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无失忆。2016年，可能是集体记忆最难忘的一年。
40年前的1976年，是中国传统的龙年，也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新年伊始，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毛泽东逝世。
7月28日，唐山发生地震，死亡24.2万人，70万人受伤，其中重伤16.4万人。
全国人民陷入极度沉痛与悲伤之中。
但是，这一年有悲哀也有喜乐，为害中国10年、作恶多端的“四人帮”被粉碎，被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事实上被同时宣告结束。广大人民群众龙腾虎跃、欢天喜地，举国同庆打倒“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历史长河的流淌，冲不掉岁月的痕迹。记得1966年8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颁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16条）。其中第四条规定：广大群众要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一时没有党组织领导，感到六神无主，怎样教育自己和解放自己，这是一个新问题。这时，《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重要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我作为党报的一名记者，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当年主要写学习“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的体会。我借用社论中“灵魂”这个热词，每天给自己的灵魂打分，我认为这也许是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行为方式，乐此不辍。事出意外，我的笔记本被一名有心人偷看，并交到报社造反派组织伊伊总部检查。检查发现“一个大问题”，即在我某天的日记里写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言必由绳墨，说话有根据……”这句话被认定为打着红旗反红旗，影射“文革”，污蔑造反行动。那位总部的头目（后来被判刑）利用手中夺取的权力，紧急发落我到吉林日报印刷厂烧锅炉，一干就是三年。虽然不堪重负，受了一点皮肉之苦，但因祸得福，在斗争的高潮中，我失去了犯错误的机会，也可以说，这个时期我心无尘无滓，不欠任何人的孽账，我给自己的灵魂打了高分。
俗话说，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文革”的后半截，我是全程参加了的。主要经历三件大事：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下放“五七”干校；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这三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根据毛泽东关于“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解决”的指示，吉林省革委会于1968年8月17日发出《关于举办原省直机关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关问题的规定》，规定要求学习班于8月27日成立，9月初开班。办班的指导思想是：以斗私批修为纲，把学习班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任务有三项：一是“开展革命大批判”；二是“解放干部”；三是“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
省直共办四大学习班：省委机关干部学习班、省人委机关干部学习班、省政法系统干部学习班、省新闻出版文化系统干部学习班。学习班实行军事化建制，连长、指导员由3009部队、7311部队和省军区直接任命，由军代表出任。班长由连长和指导员指定。新闻系统学习班共分6个班，我担任6班班长。6班的任务最重，吉林日报社原一把手、二把手都交给6班“解放”，还有一名被宣告“挂起来”的中层干部也分到6班。
我是“火线”被提拔使用的班长，委以这么重要的职务，我自知不够格。我们班里响当当的重量级人物就有三四位。在“文革”最高潮中，我因思想保守被勒令烧了3年锅炉，又做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校对员工作。这两样工作，都是惩罚性的，都是阴阳颠倒的工作，白天睡觉，晚间工作。整个“文革”中，我没有机会给任何当权派写大字报，也没有随波逐流乱喊打倒某某人的口号。可以说，我是“文革”中被人遗忘的隐形人。
学习班开始时，作为班长，我开宗明义地讲了三点看法：首先，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例外，人人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指导自己的言行（实际是强调实事求是）；其次，被批判的干部不要重复念稿子，着重谈谈新的学习认识，以便从思想上回到毛泽东思想路线上来；第三，一般问题不要纠缠。我的三点意见明显有利于待“解放”的干部，在场的连长、指导员、工宣队长，都以沉默表示了对我的支持，我有了主心骨。
原吉林日报社一把手的最后检查很深刻，大家一致表态“在干部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这使他本人大为震惊。他毕恭毕敬地向毛泽东像鞠了一躬，同时向全班同志支持他“亮相”敬礼。二把手的检查也顺利通过。
至于那位“挂起来”的同志，问题本来早已查清，揪住不放是没有道理的。在他作了思想检查后，立即获得解脱。有一位同志，当场赠给他一枚毛泽东像章。他手捧红光闪闪的像章哇哇大哭，涕泪纵横，因为被关到“牛棚”里的人是没有资格佩戴毛泽东像章的。他第一次获得像章，激动得三呼万岁！
我班出现这种情况，皆大欢喜，更出乎我的预料。分析原因，恐怕有这三种情形：一是水到渠成，不得不解放干部；二是许多同志对连年的斗争生活产生了厌战情绪，内心不想再七斗八斗了；三是有些同志预见到了“斗、批、散”的形势迫在眼前，自己何去何从怎能不思考。
在6班顺利完成学习班任务后，全连的“斗、批、改”任务宣告完成。
1969年6月，为期10个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胜利结束。
“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后，大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全国。10月21日，吉林省革委会研究决定，要求县以上的革委会，都要创办“五七”干校。各地迅速行动，不到一个月，就因陋就简创办46所“五七”干校，其中，省办4所。
从1968年到1977年，省革委会在白城洮儿河、延边龙井、敦化青沟子和永吉左家办起省革委会直属“五七”干校，张英（军代表）、原省委常委宋任远、宋振庭分别出任校长。后来，洮儿河“五七”干校合并到条件最艰苦的青沟子干校。
青沟子干校地处吉林东部敦化县黄泥河林业局辖区，是荒无人烟、杂草丛生、野兽出没的地方，环境十分恶劣，劳动十分繁重。冬季建校，要在没膝深的大雪里采石伐木，第二年开春后开始建房、开荒造田，最严重的困难是没有水吃，要开林业局的小火车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取水做饭，饮用水限量供应。干校的课程很紧，每天晚上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每半个月才能轮休一次。
“五七”干校创办之初，是把大批不能安排工作的干部“赶”下去，后来又强调干部革命化建设，名曰干校是革命化的大熔炉。事实上，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没有起到革命化的作用，而成为对干部的一种劳动体罚。
1973年12月，青沟子“五七”干校与左家“五七”干校合并，改为吉林省“五七”干校。办校方针有了很大改变，变为培养现职的县、处级干部和年轻的后备干部，全部学员都是在职的。
1975年2月至10月，吉林日报社8名同志到左家“五七”干校学习，我在其列。入学第一周，校长宋振庭找我谈话，决定调我到校部编写《哲学大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乍一听这部大书的书名，着实吓了一跳，实际上是摘编马恩语录。这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原来，左家“五七”干校小印刷厂厂长曹长庆同志是吉林日报印刷厂厂长，是老熟人。人熟好办事，在他的调度、安排、支持和帮助下，我编书的任务按时完成，干校结束前正式印发给学员。
1979年3月，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中央《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决定省市（地、州）县（区）的“五七”干校一律撤销。学校的专职工作人员一律回原单位工作。
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
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是江西省首创的。1969年11月，在林彪所谓“第一号命令”下达后，一贯紧跟照办的吉林省革委会主任高度重视这一命令。认为干部到农村是藏干于民的重大战略措施，既是战备疏散，又是加强农村根据地建设的需要。11月初，省革委会作出《关于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促进干部革命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接着先后召开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工作会议、电话会议、动员大会，大造下乡光荣的舆论。
吉林省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首先是从省直机关开始的，主要来自6个方面人员：一是省委省人委学习班结束后，已经分配到宣传队的2000人；二是省革委会直政组所属学习班的1200人，指名包括吉林日报社学习班的全体干部；三是各大专院校教职员4000人；四是公检法学习班的468人；五是革委会办公室的干部52人；六是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学习班3800人。
省直机关干部到农村插队的同时，全省80825名“知青”上山下乡，主要是初、高中在校学生；7000名“六二六”医务人员也到农村插队落户。
省直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后，各市、县的干部也开始到农村插队落户。到1970年5月，全省共下放干部59936人，其中省直干部下放14244人。（以上数字均引自《吉林省部门史·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卷》）
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去向是艰苦困难地区、阶级斗争复杂地区和工作基础薄弱地区，共指定32个县有接收任务。
干部下农村插队落户，不得人心，不近人情，不仅强制干部“四带”：带家属、带工资关系、带组织关系、带户口和粮食关系，而且限期1970年末前必须离开城市，到达指定农村。在冰天雪地的十冬腊月，不管老弱病残，一律于春节前到达农村，省城长春平均每天有300辆汽车往农村运送插队人员。吉林日报社是首批报捷的先进单位。
我是吉林日报社被省里指定的唯一留用干部，但是家属必须单下。我爱人有肺病，有时咳血。由一个老病号带着3个未成年的孩子和我的双目失明的老母亲下乡，困难是难以克服的。我给省革委会直政组打报告，请求同爱人一起下乡，回家乡舒兰，永远当农民。但我的请求未获批准，“下放办”副主任王乃君同志约我谈话，告知我：我爱人改派去哲盟肉联厂干宣队工作。这样，我又当爹又当娘，又要照顾多病的老母亲，又要完成繁重的办报任务。
我为什么能被指名道姓留下来工作？自己也莫名其妙。据后来一位知情同志告诉我，1968年3月6日成立省革委会时，在地质宫广场（现文化广场）举行10万人庆祝大会，我参与执笔的“致敬电”在大会上宣读时受到好评，写作组同志受到表扬。这也许是我“走红”的原因吧。
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加重了当地农村的负担，广大农民并不真心欢迎，特别是一些老弱病残的干部和家属生了重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以及机关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等种种原因，从1972年春天起，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干部陆续调回原单位工作。
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是“文革”左的路线产物，它给广大干部精神上造成很大创伤，也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
青灯有味，人心有迹。回想起政治高压的年代，我没有给任何人写大字报，没有批判斗争任何人，没有说过违心话，没有做什么错事。总其所以，我给自己的灵魂打了高分。
我无意也无力回忆十年“文革”，我只是联系历史过程中自己经历过的点点滴滴，来叩击和拷问自己的良心。良心是什么？马克思说：“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良心是内存于心，外化于行的航标。良心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不塌方和不崩溃的最后一道、也是最坚强的一道防线。人，应当讲良心。
回首既往，感慨万千，波浪滚滚。我从11岁参加革命，15周岁入党，65岁离休。在这样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我先后参加过55次大大小小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反右”斗争和“文革”中，不整人，必被整，但我经过强烈地思想斗争中，坚毅地选择了后者，吃尽了许多皮肉之苦，遭受了多年的大灾大难，我问心无愧，因为，我没有胡乱给任何人写大字报，没有上纲上线批判过任何人，特别是在长达十年的“文革”中，没有主动喊打倒某某人的口号，没有做一点点“落井下石”“伤天害理”的事情……到了晚年，抖抖手、抖抖脚，不欠孽债，心灵安稳，日子过得风轻云淡，平平安安，精神世界五光十彩，绽放出梦的光芒。总其所以，我给自己的党性和德行，人性和良知，打了“及格”的高分。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法官，我感到判官自己做人“合格”，是符合良心律令的，是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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