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的破碎

马边的很多老人都知道李静波这个人。

李静波生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是马边三河口守营都司的儿子。在清朝绿营中，都司是地方军事首领，实际的权力要大于知县。也就是说，李静波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有权势的军人家庭。

但李静波生长在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他并没有享受到家庭带给他的特权。清朝一倒，所有的旧军官都失去了往日的权势，没过几年，李静波的父亲就去世了。这一来，李家很快就衰落下来，当时李静波待在马边无所事事，前途迷茫。

民国九年（1920），李静波21岁，他不愿再待在家乡，“身上只带了铜圆二千四百文，背着一个小小包袱，脚上穿一双草鞋，就走出马边丛山，去闯江湖去了”（李伏伽《旧话》）。

他去了哪里呢？这里暂且按住不表，只说他这一出去就是十多年，等他在1931年重返马边的时候，已经是刘文辉二十四军“川南游击队”第二支队的支队长了。

这一年，李静波带着刘文辉的命令，准备在马边、屏山一带发展军事势力，目的是扰乱二十一军在宜宾的后防。当时川中军阀混战，武器或军费都无法保证，李静波除了几个人和30多支枪以外，实际就是个光杆司令。李静波就想到了马边，那里是他的家乡，可以到那里去壮大人马，寻找机会。

机会就真的来了。

原来刚走到乐山的时候，李静波得到一个消息，说刘文辉手下的一队人马现在走投无路，正滞留在犍为境内。这队人马的头叫李树德，他带了一连的兵力，押运三船满载银圆的大盐船到乐山，但还没有走到乐山，就在犍为叉鱼子附近中了二十一军的埋伏，财物全数被劫。李树德怕回去交不了差，正在左右为难之际，碰到一个叫曾昭布的人，此人跟李静波同是军官讲习所的同学。于是，曾昭布就劝李树德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干，这样也可以将功折罪。李树德没有其他去路，就拉着人马投奔了李静波的“川南游击队”。这一来，李静波就莫名其妙地捡到一百多号人，算是无本起灶。

李静波的消息很快传到马边。

当时的马边团练局长叫李湘廷，是地方一霸，手下有大量枪支人马，一般人想要进马边没有他同意是不行的。但李湘廷是李静波的叔父，本是一家人，就放了一马，李静波才就顺势地进入了马边城。

一进城后，李静波就开始招兵买马，搞新政，他组织召开各界人士的代表大会，商讨改革事宜，并委任王道元为新县长，而之前的旧县长吴峻之才上任不到一年时间。

其实，李静波完全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奇特的局面：马边处在四川的边陲，过去的驻军主要是针对汉彝边界的防卫，而到了民国，绿营解散，马边就几乎成为一个军事上的真空地带，是谁有实力谁就能够做主的地方。当李静波在回到马边的时候，突然感到自己的强大，他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征服欲，他深信这个曾是他父亲雄踞的地方，也是他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地方。

这个地方已经跟他的雄心联系到了一起，一个独立的王国、一块社会改革的试验地已经出现在他面前，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刚好30出头的李静波能够放弃这样的诱惑吗？

当年，李静波走出马边后，到外面闯荡，开始的几年非常艰难，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无奈之下，他曾跑到杭州灵隐寺给庙子抄写经文。当时连庙中的和尚都认为这个年轻人已经选择了清苦的生活，一定会在此地削发为僧，皈依佛门。但他没有，一年以后，李静波离开寺庙回到了四川。

走到宜宾的时候，李静波遇到了他在马边时的同学曾昭布，此人当时正在刘文辉部王绍余连上任职。两人一见，分外亲热，曾昭布就把李静波介绍给了他的上司王绍余，李静波的命运由此发生转变。后来，李静波参加了刘文辉举办的军官讲习所，并渐渐为刘文辉所看重，提拔为旅部见习参谋，再后来他又被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李静波勤奋好学，一到日本，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日本的两年，在‘左倾’思想的激荡下，更加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进步书籍。这使他的眼界大开，从而也奠定了后来他倾向于革命的基础”（李伏伽《旧话》）。

1931年冬天，李静波从日本回到成都，他被升为少校参谋，并被允许休假两个月。但他哪里也没有去，直接回了马边，此时的他多少有些衣锦还乡的意思。

回到家乡后，他到当地的小学为学生讲课，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所到之处深受欢迎，这也让他第一次展现了青年领袖的风采，为他后来在马边想建立一个理想国埋下了伏笔。

但是，当李静波带着一大队人马再次回到马边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面临的却是错综复杂的形势。显然，这里已经不是他儿时的马边，也不是他几个月前一个人回到马边时被人们拥戴的马边，人们不知道他要来干什么，冷眼打量着这个熟悉却又陌生的青年。

在马边城建成以来的几百年时间中，过往的兵丁军匪多如牛毛，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李静波又能同他们有什么区别吗？他们是不能够理解李静波的，李静波的一腔抱负是要同过去的社会决裂，他要实现一个民主、宪政、大同的社会理想。但这样的理想却又是不成熟的，甚至是乌托邦似的。正如革命的含义中就包含了对旧秩序、旧势力的颠覆，李静波也逃脱不了这样的时代宿命。

他一到马边，便大开杀戒，迅速将他最大的障碍——他的叔父李湘廷和堂兄李蕃父子杀掉，收编了他手下的四乡民团，而李静波的人马一下增加到六七百人，牢牢地控制住马边的局势。

接下来，李静波又开展了一系列的肃清运动，枪毙了马边最大的土匪头子龚德华，又对土豪劣绅进行镇压，财政局长胡发祥罚款4000大洋，四乡民团中的官湖乡团总王朝轩、永善乡团总杨继书、川秧乡团总刘继超、回龙乡团总杨春和各罚款400至1000大洋不等，并将这些人抓来戴着高帽子游街，以示震慑。

马边城里再也没有谁敢公开对抗以李静波为代表的新势力、新政权，而轰轰烈烈地搞了一个月后，马边城里似乎很快出现了新的面貌。

接下来，李静波顺势推出了他的社会改革计划。

他的计划中主要是以反封建和破除迷信为中心，主张男女平等、实行男女同校，不准女人裹小脚，不准留长辫。他亲自带人到城隍庙、东岳庙、真武庙去砸神像、神龛，并将城隍庙改建为礼堂与剧场，演文明新剧，禁止街市买卖香蜡纸钱，更不准搞迷信活动。

李静波又准备对城市进行一些改造，增添公共文化设施，树立百姓的公民意识，如着手修建马边公园，此事让马边人至今记忆犹新。现已耄耋之年的伍克非先生，是马边的退休老师，1922年出生，李静波搞改革时，正在读小学。他在《李静波是怎样闹红军的》一文中回忆道：“公园内有草亭、阅报亭、图书室、走马转角楼的四方翘角的两楼一底的楼阁，底楼下面是养鱼和栽藕的大水池，各花台内培植许多奇花异草，还有各种花树，如红桂花树、紫荆花树等。”

李静波提倡言论自由，大开民主之风，伍克非又回忆道：“自新政权建立后，就将城隍庙门外的戏台设置为群众代表议事台，建立每周星期天早晨的朝会制度，每次会开一点多钟时间，请各机关法团、开明人士和师生代表等各界人士的代表，在议事台上议论地方上应兴应革的事情，群众在坝子上入座听其发言。议事之后，由小学学生作改革讲演比赛，谁讲得有道理，主持人便组织评奖。”

应该说，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通过李静波的大胆改革，马边呈现出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景象。而这时的李静波豪情万丈，放言要“把新兴的马边建在小凉山上”。

但是，就在李静波轰轰烈烈地勾画着他的改革宏图时，形势实际已经是危机四伏，乌云密布。

在李静波从成都带到马边最初的几个人中，有王道元、李恒阳、曾昭布、赵克培、林开鉴等几人，这些人跟他是志同道合的，有些还是同乡。所以，到了马边后，他也没有忘记培植亲信，任命王道元为新县长，李恒阳任红军川南游击队马边支队队长，曾昭布、赵克培、林开鉴、李树德几个分别担任连长，而他自己则是上校大队长，是马边的实际统领者。

但这群人是否真的志同道合呢？

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马边的政治史上是极为特殊的一年，这一年之内换了五个县长，按顺序他们分别是王道元、李恒阳、李树德、曾立三、朱恒修，前四个都与李静波有关，都是他直接任命的。但通过这一频繁的人事调整，可以看出形势的复杂多变，而就在这充满了争夺、怀疑、背叛的背景中，李静波的改革计划已悄然变成一场众人参与的政治分赃，阴谋笼罩着马边城，杀戮和血腥又再度上演。

首先是李静波将曾昭布杀掉，原因是他起了二心，想另立山头。曾昭布是李静波的恩人，但居功自傲，他万万没有想到李静波会突然干掉他而没有丝毫犹豫。

曾昭布的被杀，让李静波岌岌可危的局面得到短暂的安定，但人们对李静波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而李静波似乎变得疑心重重，对异己势力也是极度敏感，稍有风吹草动便强硬回击。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王道元辞去县长职务回了成都，不干了，李树德也辞去连长职务，去当了监狱的典狱官，而李恒阳当上了县长，林开鉴当上了营长，这一群跟着李静波到马边想做一番事业的年轻人实际已经四分五裂，而时间还不到一年。

更为吊诡的是，李静波最为信任的人出卖了他。

笔者在写作《桥滩记》一书过程中曾经无意中接触到同李静波相关的档案资料，五通桥是岷江边的大盐码头，从地理上讲跟马边关系密切，过去从马边到乐山、成都是必经五通桥。当时也同为马边籍的进步青年贺国干（即本书《光绪同知蹇子振的夷疆宦旅》一节中提到的贺永田之孙，贺昌群之侄），同李静波是连襟，贺国干的妻子张运贞与李静波的妻子张运霞是姊妹。

同时，贺国干与李恒阳是成都成城公学的同学，贺国干曾经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与同学郑国祥（现名郑伯克）、李素（后名李恒阳）极友善，那时他们都很进步或已是地下党员，朝夕相处，思想受他们的影响。”

这些记录非常重要，它厘清了这段史实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首先是李静波与李恒阳、贺国干、郑伯克（四川沐川人，1978年后任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局长）等人非常熟悉，这些人中有地下党和进步学生，但李静波不是共产党人，贺国干称之为“进步军人”就是明证。

二是李恒阳是叛徒。这又对李静波之死因添加了新的证据，即李静波当时已经处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中，而李恒阳的出卖可能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在过去的相关文字记载中，一直把李恒阳当成共产党人，没有涉及他变节的史料，应该说这是首次，也由此揭开了李静波被杀的内幕。

李静波在马边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的事情已经传到外界。人们对此事是看法不一的，比如外面的老百姓都风传马边在闹红军，而李静波的所作所为表面确有些像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百姓欢迎。而这件事的影响之大，甚至让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王明都听说了，他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会议上专门讲到这件事，认为这是革命的火苗。

但在四川军阀混战的大背景下，李静波的这支人马已被人惦记。而最想兼并李静波的恰巧就是当年有恩于他的王绍余，此时他已从二十一军投降了二十四军陈兰亭部，并升任团长（在二十一军时他是营长），但他缺少人马，实际就是个光杆司令，他就想到了李静波。当年是王绍余保送李静波进了军官讲习所，所以他认为李静波的队伍应该跟着他干。

于是，王绍余就同他下面的一个连长张运斌（李静波妻子张运霞的堂弟）亲赴马边，企图说服李静波，接管其队伍。但两人在马边同李静波谈判了三天，分歧很大。第三天早上，王绍余、张运斌还在等李静波的答复，但等到的却是一群士兵，冲进来就将他们抓了起来，然后拖到一个小巷中乱枪打死。

李静波岂能受人辖制、摆布，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强权家庭，耳濡目染的就是如何驾驭支配别人，他绝不可能选择投降或者顺服，但这正是李静波的悲剧所在。

李三官就是在这时出现的。

李三官，泸州人，土匪头子，后来投靠川军二十一军，李静波在马边的所为引来了报复，而充当杀手的就是这个李三官。

当时的情况是，李三官的人马如果要强攻马边，他不见得能占到什么便宜，所以他想了个主意，声称自己是在川滇边的红军游击队，要转往川西北，再北上抗日，要求给予方便。李静波对这件事很谨慎，便派李恒阳去侦查联系，而李恒阳回来向他报告说真的红军来了，于是商定由双方的领导人亲自会面谈判。

李静波为什么会这样轻易受骗呢？

实际上，这个时候李静波已经被出卖，贺国干说李恒阳“出卖过进步军人李静波”也许就出现在这一时间点上。从动机上讲，李恒阳刚当上县长两三个月，就被完全不懂政治的军人李树德取代，显然李静波已不再重用他，或许这是李恒阳心生嫉恨的原因。两年后，重庆银行考察团到达马边考察，在《川康季刊》中专门记录了这件事的结果：“民国二十二年六月，红灯教匪李三官、土匪王少东等受某部之命开往马边，至分水岭，请李静波到彼处，愿接受改编，李（静波）不疑有他，如约而往，被李三官暗害。李三官即入城，估派款项，焚烧抢劫。”

需要说明的是，李静波之所以轻易相信了一支土匪队伍，这与他的困境是相关的。他虽然暂时当上了“马边王”，但四面无援，他正在急切地想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力量，而投奔红军也许是他的一条出路。实际上他的队伍中就潜伏有地下党，他的思想中明显也受到过共产党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李静波本是个社会改革的拥护者，却在险恶的环境中变成了沾满血腥的激进党人，而他的队伍内部并不团结，成分复杂，已经出现了严重分化，他已经无力再掌控局面。

在距离马边城三十多里的分水岭下半山一个叫磕膝坡的地方，李三官早已等候在此，李静波如约出现。但就在这时，李静波仍然保持了异常的警惕，他让随从扮成自己的样子走在前面，他扮成随从的样子走在后面。然而在一阵乱枪之后，李静波中弹，他没有逃过此劫，这个渴望成为英雄的人以悲情的方式倒在马边的土地上。

李静波被杀后，刘湘的二十一军顺势占领马边。

这一时期马边是个什么状况呢？李伏伽先生在《旧话》中写道：“人心惶惶，城里人家门户半开半闭，满街都是三五成群，游荡，喝酒，惹是生非的非兵非匪、亦兵亦匪的新的占领者。晚上，月黑风高，四处狗吠，便可听到什么地方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