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省区遗产旅游资源评价
我国是世界上旅游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而丝绸之路西北地域因其悠久、活跃的历史，古代民族在世界史上的重要影响，以及独特的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保存下来极富自然与人文价值的旅游资源。这是自然造化和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留给21世纪的人类的珍贵的自然与文化遗产。
我国丝路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面积约327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分别占我国国土面积1/3，人口1/12。如将内蒙古西部计算在内，西北地区地域更辽阔。该区域有黄土高原农业耕作区、天然森林、沙漠、草原、山岳、冰川、荒漠、内陆和高山湖泊、湿地及滋育了中华各民族文明的长江、黄河、塔里木河、伊犁河等众多河流水系、雪域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在这样丰富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里，生息着创造了差异巨大的多样文化的汉、藏、维吾尔、回、蒙古、哈萨克、塔吉克、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锡伯、裕固、东乡、撒拉、保安、土族等十多个民族，并形成我国民族自治区域最集中、面积最大的地区。这一地区由于古代民族匈奴、月氏、乌孙、突厥、嚈哒、吐蕃、回鹘、羌、氐、西夏党项、鲜卑、吐谷浑、唃厮啰、喀尔喀卫拉特蒙古人及粟特、波斯等胡人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军事征伐等历史活动，以及与汉民族持续了十多个世纪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形成了独特的人文历史区域和数量巨大的文化遗存。据统计，截至2014年6月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路网”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我国丝路西北地区世界遗产达到24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6项。此外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0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3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5处。在这个区域内， 自然资源和人文遗产所包含着的地学、物种、文化等环境生态价值和历史文化信息，具有不可移置、不可再生、唯一和多元多样性，从而形成旅游资源最具吸引因素和永续价值的地位。
汉代玉门关遗址
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丝路西北地区文化与自然遗产旅游资源作为西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之一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基础价值获得重新认识：丝绸之路天山廊道、唐蕃古道、河西走廊、关陇地区、塔里木盆地所代表的西北独特人文历史区域；汉唐长安古文化、西夏文明、西域文明、羌藏文化、西北伊斯兰文化所展示的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的内涵；以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新疆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中国数量最多的西北石窟寺群；半坡遗址、大地湾、法门寺、兵马俑、汉长城、玉门关、阳关、嘉峪关、交河和高昌故城、锁阳城、河仓城、黑城、楼兰遗址这些人类历史不可复原的丰富文化遗存；从蓝田猿人遗址到伏羲庙、黄帝陵、秦公大墓、汉唐帝陵、西夏王陵所标志的中国悠久历史政治传统；西北地区独特的珍稀物种大熊猫、藏羚羊、雪豹、野生双峰驼、黑鹳、朱鹮、黑颈鹤、白唇鹿、金丝猴等；秦岭太白山、西岳华山、祁连山、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阿尔金山、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玉门干海子湿地、青海湖、柴达木盆地、茶卡与察尔汗盐湖、宁夏沙湖、新疆天池、赛里木湖、哈纳斯湖、艾比湖、巴里坤湖、博斯腾湖、巴音布鲁克天鹅湖、三江源—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阿尔金山荒漠自然保护区、沙坡头沙漠自然保护区、安西极干旱荒漠保护区等一大批国家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所有这些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作为辉煌夺目的旅游宝藏，构成今天大西北旅游黄金路线和热点景区。所有这些旅游资源也都具备了观赏、娱乐、探险、生态等现代主要旅游形式的要素和需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始资源具有潜在增长价值，将成为我国宝贵的后备旅游资源，从而使大西北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得到保证。
西安秦兵马俑
近年来，西北五省区接待境外旅游者人数及旅游外汇收入逐年增长。这两项的增长率都远远超过全国平均增长率，其中尤以较落后的地区增长最快。有的地区，如陕西省，旅游业的产值已占到三产总产值的20%左右。这一切表明，长期被视为欠发达地区的西北，经济增长的方式、资源消耗和利用的类型、旅游等非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在“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中人们对环境与文化价值的认识深度，在短短数年间就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可以预计，丝路西北地区旅游资源随着一路和西部大开发即将获得大规模的开发，但同时也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危险。而后者恰恰是在旅游需求旺盛、旅游投资热情高涨情况下极易被忽视的。
因此，在这种令人兴奋的背景下清醒考虑西北旅游资源与旅游市场的关系时，就不那么乐观了。我们必须根据世界旅游组织（UNWTO）、世界旅游理事会（WTTC）与地球理事会（Earth Council）在1997年联合国第九次特别会议提出的《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实现与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和中央关于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极审慎地重新评价西北旅游资源的生态环境状况。
（二）丝绸之路西北地区世界遗产旅游资源的生态特点
1. 不可逆转性
丝路西北地区世界遗产旅游资源在时间流逝及环境恶化下，正在退化、耗蚀，具有不可逆转性。
一般认为旅游业是无烟工业，即无污染、无破坏的产业，不构成对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消耗。业内人士和地方政府在强调旅游业的经济目标与效益时，也往往轻信并采用这种观点，从而虚高效益，低估资源消耗水平。但事实并非如此。旅游是一种文化本位的经济产业， 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对其主要表现为间接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旅游虽不同于采矿、伐木等直接消耗自然资本，但仍然影响其存在环境、价值和再生能力，特别是某些关键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源本身就随时间流逝和环境恶化在不断退化、消失，而具有不可逆转性。丝路世界遗产旅游资源的这一生态特点因其生成的环境和过程尤其强烈。
我国西北地区位于亚洲腹地，大陆度一般为50～80。由于青藏高原隆起，处在非季风控制区，为暖温带半干旱区、干旱区、极干旱区。降雨稀少，一般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下，极端地区只有二三十毫米，而蒸发量可达几十至上百倍。植被稀疏，如青海省森林覆盖率只有0.26%，新疆1.12%，甘肃7%，宁夏3%，均远低于全国森林覆盖率12%的水平。该区地质活动剧烈，大部分地区为新疆、滇藏、黄土高原三大地震活动带。由于土壤矿化度高，蒸发量远大于降水补给，内陆封闭低洼地带形成大批盐渍地，甚至盐湖。在内蒙古西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青海海西、海北和柴达木，新疆的风沙荒漠区，风沙肆虐，地表剥蚀严重。如甘肃安西年平均大风日（风速17米/秒，风力8级）70.1天，最高风速可达34.5米/秒，人称“风库”。柴达木盆地的茫崖、茶卡风口，大风、沙暴日每年高达85～98天。历史上丝绸之路著名的“大海道”“白龙堆”可怕的雅丹地貌就是这样的狂暴风蚀造成的。严酷而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和脆弱环境中形成的极端地质地貌与宝贵的森林、绿洲、草原、冰川、湖泊、湿地、河流等自然资源处于极不稳定的非平衡生态状态。30多年前笔者曾考察克孜尔石窟，那时为解决建造在水成沙岩上的石窟坍塌问题，文物部门采用了打锚桩、灌水泥浆种种办法；30年后笔者再度考察克孜尔，石窟坍塌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可见沙岩的物理特性造成的自然崩塌是无法遏制的。安西榆林窟的情形大致类似。而在新疆森木赛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狂风剥蚀好像在日夜无情地一层层揭去窟顶岩层。
20世纪初一批批所谓外国探险家，如德国勒柯克，俄国奥登堡、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美国华尔纳， 日本橘瑞超等人，打着旅游、探险的旗号，已经使我国西北的古代文化遗产蒙受了巨大损失。在人类过度垦伐，尤其是生产力提高后的破坏性干涉下，近几个世纪来自然生态的急剧退化更使西北旅游资源处在极其严重的危急中。例如，塔克拉玛干沙漠南侵平均50～100公里，尼雅、阿克斯皮尔、米兰、楼兰古城被沙海掩埋；在库姆塔格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进逼下，胡杨扶疏的库若绿色走廊危在旦夕；而额济纳旗的黑城，安西的锁阳城、玉门关、阳关，库车苏巴什古城，新和（托克苏）的唐王城，陕西横山县大夏统万城早已成为库姆塔格、腾格里、毛乌素沙漠里的遗址。贺兰山麓荒漠化使西夏王陵最终将被沙漠吞食。青海湖补给锐减，导致湖水矿化度高达15.5克/升，水位年下降6厘米，湖面缩小1/3，著名的鸟岛已经和湖岸连接。敦煌鸣沙山下的名胜月牙泉因地下水开采过度，几近干涸。新疆天池、博斯腾湖面亦日渐缩小。由于祁连山雪线抬升，冰川退缩，水源涵养林大面积被砍伐，哺育着河西走廊绿洲的黑河、疏勒河、石羊河流量减少，形成1700公里的荒漠化危害风沙线，绿洲的荒漠化正在不可逆转地开始。这种情形在青海三江源头，毛乌素沙漠边缘的陕北榆林，被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围困的阿拉善盟，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姆塔格沙漠边缘的阿克苏、沙雅、和田、莎车、墨玉、且末、若羌、尉犁、吐鲁番等地已经非常严重。
按照生态学的非平衡系统理论，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平衡的开放系统，其演变过程从宏观上看是不可逆的。西北地区宝贵的自然资源是经历千百万年，甚至亿万年的地质运动和生物进化形成的（例如，胡杨林即是第三纪早新世漫长时期遗留的孑遗植物）。任何自然资本都不可能不随岁月流逝而耗蚀，不过大西北严酷的环境使得这种耗蚀更为明显而且具有不可抗拒性、不可逆转性。比如绵延甘青两省的祁连山脉冰雪资源丰富，分布着大小冰川3306条，面积达2062平方公里，储水量约1320亿立方米，堪称高山固体水库。每年总出水量达72.6亿立方米，滋育着我国四大草场中的甘青两大草场和富饶的河西走廊、河湟谷地。由于气候温室效应、地质运动、大气环流等其他种种不可控制的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冰川正在缓慢退缩。在全球气候变暖的今天，已经没有冰川发育的环境。也许若干年后人们再也看不到壮丽晶莹的祁连山冰川和茂密的森林，就像今天的兰州人再也看不到20世纪50年代还习以为常的黄河冰桥一样。 自然生态系统只有在保持与其相适应的环境条件时，才具备自组织或再生、 自净能力。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塔里木河流域是新疆重要的生态系统。近几十年在塔里木河建起200多座大坝、水库，年取水量60亿立方米，使下游年流量仅2亿立方米。1972年建成的大西海子水库拦截了下游所有来水，使流域地下水位平均下降7～9米，尾问台特马湖以上320公里河道完全干涸，沙生植物全部枯死。据1958年航测，塔里木河两岸尚存胡杨林686万亩，1985年实测还有421.6万亩，而如今塔里木盆地壮丽的胡杨林大片死亡，仅剩150万亩。分隔塔克拉玛干和库姆塔格沙漠的400公里库若绿色走廊几近毁灭。绿洲失去屏障无法存在，那时塔克拉玛干将真的变成“死亡之海”。虽然现在人们已经看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应，2000年秋天大西海子水库紧急开闸向下游河道、台特马湖输水，但要初步恢复这一生态系统至少需几十年时间。这一事例及潴野泽、台特马湖、居延海、罗布泊、艾丁湖的消失便证明，超过一定的环境阈值， 自然生态系统必然丧失上述能力，开始退化。这个残酷的规律也可能会应在西北地区那些珍贵的物种身上，如岌岌可危的蒙古野马、野双峰驼、雪豹、羚牛、藏羚羊、红羊、大熊猫、金丝猴、朱鹮、黑颈鹤、黑额山噪鹛等。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应该使我们的全部财产，包括自然环境资产不因时间流逝而损坏。我们应该留给我们的后代同样的资本提供他们享受潜在的福利的机会。”对于丝路的世界遗产旅游资源来说，更具有法律和道德的特殊意义。
2. 自然承载力差， 环境容量低
与这种脆弱的、不可逆的生态环境相关，丝路世界遗产旅游资源的第二个生态特点是： 自然承载力差、环境容量低。
丝路西北地区的世界遗产自然与文化资源由于环境和历史的决定作用，是一种生态性资源。例如，绿洲因河流滋润而形成，河流是因冰川融雪形成的，高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着河流，它又依赖于降水融雪。土地资源受到气候和地形影响，在干旱和极干旱区形成戈壁、沙漠、荒漠，在半干旱区是草原和黄土高原耕作区。植被覆盖良好的林地、草场、耕地没有水土流失，形成陕西秦岭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和朱鹮保护地、祁连山水源涵养林保护区、山丹军马场大草原、天山巩乃斯森林、巴里坤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等美丽景观；而植被稀疏，地表裸露的地方则形成陕北、陇东这样的黄土沟壑区，被风蚀的罗布泊、布隆吉雅丹地貌、克拉玛依“乌尔禾”魔鬼城、奇台县卡拉麦里山地诺敏“风城”。河流水系的方向决定了丝绸之路历史名城的“串珠”状区位分布，当水系变化时，某些古城就消失了，如额济纳旗的黑城、安西的锁阳城。塔里木河全长2300公里，该水系曾哺育了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文明。由于生态破坏、干旱加剧，下游和孔雀河水量剧减、改道，最终导致罗布泊、楼兰国、罗布人消失。因为地壳运动和冰川才形成青海湖、扎陵湖、鄂陵湖、托素湖、尕海等占全国湖泊总面积17%、面积达1.26万平方公里、数量高达266个的青海高原湖泊奇观。事实证明， 自然生态链中的任何一环遭到干扰或破坏，都会使旅游自然资源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即使物质文化旅游资源也表现出明显的生态资源特征：陕西汉唐帝陵、法门寺地宫宝藏、秦兵马俑正因为埋在黄土堆积层厚达100多米的旱塬上，所以才遭万劫而不毁。西北地区保存有全国最大的石窟寺群。著名四大石窟中的三大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就在甘肃。而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赛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和伯孜克里克石窟更是饮誉海内外。这些石窟寺之所以开凿并留存下一千多年前的精美壁画、塑像，是依赖该地区的崖谷地质条件和气候极干燥、颜料不易氧化变色的滋润环境。但是当20世纪70年代阿克苏地区在渭干河上修建了库车水库后，开始导致库木吐拉地下水位抬升，结果20多年水浸盐渍使库木吐拉石窟大量珍贵的壁画变色、剥落，甚至一些石窟坍塌。 目前炳灵寺石窟也正面临着同样的厄运。而早在1959年因修建黄羊水库，迫使文物部门不得不将武威天梯山石窟的雕像、壁画剥离，迁入博物馆。
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
旅游环境承载力理论认为，影响旅游承载力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社会经济环境因素，生态环境因素。但是，在地域广袤、资源丰富、人口稀疏、旅游业尚不发达的大西北，旅游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冲击并不特别严重。旅游经济要素（饭店住宿、餐饮供给、水电供应能力）因旅游区域、景点丰富而分散，因此压力亦并不十分突出。而由于自然生态质量是决定旅游发展的基础，特别是西北旅游资源是生态性资源，所以生态环境因素必然是决定旅游环境承载力的主要因素。这一点与我国东部旅游资源有很大区别。例如，泰山旅游景区的制约因素主要是旅游区的旅游经济因素：岱顶的住宿容量、缆车载客的容量，火车、汽车运输旅客的能力等；在九寨沟、黄龙、洱海和西湖龙井、湘西苗寨黎乡等一些民族民俗风情浓厚、历史社会文化积淀深远的资源区，首先则要考虑的是保护旅游地原生社会文化稳定和本色，避免客位文化的冲击。但是在西北的宁夏沙坡头和祁连山七一冰川、慕士塔格冰川、卡拉库里湖、哈纳斯湖、敦煌莫高窟，首先却要重视资源的生态环境因素：沙坡头沙生植物保护区内的沙生植物红柳、沙棘、梭梭、芨芨、沙蒿等，是沙漠生态长期自然选择形成的珍贵植被，既是人工形成的乔灌草治沙固沙屏障，也是用载草方格等种种办法千辛万苦长期造成的，如若因大规模旅游开放（如修建旅游沙漠营地等）破坏了沙漠植被，将危及沙坡头的存在；祁连山冰川的生态如果被破坏，那么水源涵养林、水系、绿洲，以及附着在这个生态基础上的甘青两省所有旅游文化资源都将荡然无存。帕米尔高原的慕士塔格冰川、卡拉库里湖和阿尔泰的哈纳斯湖属于高寒地区封闭生态环境，一旦因旅游污染破坏，将无法自净和循环平衡。敦煌莫高窟现存492个洞窟，壁画4.5万多平方米，塑像2300多身，堪称世界艺术画廊。由于鸣沙山地处偏僻，气候干燥，所以1000多年来大部分洞窟的壁画、塑像保存完好，色彩鲜艳。但近年来，旅游人数日益剧增，20世纪90年代每年接待游客10万～15万人，集中在5至10月。旅游旺季平均每日游客达2000多人，又集中在游览频率较高的十几个洞窟，这些洞窟每日接待旅游者远远超过2000人，呼吸造成大量二氧化碳排放，空气湿度加大，导致壁画颜色氧化发黑，画面起甲、剥落，人群拥挤造成壁画机械磨损脱落。如果与90年代以前一直未开放旅游的同一莫高窟系西千佛洞、安西万佛峡榆林窟壁画对比，就会触目惊心地发现近年来因旅游导致莫高窟自然环境和生态变化，对敦煌壁画破坏程度超过了1000多年来的自然耗蚀。目前，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文物保护基金会、浙江大学合作，正以世界先进的洞窟虚拟再现技术将莫高窟艺术做数字化保护与保存。利用这项成果，将来在提供旅游参观时可以大大扩展旅游容量，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旅游破坏。
自然承载力与旅游环境容量有直接关系。当旅游环境容量超过可允许范围指标时，旅游资源的自然承载力便大大下降，导致资源破坏。最典型的例子是新疆库车阿艾一号石窟的悲惨遭遇。阿艾石窟位于新疆库车县北70公里外的阿格乡克孜力亚大峡谷深处，距谷底约40多米高悬崖凹陷处。1999年4月被新疆考古工作者发现，经对窟内6尊佛像、260幅人物画、26处汉文题记研究，勘定为7～8世纪唐代开凿。由于峡谷人迹罕至，加上气候干燥，壁画、题记均保存较好。该窟对龟兹佛教、安西大都护府、阿艾古城研究具有重要价值。阿艾石窟发现不久即被媒体大曝光，旅游者蜂拥而至。当地乡村受经济利益驱使，在对石窟毫无保护的情况下，仅仅悬挂一截40米绳梯便对游客收费敞开。石窟开凿在松散的砾石沙岩上，洞口极小，窟内面积仅14平方米，基本上不具备旅游容量。而从1999年秋至2000年春夏，游客摩肩接踵，最多时每天有200多人进窟，结果阿艾一号石窟遭到严重破坏。但与阿艾石窟自然条件相仿的森木赛姆石窟、克孜尔石窟由于考虑到资源自然承载力，严格限制在学术研究、考察范围内确定旅游环境容量，在龟兹石窟研究所保护下多年来保存完好。以上情况说明，西北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首先应解决的重要问题是旅游的外部效应性问题，即应坚决避免对环境、生态稀缺性资源资产的危害。
3. 文化的原生状态亟待保护
西北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和社会风俗所构成的亚文化多样性正是旅游吸引因素中最宝贵的文化差异、文化层次、文化区域的价值。保护这种文化的原生状态就是保护它的文化生态。这是丝路世界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第三个生态特点，也是它面临的又一严峻问题。
一般来说，我国旅游业尚处在资源导向型的较低级阶段，在这种产业发展阶段，人们只重视资源的商业利用和经济收益，漠视旅游资源的文化生态潜隐价值和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旅游业发展期开始，各地旅游业出现的三种趋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种是在自然风景区和名胜古迹地大规模地营造人工景观和各种游乐设施。1989年9月我国第一个游乐园“锦绣中华”建成开业，当年9～12月即接待游客91.26万人次，基本收回投资。1990年全年接待游客332.73万人次，达到最高峰。“锦绣中华”的成功诱发了大规模的游乐园（或称主题公园）建设热潮。据国家旅游局资源开发司统计，到90年代我国建成的大型人造景观已达到上百个，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建在自然和人文风景区。大型游乐园是一种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深圳“锦绣中华”和“世界公园”的总投资分别是1.2亿元和5亿元人民币。如以3000万元作为一个大型游乐园的平均投资，那么100个游乐园的总投资即为30亿元人民币。但在相应的地区对自然和人文风景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的投资却远远没有这样高。人造景观的价值周期较短，当游客玩“腻”了时，就必须追加投资更新。 自然、人文风景是具有永续价值的资源，而且随着人们文化和审美水平的提高，其价值还会不断提升。例如，北京潭柘寺和戒台寺，2000年门头沟区政府投资300万元维修保护，当年仅门票收入即创1000万元纪录。投资的趋向说明，旅游业界对旅游文化与自然资源的价值与生态保护的认识还很差。其实，人造景观不过是旅游资源贫乏城市的替代性旅游产品，在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西北地区，尤其不应作为旅游投资的目标。但近年在西北地区某些地方斥资营造度假区、游乐园、人造景观蔚然成风，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资却极其吝啬。另外，在自然风景区和名胜古迹处修建人造景观和游乐设施，不但破坏了资源的整体价值，而且会造成旅游资源的生态破坏。例如，在吐鲁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前建造的西游记塑像、妖魔洞，在嘉峪关长城人造的黑山悬臂长城，在兴平市马嵬坡伪造的杨贵妃墓，在敦煌鸣沙山举办的汽车拉伞、滑沙游乐项目等，都是驴唇不对马嘴，粗制滥造，大煞风景。20世纪80年代，甘肃省有关部门曾动议在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开凿现代石窟，在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开设狩猎游乐项目，但因有识之士反对而搁置。设想如果此举施行，后果将极其严重。
第二种是在旅游区大面积地开设商业网点。在自然人文风景区开设商业网点，已成为我国旅游地的一大公害。以营利为目的的店铺摊档除部分为当地居民无照经营外，大多是旅游管理部门自己为牟利开办的。这些无处不在的商店不但极不和谐地破坏了回归自然、回归自我的旅游文化精神，而且摊贩围追堵截旅客兜售商品的不文明行为往往引起旅游者的反感。以破坏旅游环境气氛，降低旅游资源文化生态质量为代价的商业化经营是一种饮鸩止渴、杀鸡取卵的短见行为。北京旅游部门已经在颐和园、故宫、北海、香山、八大处等风景区拆除了上述摊店，以保护旅游文化生态和环境质量。但在陕西临潼的华清池、兵马俑、秦始皇陵等地，甘肃麦积山石窟、嘉峪关长城、敦煌月牙泉，宁夏沙湖与新疆天池风景区等这种情形依然还很严重。
第三种不可遏制的趋势是，以高涨的热情、不惜耗费财力、精力组织一个接一个的、五花八门的节庆活动。传统节庆是传统文化积淀的历史风俗。每个节庆都有特定的地域、历史时期、民族、民俗和宗教含义，而且得到相应地区、民族的整体认同和尊崇，绝没有随意性、临时性。后世利用节庆风俗活动举办庙会、集市，从而使其派生出商业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重视旅游业的开发，为了吸引旅游者，纷纷举办旅游节庆，一时间节庆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名目繁多，挖空心思，甚至一种食品、特产都可以成为举办节庆的由头，如什么“豆腐节”“西瓜节”“采摘节”“葡萄节”。有的节庆重叠反复，如陕西、甘肃、新疆举办的各种“丝绸之路”节。在忽视旅游资源保护的代价下，过度投入节庆一方面必然耗资巨大，另一方面反而贬低了中国传统节庆的文化价值——在千百年积淀的文化生态中形成的传统价值的神圣、庄严感情被旅游者理解为商业运作，从而打击了他们在旅游中获得文化识别、民族识别的成就感。其实，这本身就是旅游资源文化生态的一种无形损失。西北民族区域的节庆，如每年八九月的穆斯林“古尔邦节”、甘南藏族的“香浪节”、甘青地区每年五月的“晒佛节”“花儿会”、纳顿节等，都因其所保持的原生文化形态本应比上述人造节庆更受重视，但却没有进行更有效的文化资源挖掘。这是十分遗憾的资源流失。
有研究者根据美国运筹学家T. L.萨蒂（T.L.Saaty）的层次分析法（AHP），设计了旅游资源定量评价系统。该系统评价结果确定：在旅游资源定量评价中，资源价值的权重占72%，而在资源价值中，观赏特征和文化价值又占64%。这里所说的观赏特征和文化价值，笔者认为应是地域、民族、文化、宗教构成的整体文化背景，即原生状态的旅游地文化。它所具有的不可移置、不可复制、唯一和多元多样性正是旅游资源文化生态的表现。20世纪6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为保护武威天梯山石窟，将石窟及塑像、壁画搬迁至省博物馆，该资源的价值随之大打折扣；而陕西秦兵马俑坑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群因保持了原生状态，所以价值无可比拟。西北地区民族民俗文化的生态特征尤其突出，它们与该民族世代生息的草原、沙漠、山川、村寨、绿洲、寺庙已融为一体，与创造了有声有色历史的区域社会环境已密不可分。所以旅游者在喀什大巴扎、拉卜楞寺大法会、莲花山花儿会、敦煌莫高窟、阿拉善那达慕大会、伊犁哈萨克草原、陕北黄土高坡体验到的文化，与民俗村、民族园看到的复制文化完全不同。保护西北旅游文化资源，更确切地说就是保护其原生文化的生态与环境不被破坏，不被扭曲篡改。
旅游文化资源的文化生态是一个人们更易忽视的问题。一般的规律是，在开始发展旅游事业时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经济结果，当旅游业达到对环境足以构成威胁而影响其经济成长时，人们才体会到生态是旅游活动的基础。而在资源导向型的低级阶段，旅游业和社会文明处于同一水平，必然对“文化是旅游活动的内核”这一本质认识不够，甚至以牺牲社会文化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收益。人们往往认为旅游活动不会消耗文化资源，而旅游文化资源的“无形资产”形态是不存在文化生态问题的。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些欠发达的西北民族地区成为旅游热区后，现代城市社会生活方式使价值取向发生了极大变化：极少有人把继承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哈萨克史诗《玛纳斯》、藏族史诗《格萨尔》、维吾尔族音乐“十二木卡姆”当作自己的使命，年轻人热衷于在迪厅蹦迪，唱流行歌曲；藏族毡房、蒙古包变成了家庭旅馆；草原上伟大的马文化代之以摩托车；草原上的“阿肯”和“热巴”没有了传人……又例如以生态文化为基础的九寨沟，最佳日旅游容量为1.8万人，但国庆节期间竟达到近4万人，当地藏族小村寨淹没在滚滚游客洪流中时，还有什么民族文化生态可言？没有人希望在藏传佛教文化圣地青海塔尔寺、甘肃夏河拉卜楞寺和裕固族的草原上再出现这种文化生态灾难。当有一天客位文化取代了旅游地民族文化时，我们悔之晚矣，那时可能才会对《海牙旅游宣言》“特别性结论”第11条：“旅游是无烟工业，并不会必然带来工业化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然而，旅游仍然对物质和文化环境带来潜在的危险”，有更深的体会。
世界旅游组织于1982年世界旅游会议发表的《阿卡普尔科旅游宣言》指出：保护和维护本国的环境、生态结构， 自然、历史和文化遗产。充分合理利用现存和潜在的旅游资源，特别包括自然、文化、艺术、历史和精神遗产，并要强调真实性原则，以防止歪曲和错误表达现象。旅游文化资源的文化生态受到的第二个威胁正是来自对地区、民族文化的歪曲和错误表达。一种情况是旅游从业人员缺乏旅游文化修养，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族源、历史文化、民俗生活缺乏了解和研究；第二种是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禁忌风俗，对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文化的随意解读或曲解；第三种是利益驱使，毫不顾忌民族文化的纯洁性、真实性，将他民族的东西冒充、移植、拼凑至民族文化中。例如，为招徕顾客在民族旅游地大肆搬演汉族的抬大红轿，在吐鲁番的歌舞厅里将维吾尔族“麦西来甫”中加入交谊舞，而在青海塔尔寺的酥油花雕塑、唐卡、堆绣和大法会藏戏表演中夹杂现代内容……凡此种种长期流弊，必将导致民族文化的弱化和异化，从而危及旅游资源的文化生态。
（三）丝路世界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原则
世界旅游组织（UNWTO）、世界旅游理事会（WTTC）与地球理事会（Earth Council ）在1997年6月联合国第九次特别会议发布的《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报告指出：“旅游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抉择：是立即采取行动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未来，还是坐等观望，任环境和经济的衰退毁灭其赖以生存的资源。实际上，并没有选择。我们不能坐等到所有的清新的环境消失殆尽，遗产与文化衰败下去，所有的海洋都被污染，我们不能坐等观望海平面上涨或臭氧枯竭危害人类健康。”
如上所述，报告对于丝路世界遗产保护和旅游的警示具有特别意义。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带来的丝路世界遗产旅游热潮中，西部环境、文化部门和旅游业界与广大旅游者都必须重视、遵循丝路世界遗产资源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原则。
1. 遗产旅游必须以保护为前提
世界遗产旅游必须严格遵守《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承担保护世界遗产的义务和责任。一切旅游活动都应在保护的前提下及达到保护的条件下进行。
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和资源，我国加入公约即承担了守望和保护世界遗产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可持续旅游发展理论认为，旅游是资源型产业，依赖于自然的馈赠和社会遗产。在保护文化完整、基本生态进程、生物多样化和生命支持系统的前提下，旅游业才能健康发展。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系统是丝路世界遗产的屏障，极其脆弱，具有不可逆转性，一旦破坏便很难恢复，危及世界遗产的安全。因此，遗产旅游首先必须以保护为前提。
（1）在攸关丝路世界遗产的历史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安全的以下区域严格禁止大规模旅游开发和人类活动的干扰：三江源—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祁连山冰川及水源涵养区，天山山脉水源涵养区，塔里木河胡杨林自然保护区，大秦岭自然保护区及水源涵养区，昆仑山—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
（2）在历史遗址、古城遗址、石窟寺等物质文化类世界遗产区域，严格遵守《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要求，严格遵守我国的文物保护法。不得建设与世界遗产保护无关的任何构筑物及各类设施，以保证物质文化遗产的地貌、水文、植被等原生状态未发生扰动和改变。
（3）在世界遗产保护范围和毗邻地区，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工业开发、城市建设和商业经营活动，以免危及世界遗产的安全。
2. 旅游发展应当循序渐进， 可持续进行
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质，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应考虑到旅游对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消除这些影响的能力。丝路西北区域自然环境承载力较差，旅游的环境容量有限。因此，世界遗产旅游必须考虑对资源的环境压力，确定可以承受的环境容量和旅游承载力。旅游发展应当循序渐进，可持续进行。
（1）对世界遗产的环境承载力和旅游容量进行评定，以保证旅游活动不危及世界遗产资源安全。减轻旅游开发强度，按照软开发的原则进行旅游开发。
（2）选择那些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协调的旅游形式，以及各种能够保证中期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形式。凡是对世界遗产本体及环境、生态可能产生影响的旅游方式都应该禁止。
（3）规范旅游者的行为，制定旅游活动规范细则。教育旅游者珍惜世界遗产，使其认识世界遗产资源的唯一性、不可再生性。
（4）对世界遗产资源环境和旅游负有责任的政府及相关机构，应当加强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引进和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信息管理系统，普及世界遗产保护知识，提升世界遗产旅游质量和管理水平。
3. 积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瑰宝，其中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和人文价值。丝路西北地区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花儿、藏戏、热贡艺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玛纳斯、麦西热甫等。以新疆来说，除3项世界级非遗外，还有7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37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以及3000多项地、县两级非遗名录项目。但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无形资产”的形态，其产生、传承和表现形式独特，文化生态更为脆弱。在现代文明和时尚文化的冲击下更易受到破坏而濒危。
（1）认真贯彻执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保护体系和非遗传承人制度。设立专门机构加强对非遗的抢救、挖掘、保护和传承工作。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防止在传承过程中被扭曲、改造和同化。
（3）以节庆、展演、文化交流等多种形式和旅游营销手段积极推介宣传非遗，扩大非遗影响力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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