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1月10日，我同《吉林日报》副总编辑李准同志到辽源市第二副食品商店蹲点劳动。14日上午9时许，辽源市委许国栋同志急匆匆地跑到“二副食”，直接向我传达了省委“360”的特急通知，命我立即返回长春，到药天禄处报到。并按照“360”的要求，为我代购了上午11时经停辽源的火车票。他说：“到长春后，有专人专车等候。”
这神秘兮兮的通知，这一环扣一环的周密安排，弄得我一头雾水，心悬半空。“360”是什么组织？我知道这是“四人帮”在吉林的代理人王某设立的特殊机构。先叫“360”办公室，后改为“党办”，之后又改为“常委办”，实质是凌驾于省委之上的“小班子”。
我立即向李准同志辞行。他对“360”不按规矩“出牌”的做法很不满。他说，我带一个人下乡，才三天就往回调人。调人也不同我打招呼，难道我不是报社领导？
到长春下车，迎接我的是《吉林日报》政文组的王纯方同志，还有一位军人，据说是药天禄的秘书。到省委后，省委常委、政治部主任药天禄和我拉了一下手，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有一个十分紧急、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请你参与一下，具体情况由长影副书记苏云同志向你介绍。他正在长影小白楼等你。你现在就坐我的车子去长影。”
长影的苏云同志和我面熟。我在驻长影工作队报道组时同他多次交往。他很客气地说：药主任打来电话，委托我把电影《创业》问题向你介绍一下。不过，真正知道内部情况的，还是药主任。我只能给你传达一下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光辉批示：1975年11月25日，毛主席对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反映江青给电影《创业》定了十大罪名的来信，作了重要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他照本宣科，一字未加，一字未减，除此之外，一概免谈。出于老面子，有时环顾左右而言他，东拉西扯，应付差事。不过，我对他的态度并不介意。我想借这次“失败”的采访打“退堂鼓”。但是，心存这种想法太天真了，也很愚痴。
果然，第二天，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报社。下车伊始，他们就组织写作班子。除了工作组3人之外，还有我和报社另一位同志。
工作组组长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说“戏”。据他说，在电影《创业》问题上，省委王某同江青开展了一场生死大搏斗。这场斗争，从长春斗到中央，从北京斗到大寨，从大寨斗回北京。他还有鼻子有眼地介绍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具体“事实”。胡诌八咧地说王某勇敢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护了《创业》作者，保护了长影。
接着，他严肃地传达了省委的决定：以《吉林日报》编辑部的名义，揭露江青阴谋篡党夺权的行径。题目暂定为：《扼杀〈创业〉的要害是分裂党中央，阴谋篡党夺权》。
对文章的总体结构，各部分的具体内容，每部分“爬几次坡”“上几次纲”，他都有周密的考虑。然后进行分工，他本人统摄全篇，其他同志每人一部分。他反复强调说这是打向江青的重型炮弹，会影响全国的形势，要求大家坚定政治立场，高质量地完成这次任务。当我提出自己不懂文艺，完成如此重要任务实难胜任时，他盛气凌人地一句话就把我顶了回来：“现在不是讲价钱的时候。大家立即投入战斗，3天后交成品，送省委审定。”
1976年11月23日，这篇骗人的文章在《吉林日报》上发表了。它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使用了通栏特大字号的标题，前所罕见。二是一万两千多字的正文，使用老五号楷体字，几乎占满了四块版面。三是背着吉林日报社领导编造的文章，却盗用了《吉林日报》的名义。真是机关算尽。
任务算是完成了，但我总有一种被人骗又骗人、被绑架、被收买和出卖灵魂之感。我椎心泣血，极度痛苦。当日上午9时许，我写了一张小字报，名曰“我的声明”，贴在报社三楼的评报栏上：
鉴于《创业》这篇编辑部文章，是重大政治事件，本人虽然承担了其中一部分写作任务，但是，没有经过采访，完全不了解事实真相。故，郑重声明，本人不对所写部分负责，并立即退出写作组。
杨庆祥
1976年11月23日
“声明”公布后，写作组组长在第一时间向省委3位主要领导人作了紧急报告。省委接到报告后，采取了紧急措施。主管公、检、法和组织人事工作的“列席常委”崔某命令长春市公安局对我实行隔离审查。
公安局的3位同志火速赶到现场取证，揭下了我的“声明”，给我拍了一张全身照和一张半身照，然后对我进行审讯。
问：“说一说，你写‘声明’是谁给你出的主意？”
答：“我自己。”
问：“你写‘声明’的时候头脑清醒吗？”
答：“一点不糊涂。”
问：“你知道你的行为后果吗？”
答：“知道。长影职工给报社贴了大字报，说这篇文章是政治阴谋，是欺骗党中央和全省人民……”
问：“我问你是怎么想的？”
答：“我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我想死。”
问：“为什么想到死呢？”
答：“我的命运从来不由我掌握。”
取完笔录之后，让我按手印、签字，并取来我的采访笔记本进行“文检”，然后向我宣布：“你被隔离审查。暂时待在这里，听候处理。”
两位公安干警留下来监视我。
我被禁闭在编辑部3楼楼梯边北侧第一个小屋里。这里原是刘克镛同志的办公室。
人在失去自由时，每分每秒都感到很漫长。好歹熬到下午五时许，我听到走廊里有人走动，有人说话。啊，这是下班的时候了。我写了一个小便条，大意是：编辑部的同志，如果知道我家住址，请转告：我因工作忙，今晚不回家了。
这个纸条，我首先交给公安同志检查。他们对我投以同情的目光，但不同意由他们往外捎口信。其中的一位，示意我从门下的缝隙中把纸条递出去。
后来得知，我的便条是刘克镛同志“捡”到的。他约杨梓绪同志一起，把我的便条交给了我爱人。
第二天凌晨三时许，预审员来了。他面带微笑，语气平缓地宣布：“你自由了，回家吧。”
黎明时刻，长街静悄悄，路灯浅淡，但我心中的灯亮了起来：“我做了一次我自己！”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清甜的空气，感觉“自由”真好。其实，我竟不知眼泪是怎么流出来的。回到家里，我爱人问我为什么哭？我说我一直在笑。
我被解脱，并不是那位王某发慈悲之心，而是政治形势使然。当时，“四人帮”已被打倒，全省人民强烈要求揭发王某紧跟“四人帮”的罪行。他已经“泥牛过河，自身难保”，顾不上打扫“后院”了。
1977年3月，党中央决定由王恩茂同志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免去王某在吉林省的一切职务。
1977年9月，中共吉林省委三届十次全会（扩大会议）在长春召开。王恩茂同志在会议总结讲话中，着重指出扼杀《创业》的严重性。他说：“《创业》是一部反映大庆工人阶级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干社会主义的好影片。‘四人帮’极力扼杀《创业》，矛头是对着毛主席、周总理，反对工业学大庆的。王某等人是紧跟‘四人帮’扼杀《创业》的。他对‘四人帮’横加给《创业》的十大罪状认为‘很中肯’‘很正确’。强令长影党委‘接受指示，检查错误’。面对毛主席的光辉批示，王某不准贯彻执行。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对长影给毛主席的电报中写的‘毛主席的批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一语，竟一笔勾掉，公开反对毛主席。1975年9月，江青私自召王某去大寨，合谋逼迫作者给毛主席写信做检查，妄图推翻毛主席对电影《创业》的批示。在中央领导同志对王某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警告他不要继续跟江青走以后，他和崔某还联名给江青写信，密告作者给毛主席写信的背景。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王某是自觉地紧跟江青，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
冯友兰先生说，人的晚年是反思的时期，以找回失去的自我。我的大半辈子是坎坷的。几乎在所有的政治运动中，都“站错了队”。在吉林日报社工作的30年间，我放了3年猪，烧了3年锅炉，参加了一年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了农业、工业两次“四清”运动，参加了半年的“五七”干校，参加了半年的大炼钢运动，参加过“饲养员培训班”“兽医培训班”，参加过3次整党，参加各类政治运动、政治活动多达30余次。那30年一级工资非但未涨，还降了两级，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算起来，30年来真正投入工作的时间，未及其半。事实说明，那时的记者工作很难干，不知什么时候就落入了政治陷阱。就像写有关《创业》的那篇文章那样，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不经意间就被搞阴谋的人套住，挣扎也难。
我虽然经过这么多的磨难和痛苦际遇，但在所有的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中，我的第一选择都是自己的良心。
良心是什么？“良心就是对道德、是非的辨别力，良心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标准。良心是超然的。良心驾驭自我，又被自我所控。”这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50年间千百次的实证。
英国伟大的伦理学家巴特勒认为：“良心是上帝的蜡烛，是人类本性中引导我们走向自我道德整合的核心部分。人没有良心，人也就不存在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