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父亲出头没有母亲细心开导

我的祖籍山东蓬莱。父亲叫杨万春。他十几岁只身“闯关东”，来到吉林最北部的舒兰拓荒。我的父母都是自幼失去双亲的苦命人，他们在孤苦中相识，并结为连理，一生莫逆。

在我之前，我们杨氏家族没有出现过念书的人。父亲是文盲，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曾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联贴在猪圈上。出了这个笑话后，他决心让自己唯一的儿子“上几天学识几个字”。但是，在那灾难深重、国破家亡的年代，他累断了腰也供不起儿子上学念书。他有这个想法，纯属奢望。母亲身世更苦，她从小乞讨，压根没有自己的名字，在乡里熟人称其为“丫头”，陌生人称她为“叫花子”。结婚时户籍注册为“杨曹氏”。从生到死她始终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正式名字。

父亲从青年到壮年，一直给舒兰县黑瞎岗李姓地主当长工。所谓“长工”，不但出卖劳动力，而且签订了“牛皮文书”，把自己的身子也卖给了人家，当的是终身奴仆，没有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每年只有春节时，全家才能团聚一次。亲人们一年离多聚少，孩子们对父亲的印象不深。父亲是苦水中泡大的，吃苦耐劳成为他正常的生活方式，在外边吃多少苦，受多少罪，从不向家人吐一个字。他不愿意让家人为他分忧。

“光复”前，父亲被日本侵略军强征当劳工，在我国最北方的黑河开凿山洞，一去四年多杳无音讯，生死未卜。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母亲，朝也盼，暮也盼，哭干了眼泪，熬瞎了双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父亲才逃出魔窟。那是一个严寒的除夕夜晚，父亲奇迹般地回到家里。他好像从来没有机会理发似的，不到50岁的人，半尺长的胡须上凝结着坚硬透明的冰溜子。更让人心碎的是，他在出逃时，右腿肚子被日本鬼子的狼狗撕下长长一块肉。他脚上穿的破乌拉鞋，同双脚牢牢地冻在一起。母亲凭她的生活经验，用带冰碴儿的凉水泡脚，将父亲的鞋慢慢脱下。父亲的双脚几乎全部脱皮，白骨外露。全家人有如万箭穿心，失声痛哭，在极度悲愤中度过了那个难忘的除夕。

父亲是个铁打的硬汉，性格坚强，求生欲望超人也惊人。千里迢迢，他爬行了半年。也就是说，从1945年的8月到年底，他一直爬行在希望的归途上。当然，一路之上，他得到了许多善良的中国人的体恤和关爱，有的给他包扎伤口、敷药，有的送他食物，有的给他棉衣和乌拉鞋。他护膝的胶皮垫儿就是一位好心人把自家手推车车胎截断给他特制的护具。没有这些人的帮助，他的尸骨早就丢在归途中了。同村一起去当劳工的几位乡邻，有的因病被日本鬼子活埋，有的在出逃时被乱枪打死。他们再也回不来了。父亲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上一炷高香，祭奠亡灵。

由于父亲腿、脚、臂等多处受伤，局部伤口严重溃烂，加上特别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和胃溃疡，五十初度就辞别人世了。在自知不久于人世时，他拖着病体艰难地来长春看我。那时，我正在省工农速成中学读书，又恰逢期末考试之时，他小住一宿便返回家中。回到家之后，他千叮万嘱不让家人把他的病情告诉我。他兴奋地对母亲说：“老杨家总算有了一个念书的了，我死也可以闭上眼睛了。”不到3天，他真的闭上眼睛沉沉地睡着了，再也没醒来。我们父子几天前的匆匆一见，竟是永别。我为没能为他老人家送终肠子都悔青了，一生自谴。哀，莫大于不孝！

我父亲一米八十以上的大高个，长相英俊，头脑聪颖，为人厚道，性格刚强，特别能吃苦，特别会干活。庄稼院里的十八般武艺，他样样精通，多才多艺。除了务农之外，他还会木工活、铁匠活，还会小磨榨油、小烧酿酒、小作坊制糖，以及石匠、瓦匠等无一不能，无一不专，是一位全才型的“苦大力”。他的死，使我家失去了“顶梁柱”，使全村邻里失去一位乐于助人的好人。他的死，使我失去一位慈父和最好的老师。他虽然没文化，但绝不粗暴教子。他嫡传的“家训”只有两句话：“不要撒谎，不要做亏心事。”做人抓住了言行两端，就是抓住了根本。他这两句最普通的话，富于深邃的哲理，我恪守一生！这也是对父亲永恒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