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业师黄永年先生九十冥诞。上个月，刚刚去西安母校参加纪念会回来。先师对我的呵护，学术界的朋友，几乎尽人皆知。于是，颇有一些友人，半开玩笑地询问，是否别有独得之传？言者虽是无心，却让我的记忆中闪现出一些印象深刻的景象，浮现出追随先师步履的求学历程。
1982年2月，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跟随史筱苏（念海）先生研治古史舆地。入学伊始，即遵筱苏师之命，与费省、郭声波两位学长一道，去听永年师讲授的各门课程，特别是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版本、目录等项内容，作为治学的根基。
重视历史文献学知识这种话，对于初学文史研究的人来说，讲讲容易，具体究竟怎样做，才更有利于以后的发展，特别是一个学者长远的发展，人们往往是一头雾水。上本科时，我念的是理科，在这方面，更是一片迷茫。老师讲的一般性原则，道理也都懂，但印象既不鲜明，也不深刻。真正让我触动内心，有所体悟，还是听先生讲述他自己的研究实践。
在这方面，特别强烈的感触，前后有过几次。
第一次，是在《太平广记》专题研究的课上，听永年师讲，他针对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一文的论述，完全依据《太平广记》中摘录的各种小说故事，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补证。尤其是当听先生引述《太平广记》收录的《广异记》，称“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指出其姓氏差别，正是以入居中土的时间早晚来区分，用以证成当时系以中国本土之“狐”而附益以“胡”性，使得人们普遍以“狐”字来兼表本土居民与西域外来移民这两大成分。正因为如此，在外来西胡人种与华夏旧有土著之血统杂交混杂日久以后，一些看似华夏正宗的混血之人，因腋下也带有西胡特有的气味，已不宜继续沿用“胡臭”旧名的时候，便代之以“狐臭”一称。当时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这段课，真的是为之拍案称奇。如此重大的中古时期“胡化”问题，竟然被先生用各种鬼怪故事，讲得有声有色，较诸陈寅恪先生旧有的论述，要丰富很多，深入很多，也更为切实可信。由此顿悟，读书一定要广，只有多读书，在研究中才能够做到得心应手。
第二次类似的触动，是听先生在目录学的课堂上讲《李秀成自述》是否曾经有过抽毁的问题。这一问题，是直接针对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的观点而发。盖罗氏尝著专文，论证今传《自述》原稿，曾遭清人抽毁部分内容。永年师从多方面讲述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以为其稿虽最后一页略有残缺，却绝非“抽毁”所致；而其馀部分，则完整如初，怎么也看不出抽毁的迹象。其中最为令我称奇的地方，是永年师依据影印本上的字号判断，李秀成是把《自述》写在湘军“吉字中营”专用的账簿上。先生称旧时所用账簿，为防止有人做手脚，每册的页数俱有定数：或五十页一本，或一百页一本，绝没有另带零头的规矩。而依据这一点来审核，今传《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绝对没有动过手脚的痕迹，自属当时固有的样态。听到永年师的讲述，当时真的有一种舌挢而不能下的感觉，不禁为之呆然。先生当时主要是研治唐史，听课时只知永年师对清代学术史了如指掌，对先秦秦汉间的史事和典籍也如数家珍，想不到对清代历史的其他问题，不仅关注，而且能够做出如此细致的剖析，学术领域之宽，叹为观止；更为惊诧的是，先师利用清人账簿的一般形式，清楚推知李秀成的稿子，实乃未经诸如曾国藩之辈抽出毁弃，对合理利用《李秀成自述》原稿，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永年师给我的第三番震动，大约是在博士毕业不久的时候。一天，先师在对台湾学者王梦鸥所注唐人传奇小说《东阳夜怪录》加以匡正时，针对《东阳夜怪录》原注中的“苟家觜”这一地名，对我说：“你帮我查一个地名。我记得张礼的《游城南记》提到过一个叫做‘凤皇嘴’的地方，我手头没有这部书，你去图书馆核对一下。”张礼的《游城南记》，撰著于北宋元佑时期，是一部篇幅很短的行记，记述长安城南名胜，治史者通常无人阅读。况且即使读了，也很难一一记住书中提到的像“凤皇嘴”这样细小的地名。我到图书馆一查，果然记有此地，述云：“《唐史》称杜正伦与城南诸杜素远。……及正伦执政，建言凿杜固，通水以利人。……杜固今谓之杜坡。所凿之处，崖堑尚存，俗名曰马塴厓，或曰凤皇嘴。不知何所谓也。”先生据以推论，传奇中所说地点相近的“苟家觜”，也是此等断厓之处，自然合情合理。这一事例，让我对先生超强记忆力感到震惊的同时，对其读书之广博，论证史事之缜密，也有了更为具体的认知。
就是在先生身边所亲历的这样一些事情，使我深切体会到，要想做好中国古代的文史研究，就必须努力多读书，而不能像其他一些学者那样，仅仅关注与自己的主要专业（譬如历史地理学）紧密相关的史料。在时代上，要有能力贯穿上下；在范围上，也要旁通四部百家。用先生自己总结的经验来说，就是“宁可用粗的办法来实现博览群书，切勿只图精而变成了孤陋寡闻之士”（见先生《治学浅谈》一文）。这样，我从读硕士研究生时起到现在，一直是学着黄永年先生的样儿，尽量多读一些书，始终不断地拓展和积累。
读书之广博与精审，当然很难两擅其美。不过学问之“博大精深”，是一个整体。要想使学问之精深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必然要以博大的视野为基础。先师研治古代文史，本来强调花大力气阅读基本典籍，例如阅史，他最看重的，是历代正史，并且极力反对依凭孤本秘籍来做研究。但强调重视正经正史，并不等于一如村塾陋儒，别无知见。多翻阅一本书，就多增长一分知识，也多添了一分人生的乐趣。
2015年11月15日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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