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水文澜话缑山

虚空夜点头

作为一个文化耕耘者，我时常沉浸于史志的汪洋之中，每每从先贤的智慧中汲取灵感。最近为了寻觅江西新余书院的芳踪，我再次搜检《新喻县志》，竟然发现新余最早的官办书院是缑山书院。与此同时，它又是新余的义学，一种免费学校，资金来源为地方公益或私人筹资。缑山书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位于城邑之内，新余城邑是文化繁盛之区，尤其是城门之域。比如新喻县城北有通瑞门；南有纳凯门；东南为云津门，通过秀江浮桥可直通南郊；西南有凤凰门、凤凰池。由此我想起了楚文化中孕育出来的道家思想和楚式神仙信仰，特别是把凤凰、鸾鸟作为一种神山仙境的神鸟，以象征天国仙境的凤鸟崇拜思想，这种思想深深地烙印在了新余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既反映了新余楚式凤凰图腾崇拜，又揭示了新余仙文化的民间渊源。由于凤凰门、凤凰池一带古称“柴埠”，想必是柴米集散之码头或商埠。这里更是新余古代望族——柴埠萧氏的发祥之地，人才辈出的萧氏子孙从这里走向天下，仅在宋代就出了26名进士。而县城的西门叫集泰门，门外辟有崇庆寺，佛教文化长盛不衰，历史悠久，以致于新余民谚有“先有崇庆寺，后有新喻城”之语。而在与西门相对的东门内的孤缑山下，就有我们今天所要认识的缑山书院。它诞生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由知县李廷宰就着罗溪驿旧址改建而成。

据县志记载，书院建成后，有“学堂一所一栋一厅五间，并置赡田三处，立碑在学”。然而，中国传统的政治，向来都是“人治政治”，传统的文化教育，也逃不开“人治文教”的宿命。自从李廷宰离任后，缑山书院的教学日渐荒废。虽然康熙五十年（1711）知县刘光泗又给书院拨置赡田一处，给书院经济输血打气，但还是挽救不了它的颓势，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张景苍担任新喻知县之时，书院已成废墟。张景苍是新余历史上颇有作为的知县，他为了振兴新喻文化教育，考察缑山书院旧址，慨然重建书院，“尺椽片瓦，悉构自新”，并专门委派典史顾之谦负责书院重建工程。书院重建后，增建两廊、号舍各四间、大门三间，并以围墙围了一些空地，以作为将来发展空间。由此可见，古人比今天更重规划，重视书院的可持续发展。书院的初建和重修，还与新喻城南邑民施家祖孙有着莫大的关系。本来用来建书院的罗溪驿旧址那块地是城南邑民施巨济捐献的。这次张景苍重修书院，施巨济的孙子施维焕又乐善好施，捐地丈余来拓展书院的空间。重修一新的书院吸引了众多的贤士前来，知县张景苍“乃延廩生彭梅为之师，厚其束脩，给其膏火，严其课限”。张景苍本人也经常来到书院，关心书院的教学情况，“以稽其学业，察其勤惰而鼓励之，于是四方士之闻风而至者，咸知有讲习之乐而无暴弃之患矣！”不仅如此，张景苍还不忘以“业精于勤、荒于嬉”的古语劝诫学生，并殷切地希望书院学生“潜心力学，勿事虚声，爱惜分阴而崇为有用之学也！”张景苍见书院建筑已经焕然一新，于是又“详请归复义田，计岁收二百四十余石之租”，以常年供给缑山书院的教学活动。

乾隆七年（1742），新喻绅士呈请原置香岩书院赡田并归书院，以增加书院的经济收入，并“奉知府李倓批准，立碑在学，遴选诚实绅士管理；知县每年稽查出入、完纳漕粮、延师及公费办理外”，其余的都作为供给参加乡试的生员以及参加会试的举人的卷费。

乾隆二十九年（1764），鲍吴条担任新喻知县，蒞临后除问民疾苦外，即以培植人才为己任，而对于缑山书院尤其关心，为之“延师督学，殆无虚岁”。书院的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师指导主要采取答疑方式。书院主要以传授儒学知识为主，并重视明理达义，注重身心修养。书院讲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听讲者不受地域和学派的限制，并建立“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讲学。鲍吴条“每于簿书之暇，即诣学与诸生评论文艺”。可以想见鲍吴条屈知县之尊，亲自来到书院参与儒学的交流和切磋，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书院教育的关怀与重视。在与书院师生互动之时，鲍吴条有时环顾书院廊庑，发现有塌坏、开裂之处，考虑到书院是师生聚集之处，屋舍狭隘，私下里总有一种捐俸重修、另外构筑一些建筑以扩其容量的想法。乾隆三十四年（1769），缑山书院突遭火灾焚毁。于是，知县鲍吴条招集绅士，谋划重建书院之事，并率先捐俸示范。

在开展筹建工作时，他们发现缑山书院偏东有房屋一所，与书院建筑连在一起，经过打听，才知道是刘世龙兄弟别业。刘世龙兄弟五人为已故国学生刘天禄之子，其母陶氏夫人贤明慕义，参与书院重修的首事之一的周志濂“与为姻娅，劝其捐助，则慨然乐从，且曰：‘吾子孙贤，其不可有德有造于斯乎！’”知县鲍吴条大受感动：“呜呼！昔范文正公舍宅为学宫，千古以为美谈，今既有施氏祖孙捐地于前，而复有刘氏母子捐宅于后，何喻邑好义者之多也！是亦可争美于前人矣！”谁说只有燕赵之地才有“慷慨悲歌之士！”新余古代居民也不缺真诚豁达而乐于助人的善举！于是，鲍吴条奖励刘氏母子，给匾以旌扬之，并为之撰记以垂不朽。在这次书院重建中，监生章应麟也见贤思齐，捐出书院旁左边店基两段来扩展书院的规模。

清道光三年（1823），江西巡抚程含章（1823—1824年在任）为缑山书院捐出除正俸之外的养廉银以及用作学习津贴的膏火银一百两，代理新喻知县事务的陈文衡捐出养廉银一百两，县里有一定职衔的员司袁玠捐助膏火钱八百千文，程含章颁发《助兴文教》之匾，以示奖励。

此后，缑山书院日益走向没落，历时既久，无费可筹，敝已极。“望梁栋之攲斜，藏修无地，至若士子膏火、山长束脩，曩者筹本靡多，刻下更无所出。”书院地基低湿狭小，书院经济困难等问题，越来越严重。

咸丰五年（1855），太平军进入赣西，当年十一月十日攻陷新喻县城。在这段太平军与清军交战期间，缑山书院因战争袭扰，书院建筑或拆或毁。书院由此彻底衰败，书院原来所置的田亩若干、收租若干，被划归新建的瀛洲书院，四乡绅士轮流收管。但缑山书院的故址尚存，其范围“右边傍巷路直深计柒丈伍尺，前后横阔计捌丈伍尺，左边腰上捌丈伍尺，外余一丈，计长陆丈余。”

缑山书院是新余书院发展史上由民办走向官办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书院与义学相结合的一种杰作，它既应时而生，也承运而没，它既是新余教育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也是新余教育发展的一种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