。到医院不久。我们医院便接到了“准备奔赴前线执行任务”的命令。这对于我来说，是多大的荣幸啊！一方面我为自己刚刚穿上军装就将参加战斗感到庆幸，另一方面，从我来到祖国南疆的第一天，就耳闻目睹越军挑衅的罪行，为边疆人民报仇的时候总算来到了，我感到高兴。可是，听说上前线的名额有限，我就几次找领导要求，请组织在战火中考验我。领导见我决心大，也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医院为了完成好这次战地救护任务，临战前举办了战伤救治知识的训练，我虽然是个大学毕业生，但对于战地救护知识是很不精通的。为此，每次上课我都自觉参加学习，并且认真地听课做好笔记，有不懂的地方，就请教有经验的老医生，虚心向他们学习。为了扩展自己这方面的知识面，完成好上级交给的战地救护任务，我除仔细地学习了医院发给的《战地救护》外，还主动找其他同志借来有关书籍，抓紧空余时间反复学习。

我们前接后送组是由一名主任、二名军医、一名护士长、三名护士和一个卫生员共八人组成的。来到前线后，工作任务一直很紧。战斗打响后，我们既要冒着敌人炮火把伤员从前线接到医疗所，又要及时迅速地把伤员送到各个科室。有时，还要直接把伤员送到二线医院。前线的公路山高坡陡，弯急雾大，给我们前接后送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尤其是每次到师医院前接，经常有敌人炮火的袭击，说实在的，我从小生在城市，长在舒适的环境里，像这样的场面还是第一次。特别是刚开始听到炮弹在车前车后不远的地方爆炸时，我的心真有点慌。但当我看到身边的老主任和其他同志都不顾一切抢救伤员时，特别是想到前方负伤的战友急等着去抢救的时候，我的勇气也就更足了。为了救伤员，就是自己牺牲了也心甘情愿。

5月15日，攻打1019高地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在老主任的带领下，冒着敌人的炮火来到师医院前接伤员。回来时，由于护理人员不够，我负责了一辆车上九名伤员的救护任务。从师医院到我们前线医疗所，虽然只有十三公里的路程，可是，由于山高坡陡，新开的公路坎坷不平，颠簸十分厉害，为了尽量减轻伤员的痛苦，我把自己坐的一个垫子也让给了伤员。一路上，我精心地护理每一个伤员，还跪在车厢上检查伤员的伤情。为了防止越军不断打来的炮弹片炸伤战友，我尽量把受伤的战友安排在车厢里边，自己却不顾危险地坐在车厢的最后面。

5月16日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突然，一辆运送伤员的卡车驶进了医疗所。黄主任带我和护士赵理立即把伤员抬到病房进行登记，当我登记完走出病房时，黄主任却不见了。我问其他同志，才知道黄主任从伤员同志的口中得知，前面还有伤员没有运来，他已经带上郭医生和一名护士赶到前线去了。当时，我很着急，为什么不叫我去呢？后来黄主任告诉我，他不让我去的原因是因为我年轻，又刚从学校出来，一方面怕我身体顶不住，另一方面晚上出去，实在太危险，敌人的炮弹不断袭击姑且不说，就是那一条又窄又险的路，夜间闭灯驾驶，是时刻都有可能翻下深渊的。老同志们越是这样关心，我就越感到惭愧。我坐在病房，一直等到深夜两点钟，郭医生护送的伤员一到，我立即跑去问郭医生，前线是否还有伤员没运下来？他告诉我伤员是有，但主任说不让我去。我一听更急了，爬上汽车就不下来，郭医生被我缠得实在没办法，只好让我去了。

到达师医院，主任一见我就吃了一惊，问我怎么来了？我说：“我比你们都年轻，更应该到这里来。”主任知道现在说得再多也无济于事，就安排我和护士刘勇护送两名重伤员回来。这两名重伤员有一个是血气胸，伤情十分严重。路上我一直守着这个伤员。由于夜间行驶，路面又滑，给伤员带来许多不便。车子走着走着，一名正在输血的伤员的血液突然输完了，急需检查，此时，汽车刚好行驶在最容易被故人炮火袭击的地段，怎么办？等走完这段路再检查吗？那伤员太危险。为了对伤员负责，我立即叫驾驶员停下车，对伤员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和处理，终于把伤员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

在前接后送伤员的过程中，我和全组的同志们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不顾个人安危，及时抢救护送每一个伤员。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全力救伤员，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战士生命的哨兵，决不能让战士没有被敌人夺走的生命再从我们手中失去。也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令我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不管情况多么危险，为了战友的生命安全，就是刀山火海也敢闯！就这样，在前线战斗的日日夜夜里，使我真切地感受到：青春，只有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才能闪烁出它最强的光和热。

我是一个刚步入社会的青年，老实说，我就像一个刚起步的孩子，对于许多事情都是无知的。特别是对于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应该怎样认识人生的意义，没有一个把握的尺寸。在学生时代，潘晓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观也总撞击着我的心灵。来到前线后，周围的一切教育了我、鼓舞了我，使我的人生观在战火中得到不断升华。在前线抢救伤员中，有这样的几件事更进一步地启发了我对人生意义的认识。

来到前线后不久的一天，我们医疗所接受了一名胸部贯通伤的战士，他的名字叫何朝德，被送到医疗所后，伤情十分严重。本来，在野外条件下，像这样的伤情一般只有后转。但是，我们的院长黄正鹄为了抢救这个战友的生命，在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给伤员进行了清胸手术。手术后，伤员急需输血，可是，当时医院又没有现成的血，怎么办？如果去找，时间来不及。正在大家为难之际，只见黄院长卷起袖子对同志们说：“来，抽我的吧！”有的同志劝阻他：“你是一院之长，现在任务正紧，工作需要你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可黄院长却说：“为了战友的生命要紧，不要再啰嗦了，快抽吧！”就这样，一滴滴鲜血从黄院长的躯体流进了血瓶，然后又输入到受伤战士的血管里。看到这一切，就令人感到了一种从未有的力量，从院长的身上我感受到了部队的官兵情、同志爱，更感到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应该具有的崇高品质和情操。在抢救伤员的过程中，每当我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我都会自然地想起我们的老院长——黄正鹄同志。

我们前接组组长黄登福同志，是1961年入伍的老同志，在带领我们前接后送伤员的过程中，他总是处处走在前。有时几天几夜地不休息，他也不叫一声苦和累。我常想，像这样的老同志，图的是什么呢？是荣誉地位吗？可是，就是这位老主任，在战后评比时，我们小组给他请功，无论怎么说，他硬是不要。还有外科主任吕照海等老同志，他们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为了抢救战友的生命，也日夜战斗在炮火连天的前线。比比他们，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地工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保卫边疆的事业呢？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感受很深的。那就是五月十五日的一天，我们到师医院前接伤员，一会儿，从阵地上抬下来一个满身是血的伤员，伤势非常重，我们见后都觉得心酸。可没想到，这个伤员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不是自己的伤有多重，哪里有多痛，而是告诉我们：“主峰阵地拿下来了，我们胜利了！”面对英勇无畏的战士，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这位英雄的面前，我如负重载。我觉得我的工作做得实在是太少了。我想，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如果救不活这样的战士，不能不说是一种犯罪。

与此同时，从院里领导到每一个医护人员给予我及时的帮助和鼓励，也是我搞好工作的重要前提。记得来到前线不久，副院长陈海峰就及时勉励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做一名称职的大学生，战士的好医生。”正是这样，我从他们忘我的战斗中，使我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感受到了奋斗的真谛。如果说，我来前线有一点进步的话，那么，应该这样说，首先是许许多多老同志们的事迹感染、鼓舞了我，并激励我不断奋进！

在这次还击越军挑衅的战斗中，在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下，我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但仅仅是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我决心不辜负各级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希望，更要加倍地努力工作，争取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受干部战士欢迎的医务工作者。

1985年10月发表在《昆明军区英模事迹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