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会馆千年诗社

刘宗彬

吉安城中的高峰坡一带，山冈起伏，唐代称龙冈。宋明以后，因它位于府衙的西面，遂称西原山。西原有座相山，山不高，而林木苍翠，萝藤蔓生，与华溪呼应成趣。城内的后河为禾河故道，蜿蜒曲折，沿城西山岭东流，经西原山麓，与西原山泉汇集，折向太平桥，然后穿过城区，注入赣江。

西原是个风水宝地，右枕天华山，南临后河，东面隔赣江遥峙青原山，大自然给足了它灵气，成为吉安城人文渊薮，被当今著名学者称为吉安古代三大文化高地之一，是庐陵文化中读书传学的一个标杆。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初武后圣历元年（698）、神龙元年（705）期间，吉州迎来了两位文化大师。圣历元年（698），唐初“文章四友”之一杜审言，因官场失意，被贬来到吉州，做了吉州司户参军。这是一位富于激情的诗人，杜审言的仕途不幸，却是吉安文化的大幸，是他开了吉安学风诗风之先，为吉安崇文重教的风气打下了良好基础。几年之后，又一位文化大师七祖行思禅师，来到青原山开辟道场，青原山从此成为禅宗祖庭，佛教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庐陵文化内涵。

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河南人，杜甫的祖父。咸亨年间（670—673）进士，曾官至修文馆直学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诗文齐名，有《杜审言诗集》传世。其五言律诗，格律严谨，享誉诗坛。诗人陈子昂十分称道杜审言的为人为文，称杜审言“名于天下而独秀于朝端”。

杜审言是一个文人，是一个饱学之士，朝廷的政治斗争对他的打击并不大。贬官来到吉州，生活依然热忱饱满。他以诗人的眼光，看到吉州城十分简陋，街头巷尾没有读书的声音，觉得这座郡城太沉闷，催生他改变吉州封闭落后面貌的想法。杜审言知道，要让一个地方移风易俗，改变现状，重要的是教育。让百姓的弟子读书，知书明理，思想观念才会转变，物质生产和精神面貌才可能得到改善。这位文化大师在吉州城不知转了多少地方，最终选择了西原相山，在山麓的一块开阔地上修建一座简陋的学舍，请工匠伐相山中的树木作柱梁，砍溪泉边的茅草覆盖屋面，遮风避雨，因简就陋。茅屋可容纳十多二十个桌凳，杜审言招收城内年少好学者来此读书学诗。唐代初年，我国民间还没有书院的概念，杜审言这座学舍虽然不叫书院学舍，实际上它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书院学舍，是吉州最早的具有书院性质的教学场所。

吉州城的老百姓从来没遇见过这么重视教育的官员。杜审言掏自己的钱来建学舍，添置书桌，购买文具，不收学费，登门招生，亲自授课，百教不厌。不论公休假期，不论寒暑风雨，杜审言从不间断地对学生的传经教导，学生为之尊重，社会为之感动。两年之后，在杜审言的教学影响下，吉州城的读书风气为之一变，堂宅楼轩从此有了琅琅的读书声，彬彬君子蔚然成风。尤为可喜的是，这种风气很快地影响到所属县邑，各地也有了读书的声音。到了北宋，吉安先贤在追溯郡人读书写诗风气形成原因时，都认为是杜审言开创所致。

杜审言当时办教育的手段还比较丰富，除了在学舍中教学外，还组织学生游赏山水，亲近大自然。今天吉州区长塘镇山前陈家村旁有一座古桥叫吟溪桥，桥长35米，高7米，三孔石构。据史料记载，杜审言与学生们郊游，来到此处，只见小桥流水，莺飞草长，师生们诗兴油然而生，留下了美丽的诗篇。后来的陈家人想沾点诗风情韵，也为了爱戴这位唐代大诗人在吉安的恩德，元代时建了这座石桥以纪念。明代宣德年间，山前出了一位经邦济世的俊杰周忱，他特地写了一篇《吟溪桥记》，明代状元泰和曾鹤龄作《吟溪桥》诗以颂，诗云：“百尺飞桥架碧流，残阳潋滟满溪头。斜光倒射金鳌耸，曲影横垂玉蝀浮。吟客倚阑仍眺望，行人题柱莫淹留。少须林杪收余景，又见波心月一钩。”

杜审言办学的行为，被当时另一位司户参军郭若讷所嫉妒。在郭若讷看来，杜审言属出风头行为，是在笼络老百姓，为升官作准备。他看到杜审言在吉州老百姓中的威望一天比一天高，便千方百计刁难杜审言，想让他的教学办不下去。可是，苦于没有阻止的好办法，因为杜审言的办学得到了州刺史的支持，得到百姓的拥护，况且是利用工作之余来办学。郭若讷心生一计，挑唆州司马周季重，两人联手陷害杜审言，欲置杜审言于死地。

正义最终总是会让邪恶得到惩处，郭若讷和周季重究竟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杜审言冤屈大白，但难以继续在吉州为官办学，他带着免除官职的遗憾离开了吉州。吉州城的百姓没有忘记他，人们在杜审言办学的旧址上建成相山诗社，薪火相传。宋代以后，吉州的书院学舍遍布城乡，有人的地方，就能听到读书的声音。

南宋淳熙元年（1174），朝臣庐陵周必大奉祠还家，在吉州城优游，买下了西原八泉胜处。这位读书出身的朝官，没有忘记杜司户给吉州带来的好风气，他改建相山诗社，匾其额“杜司户祠”。相山从此有了祭祀杜审言的专祠。祭祠杜司户，实际上是进一步浓厚崇文重教的风气，夯实文化教育基础。杜司户祠与不远处的侍中庙并峙，都是吉安百姓瞻仰唐代先贤的地方。南宋时期，相山仍为郡中吟诗传学的重要场所。吉州通判王辽等人盛赞周必大建祠之举，议置祠田，改杜司户祠为诗人堂。相山诗社也罢，杜司户祠也罢，诗人堂也罢，题匾不同，而人文之实不变。元代周巽《诗人堂》诗云：“诗人堂上客，载拜杜参军。大雅今谁继，高风自昔闻。魂来花外月，吟断树间云。千载龙冈会，因诗倍忆君。”这首诗道出了唐宋以来，吉安人读书的一种心情，一种情怀。相山不仅是纪念杜审言的地方，更是吉安诗风文风的一个标志，是吉安学人心中的文化圣地。

明初，诗人堂没能抵挡住风雨的侵蚀，相山中剩下孤单的能仁寺。永乐年间，著名诗人庐陵晏璧写的《游相山》诗，抒发了相山千古幽情，诗云：“司户神游不计年，尚留遗迹相山边。东林莲社人何在，青草池塘梦不传。石鼎茶香看舞鹤，山庭花落听啼鹃。几回独立苍茫处，斗酒何能赋百篇。”

星移斗转，时至明代中叶，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张氏禁斥讲学，毁天下明贤书院，讲学受祸者不啻千计，王阳明之学讲会也陷入空前困境。不久，张居正垮台，吉水邹元标起复，上疏请恢复天下书院。书院重开天日，迎来了以组织会讲为主要教学的形式，致力传播理学，会讲成为这一时期书院的奇葩。在吉安，会讲成为当时一种风尚，会讲的场所除了书院外，还有叫会馆的。吉安城中有两个会馆，一个叫青原会馆，一个叫西原会馆。青原会馆在吉安城之东的青原山净居寺之旁，西原会馆在吉安城之西相山中能仁寺之旁。实际上，西原会馆就是以传播王阳明之学为己任的一座书院，是明代万历年间至清初时期吉安著名书院。

明代以前，相山已有能仁古寺。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座古寺庙在嘉靖年间已飘零于风雨之中，寺周边榛荆荒芜，杂草丛生，道路几乎为乱草所掩。寺庙香火清冷，台烛残曳，钟鼓不闻。隆庆元年（1567），王门学者庐陵陈嘉谟邀请安福王时槐来吉郡，在得到能仁寺方丈的支持下，他们讲会于寺庙中。从讲会开始，它既称西原会，也叫能仁会、西原惜阴会。王时槐、陈嘉谟制订会约，每月偕府城同志会于能仁寺，以十一至十三为期，特请周罗山、刘见川、周原山为主教，刘文敏、刘邦采、周祉、刘敖、刘学朱、贺泾、贺沚等名学者临会讲学，与会者常近千人，相山再次成为讲学传教重地。

陈嘉谟（1521—1603），字世显，号蒙山。庐陵烟原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万历二年（1574）升湖广布政使司右参政，不赴。乞休归，致力于学，与王时槐阐明良知之说。与泰和胡直（1517—1585）交谊甚笃，多有诗文酬和。胡直为政之余，热衷讲学。晚年家居，建求仁书社，以讲孔学为主。王直与陈嘉谟相互砥砺，讲学传道，共同发展阳明之学。

王时槐（1522—1605），字子植，号塘南。安福金田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福建按察司佥事、陕西参政。罢官归，起召贵州参政，不赴。少时受业于王阳明弟子安福刘文敏（两峰），其旨趣与学友南昌人万廷言相近。万廷言之父万虞恺受业于王阳明，曾问学于罗洪先、王畿。万廷言得罗洪先真传，又蒙王畿点化，对于江右与浙中王门之学均有所承传。从这一点上说，王时槐是江右王门的重要分支。晚年与邹元标、邹德溥讲学于复真、复礼、道乐、龙华等书院，主事西原会馆。西原会馆的名声，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王时槐之力。

西原会馆发展迅速，到万历八年（1580），已有会田会产，讲会的经济方面得到了保障。钟凤阁曾赋诗志其事，陈嘉谟欣然和一首《惜阴会》诗，诗序云：“郡西能仁寺，唐吉州司户参军杜审言诗社也。隆庆丁卯（1567），能仁再举惜阴会，予偕凤阁子九日入山中，迎周罗山、刘见川先生主席。郡邑缙绅仕而归者暨国学、两庠之彦先后来会。安成两峰、先师刘师泉先生时一枉教焉。久之，先辈凋谢，聚首者益落落。万历庚辰（1580）秋九月，议置会田合馔，兹会复振。凤间子赋诗志喜，予感而和之。”诗云：“旧游早已悲迟暮，重到那堪忆岁年。聚散几陪莲社侣，报邀仍是菊花天。独怜华发承先进，君向多歧待后鞭。此日情知难再得，一谈忘食一潸然。”

西原会馆建筑规模比较大，有体仁堂、敬止堂、求益堂，及其他附属建筑，有院落门庭，院门匾额为“西原会馆”。自陈嘉谟、王时槐、贺沚先后在此主事，一时郡中名人都来此问学讲学，研讨辩论，发挥问题。万历十四年（1586），王时槐、贺沚、刘文光、曾中甫等举办西原大会，以十七日至二十一日为期，贺沚撰《西原惜阴会记》纪之。庐陵刘海禺主教事时，编撰《能仁会志》。万历十七年（1589），刘海禺又作《续能仁会志》。万历二十年（1592），吉安知府汪可受倡复白鹭洲书院，陈嘉谟、习孔教与南昌万廷言、吉水曾同亨、安福邹善等人在白鹭洲书院讲会，名动江南。吉安荣膺理学之邦，这与白鹭洲书院、青原会馆与西原会馆是分不开的，正是这三个文化高地，维护和壮大江右王学在吉安历史地位和影响，是它们共同把庐陵文化推向繁盛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