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静染
从成都出发，一个人开车去马边。
这是个初冬季节，收割后的土地上农人寥寥，空气中漫延着残禾的气息。车过乐山，在犍为口转入省道，而平原也在这里止步。看了看车程，离成都才不过一百多公里，但地貌陡变，让我突然怀疑这个盆地是否装下了那个刚刚过去的秋季。如果打开地图，就会发现这里已经进入了地理的断层和皱褶区域，那些线条密集、颜色深重的地方，就从眼前的丘陵山地上向南无穷无尽地延伸过去，而汽车也随即进入了重重叠叠的峰峦之中。
我是第一次去马边。关于马边，过去我知之甚少，真正让我了解马边的是李伏伽先生的自传《旧话》。这本书是我在乐山婺嫣街上的一个旧书摊上买的，但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就被里面的故事深深吸引了。这是一个马边人写的关于马边的书，正是这本书让我产生了去马边的想法。机会的出现是罗国雄先生在马边任职期间，他是我多年的朋友，去马边走走一下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伴随我去马边的就是这本《旧话》。我要感谢李伏伽先生笔下的民国马边，它让我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马边的形象，当然，那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马边。所以虽然我走在去马边的路上，却总与某种“历史性”不谋而合，而这样的“历史性”不时与车窗外的景物碰撞、碎裂，然后化为乌有。一个个书中熟知的地名在车轮下碾过，沐川、黄丹、舟坝、利店、荣丁、下溪、川秧，然后抵达马边县城，我算了算时间，五个小时。当年李伏伽描述中的路程应该最少需要三到四天，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如今交通状况已大为改观，但我的疑问也是从这时升起的：被缩短的时间是不是我们的记忆中失去的那一段？
犍沐马公路，这是马边通往外界的主要交通干道，它沿着马边河，北与岷江交接。岷江沿线历来是四川主要的经济带，这条公路对马边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实际上，要从历史的角度进入马边，我更应该选择另一条路，即现在的马新公路，它经过靛兰坝、荍坝、中都、新市镇进入屏山，东与金沙江交接。在过去这是一条古道，也叫叙马驿道，叙府（今宜宾）曾经是川西南的行政中心，而金沙江是穿越西南边地的重要水系，马边最早就是同它们发生联系的。也就是说，在马边的东、北方向横亘着两条大河，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对马边产生过不同的影响。我行驶在这条路上，也恍若走进了茫茫的历史之境。
这是关于一个小城的书。过去我的写作一直比较关注小城题材，就在2015年，我出版了《桥滩记》一书，它是关于川南小城五通桥的，而这次我又将目光投向了马边。不过，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岷江码头上的盐业重镇，一个是彝汉杂处的小凉山边地，从写作的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尝试。但它们为什么会吸引我呢？我想这可能跟我的小城情结有关，我从小就生活在小城里，对小城叙事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相对而言，马边对我来说是陌生而新鲜的，它跟我见到的很多蜀中小城不一样，这体现在人文历史、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等方面。马边是一个宁静的边城，山峦不言，白云悠悠，河水静静流淌；它又是一个充满动感的彝族小城，语言、服饰和色彩，这是走在大街小巷随时能感受到的三种东西，我想，这或许就是吸引我走进马边的主要原因吧。
当然，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马边，但这不说明它不重要。实际上在清朝以前，西南边塞的核心区域有两片，一个是以马边、雷波等为代表的小凉山地区，一个是以大小金川为代表的川藏地区，它们过去都是如石头般坚硬的地方，被视为危险的边疆。这两个地区在《清实录》中比四川的其他地方记录的多得多，而记录的内容大多跟征剿和安抚有关，这从阿来先生的《瞻对》一书中也能够看到。所以，马边是西南边疆一个标本式的小城，由夷变夏，历史的波诡云谲在这里也有反映，小历史中有大历史。
关于马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的时期，它的建城史始于万历十七年。在过去，马湖地区是四川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马边处在马湖地区的西北部，位置非常显要。如果拿当时的幽州（今北京）与马湖相比，会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隋唐以前，幽州不过是曾被契丹人占领的一个藩镇，而马湖管辖的地域并不比幽州小多少，明朝时领一县四长官司，地域覆盖了现在小凉山的大部分地区；在边防方面，它们分别是华夏版图南北两端最为重要的边关之一，当然，这就跟马边有了关系。在史家的眼里，明朝万历年间是个风云动荡的时期，明清易代的关键跟这个万历朝关系甚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就反映了这个时期。而马边一名就诞生在万历年间，当年的“三雄之乱”是凉山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场战争，平定战乱之后，马湖的实际控制区域沿着屏山县（当时的马湖府驻地）向西延伸了近百公里，并在此设城驻军，而这个地方就是马边。
这个话题似乎还可略略扩大一点。在阅读有关凉山的大量史料时，我还产生过这样的历史疑问：由于诸侯的征战、王朝的更迭，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化是非常频繁的。而从秦汉以后，版图的变化集中在北方，经年的征伐和侵掠不仅使边界屡屡被铁蹄踏破，还产生过几个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大王朝。但在西南边疆却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也有过战争和割据，甚至出现过一些小王国，如马边就曾经是“噩普王”的地盘，但都没有产生过僭越中原的强大势力。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状况？难道北方少数民族真的要比西南的少数民族强悍？后来在北方战火连天的时候，这里却有一种奇异的静谧，在北方沦陷的时候，这里却成为复兴的大后方，这中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我想，这样的问题就可以通过马边一地来解答，马边是西南边疆史的一面镜子，也是四川小凉山的一扇窗，而万历十七年可能就是一个最佳的时间切入点。
我曾在半年内四次去马边，对很多书中涉及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而探访地实际就是万历十七年后的历史发生地。今年夏初，为了了解马边周边的地理状况，我专门沿着马新公路走过一次，去了黄琅，晚上住在马湖，突然就搞明白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万历十七年要在现在的马边建城？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没有去认真想过，因为书上写的是朝廷钦定。但实际上，马边处于马边河和中都河的延伸交汇点上，这个点把马边推到了小凉山北部要塞，成为边疆布防的准确坐标点，也就是说地理的隐形因素决定了马边应该就在这个位置，而不是别处，这才接近了历史的本相。
那一次的考察有个小插曲，路况极为糟糕不说，中途还在中都河一段误入歧路，耽搁了不少时间，而这一切的不顺利反倒让我思考了一点地理上的问题，万历十七年的迷雾突然就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国雄兄，在马边采访期间，他陪我走了很多地方，大院子、烟峰、官帽舟、荍坝、石丈空、分水岭、明王寺、玛瑙苗寨等，可谓不辞辛苦，他甚至在百忙之中同我一起去了人迹罕至的挂灯坪，寻找当年的教堂遗址，厘清了一段法国传教士在彝区传教的真实历史。当然，如果没有这样带有田野考察性质的行走，我很难获得一手的写作材料，也绝对没有那些真切的感受，可以说这是他对这本书的默默奉献。
也可能正是上面那些行走，让这本书呈现了一种非虚构的特征。显然，这不是一本掌故式、民间传说式或者文学创作式的书，也非学术专著，也许这就是适应现代阅读的新写作方式吧。这几年非虚构写作逐渐被重视，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时代语境的变化，也是对虚假表述的遗弃，当然它对写作者的要求更高，最少需要完成两个最基本的工作——对历史事实的追寻和客观真实的叙述。我想，这本书为此也做了不少的努力，比如在对史料的遴选和采用上就比较谨慎，务求史料之间形成互证和旁证的关系，以获得叙述的可信性。我曾将嘉庆版的《马边厅志略》、光绪版的《雷波厅志》和乾隆版的《屏山县志》拿来做对比，因为这三个地方互为邻县，在彝族家支关系上千丝万缕，同时在历史上共同经历过一些大事件，但因撰史者的角度不同，记录也有不少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的呈现，为读者带来了更大的认知空间。同时，我也非常关注故事与故事、故事与人物、故事与时代之间的勾连，每一个看似单独的故事，其实反映的是马边历史中一个重要时期或事件，整本书大致串联出了一个小凉山边城的通史脉络，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非虚构叙事的基础上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马边彝族自治县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县旅游局和县档案局（地方志办）的大力协助，为我提供了很多工作便宜。同时，马边各界的朋友也给了我诸多帮助，并为本书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这都是我应该铭记在心的。在马边，有朋友的盛情如七月的火把，有小凉山的美酒醇厚浓烈，还有莲花山上的轻雾让人浮想联翩，这一切都是如此美好难忘，时时让我从历史的沉陷中抽身，回到那一个个有着民族风情和现代气息的欢乐相聚中来。
就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发现季节在不经意间已经到了秋天。据说这是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边大风顶旅游的绝佳时期，那个4000多米海拔，栖息着大熊猫等珍稀动植物，有着珙桐、杜鹃、高山草甸、林海的森林花园正在静静怒放，可惜当年的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错过了这个地方，他曾被称为是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却无法走进这里，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而就在几个月前，传来了仁沐新高速、乐西高速即将动工兴建的消息，马边在几年后将结束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而这两条高速公路将把马边的旅游送进黄金时代。当然，我走过的老公路可能就会渐渐没落，成为城镇间的辅路，最关键的是马边作为一个边城的概念将从此消失。这就是时代的变迁，速度之快甚至让我们来不及怀旧，但这本书的意义就出现了，它或许将我们又带回了过去的那段历史中，重新去体味人间的喧闹和沉寂、闪耀和黯淡。
2016年11月9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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