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秋天，彦涵接受了前总政部的一项特殊任务：到国统区重庆去，为鲁艺分校买书。
是李伯钊向彦涵交代的任务。李伯钊说，艺校成立了快一年，一直没个图书室，连本书都难看到。说，罗瑞卿主任指示艺校，要尽快把图书室建起来。问题是，根据地里搞不到书，非得到国统区去买不可。而国民党顽固派自去年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形势一直恶化，现在去国统区，要冒很大危险。李伯钊想来想去，觉得派彦涵去比较可靠。罗瑞卿也赞成，认为彦涵办事果断、机灵，不易出问题。
从内心里来说，彦涵不太想去。主要是放心不下白炎。
白炎怀孕了，整天吐黄水，吐得很厉害，营养又跟不上，身体十分虚弱。一有敌情，学校就四处转移，漫山遍野地跑来跑去，白炎挺着个大肚子，怎么跑得动啊！他走了，谁来照顾她？而且，此一去，能不能回来，何时回来，谁也说不准。但是，他什么都没说，只是表示，一定完成好任务。
彦涵回来跟白炎一说，白炎顿时呆住了。她才十九岁，又是第一次做母亲，本来就十分紧张，现在彦涵突然要走，心里一下子没了主心骨儿。不过，这些她都可以克服，她最担心的是彦涵的安全。从北方到南方，路途遥远，途中要过日寇的封锁线，还要过国民党军的道道防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沉默了好长时间，白炎说：“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你去吧。”两人都明白，任务重于一切。
秋雨绵绵，彦涵随前总的一支干部大队上路了。这支干部大队有十几人，其中有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还有后来名声显赫的何挺一、柳青、龚澎，以及结束了在根据地的考察、要回重庆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大家分别去洛阳、西安、延安、重庆。
罗瑞卿派了一个武装连队，一路护送，直到黄河北岸。
九月底，队伍通过了日军封锁的博晋铁路，进入中条山地区。这里是国民党范汉杰部队的管辖区，因经常同八路军闹磨擦，被称为顽军。一路上，干部大队不断受到顽军的火力威胁与挑衅。一天，李公朴的警卫员到集上买肉，路上遭到顽军便衣的枪击，马被当场打死，警卫员奋力还击，才得以生还。
到达黄河北岸后，顽军又找种种借口，迟迟不发过河的通行证，致使干部大队被困了近一个月，才被准许过河。黄河渡口上，有顽军检查站，要对过往人员进行检查。
从太行出发的时候，彦涵随身携带了一些木刻团的作品，其中包括那九幅新年画，以及他的《破交》和《背粮》，一共两套，三十几张。他想把这些木刻带到重庆，办个展览，让国统区人民了解根据地的抗战情况。行军途中经常下雨，他怕木刻被雨水淋湿，用唯一能防雨的毛毯将它们包好，背在背包里，宁愿自己挨浇。
过河之前，彦涵担心这些木刻被搜出没收，觉得带在身上不安全，于是想到了同行的李公朴。李公朴是知名的民主人士，彦涵料定顽军不敢对他太放肆。他找到李公朴，讲明了情况，希望他能帮忙把这批木刻带过黄河。李公朴很痛快地答应了，把木刻藏在了行李里。
果然，到了渡口以后，渡口检查官命令干部大队所有人员列成一队，进行搜身检查，把每只行李都翻了个底朝天，唯独没敢检查李公朴。
两套木刻顺利带过了黄河。到达洛阳八路军办事处的当天，彦涵听说李公朴第二天要回重庆，于是去要那两套木刻。
李公朴想了想，说：“还是由我替你带到重庆去吧，这样路上安全些。”
彦涵同意了，请李公朴回到重庆后，把木刻交给重庆《新华日报》，并说，自己很快也要动身到重庆去。
但是，后来情况有变，彦涵没能去成重庆，那两套木刻也没有了音信。全国解放后，彦涵听说，李公朴曾于一九四一年，在重庆以《新华日报》名义，举办过这些木刻的展览，之后又由他保存起来。一九四六年，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那两套木刻的下落，也就无从得知了。
一九五八年，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捐献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一套木刻团的木刻作品，说是李公朴留下的。博物馆找到彦涵，经他鉴定，正是他当年交给李公朴那两套木刻中的一套。这套木刻后来收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另一套，直到一九六二年才有了下落。那年，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中国，送给中国美协一套幻灯片，拍的全是木刻作品，其中有木刻年画，上面写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字样。斯特朗说，这套木刻是当年李公朴先生在重庆送给她的，她带回了美国，并制成幻灯片。于是美协找到彦涵，请他确认。一点不错，正是另外一套。此套木刻，现存于美国。此为后话。
数日之后，彦涵与干部大队里要回延安的同志，乘坐火车，到达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让他的秘书找彦涵谈话。
秘书说：“现在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去重庆的路上太不安全，书是不是可以在西安买？重庆就不要去了。”
彦涵回答说：“可以，但这要得到前总的批准。”
“这件事我们负责和前总联系。另外，你现在回太行，路上同样不安全，我们希望你买好书以后，直接去延安，与何挺一、柳青他们一起走，以免发生意外。”
“可是，书呢？”
“我们可以通过交通，运回太行。”
事情太突然，彦涵一时不知该如何决定。
“这只是我们的建议，回太行还是去延安，请你自己决定。”
如果仅仅从个人考虑，彦涵当然愿意去延安。从太行到西安的这段路上，他已经看到，国民党的反共行径越来越猖狂，可以肯定，回去的路上会更加危险。相比之下，去延安要安全得多。另外，他已经在前方快两年了，整天处于动荡之中，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安稳地坐下来搞搞创作。比起太行来，延安没有战事，环境安定，生活也要好一些。现在是他回延安的一个机会。
但是，他惦念着怀孕的白炎，还惦念着刚刚建立起来的木刻工场。
“我想，我还是回太行。”
他简单地讲了自己的想法。
秘书很理解：“好吧。我们马上请示前总。”
前总政治部很快发来电报：同意西安买书，尽早返回太行。其实，西安也不安全。随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掀起，街上到处是国民党特务，暗中搜捕共产党。八路军办事处的过往人员只要一出门，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为避免遭到特务的秘密逮捕，办事处的同志上街，一律都穿军装，公开八路军身份，这样，特务们便不敢轻易公开下手。
彦涵第一次上街，还是被特务盯上了。
那是在一家文具店里，他买了一些准备带回太行的纸张、颜料和油墨，正在算账的时候，被一个特务缠住了：
“你是干什么的？”
“八路军办事处的采购员。”
“你们买这些颜料干什么？”
“当然是画画用。”
“买石印油墨干什么？你们有石印机吗？”
问的全是废话，一边问，一边不时地用眼睛瞟着窗外和门口。
彦涵立刻明白，这家伙是在有意缠住他，等待同伙的出现，好一起对他下手。他一边冷静地应付着，一边想着脱身之计。
老板算好了账。彦涵当机立断，付钱之后，指着买好的东西对老板说：“我到隔壁买些别的东西，这些东西我回来再取。”
然后走出文具店，匆匆穿过马路，进了另一家商店。他知道，那个特务肯定一直在盯着自己。他发现商店里有一个侧门，迅速溜出去，又飞快地登上黄包车，返回了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听说后，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尽管危险，他也要完成任务。后来，他又冒着风险多次上街，终于买好了书，以及颜料、油墨。
离开西安之前，龚澎把一份密信交给彦涵，要他回到太行山后，亲手交给罗瑞卿。回到房间，彦涵立即把密信缝进了棉衣，以防路上遭遇不测。
十月下旬，彦涵独自带着两大包采购的东西，闯过一道道关卡，乘车返回了洛阳八路军办事处。
此时，彦涵离开太行已经两个月了。他惦记着快要临产的妻子，恨不能马上回到太行。
“你现在还不能马上回太行。”办事处主任袁晓轩说，“你要等一批人，等这批人集合齐了一起走。”
“我想早点动身，能不能和几个同志先走？我爱人就要生孩子了。”
“让你留下等这批人，是要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任务？”
“有一批河南的地下党员，暴露了身份，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上级决定把这批同志转移到太行山根据地。我们想让你来负责，把他们安全带到前方。”
彦涵毫无思想准备，想到通过顽军管辖区时的情景，心里不免有些担心，说：“我是个画画的，从来没有带过兵，军事上一窍不通，万一出了问题……”
“现在情况紧急，比较起来，只有你最合适。不管怎么说，你毕竟在前方工作过，我们相信你。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既然组织已经决定，彦涵无话可说，只能服从。
几天以后，人陆陆续续集合齐了。除了部分干部之外，大都是农村党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共三十四个人。这些人一直在农村工作，没见过什么世面。眼下的政治环境如此恶劣，要带着这样一些人通过一道道顽军与日军的封锁线，安全到达前方，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看着这支由国民党通缉的同志组成的队伍，彦涵深感责任重大。他们的生命安全就在我手里了，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他们带过黄河，带到太行山去。
人员集合起来之后，便是等待国民党军签发渡河的护照。可是国民党军故意刁难，迟迟不肯签发，等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直到十二月初，才拿到护照。
彦涵立即带着队伍，还有办事处要带到太行的两大马车的各种物资，步行数十里，来到了黄河南岸的铁榭渡口，准备渡河。
把守渡口的顽军检查官却不放行。
“我们有护照，为什么不放行？”彦涵据理力争。
“你们的护照无效，不能过河。”
“护照是第二战区卫立煌长官司令部签发的，怎么会无效？”
“护照已经过期了。”
“请你仔细看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一个星期内有效，我们拿到护照才第二天，怎么能说是过期了？”
“我们刚接到司令部的命令，这些护照统统无效！”
彦涵明白，这是顽军蓄意阻挠他们过河，说什么都白费，只好先带队离开渡口。
为了安全起见，他把大队人马带到了离渡口十几里远的一个骡马店住下，交代了一番有关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然后连夜赶回办事处，作了汇报。
按照办事处的指示，彦涵留在办事处，到顽军司令部重新办理过河护照。经过多次的据理力争，一个星期后，总算拿到了新护照。
大队人马呼呼啦啦过了黄河，然后马不停蹄，一路急行军，连夜赶到了济源县的小庄。罗瑞卿派出的接应部队，差不多有一个连，已经等候在小庄了。带队的队长叫程波。彦涵和程波带着队伍，顶风冒雪，晓行夜宿，向太行山根据地进发。
一九四一年的一月上旬，队伍进入庞炳勋部队的防区。彦涵看到，顽军驻地营房的墙壁上，到处写着反共标语：“赤匪不灭，大乱不止！”“八路军游而不击！”国民党反共已经公开化了。
就在这时，队伍突然接到前总的电报，只有四个字：“星夜赶回！”
彦涵和程波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于是决定加快行军速度，昼夜兼程。
一天中午，在即将通过最后两道封锁线的时候，守军命令我军队伍，要到指定的村庄宿营。队伍赶到那里，发现这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四面环山，村子恰好位于山谷底下。这是兵家最为忌讳的宿营地形。
“他们这是想围歼我们哪！”程波一眼识破了顽军的用心。
程波和彦涵当即决定，此地绝不能停留，队伍继续前进。
下午，队伍突然出现在第一道封锁线守军的面前。顽军以为，这支队伍已在指定地点宿营了，毫无准备，把守哨卡的兵力只有一个班。
守军说：“我们没有接到上面的命令，你们不能通过。”
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当他们看到对方起码有一个连兵力的时候，知道挡也挡不住，僵持了一阵之后，只得老老实实闪开，眼睁睁看着八路军的队伍，从炮楼底下呼呼啦啦地席卷而过。
半个小时之后，队伍又如旋风一般，出现在顽军的第二道封锁线上。这是顽军的最后一道封锁线，过了这道封锁线，便是解放区了。
远远地，彦涵就看见守军列成横队，持枪站在路口，大约有一个排的样子。他们身后是炮楼，两边是铁丝网。
程波边走边对部队命令道：“作好战斗准备，只要顽军敢阻拦，就坚决消灭他们！”
行进到哨卡跟前，彦涵对守军说道：“我们是八路军，要回前方与敌人作战，请你们马上放行！”
守军的军官态度十分强硬：“没有上面的命令，谁也不能过去！”
“我们有你们防区司令部的护照！”
“没接到命令，有护照也不行！”
彦涵把脸一沉，干脆说道：“告诉你们，今天是让过也得过，不让过也得过！”
咔啦一声，顽军的两挺机关枪横在了路上。程波见此情景，朝护送部队一挥手，两挺机关枪也对准了顽军。
空气顿时紧起来，双方对峙在那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到底是八路军方面人多，守军的军官最终软了下去，说道：“别误会，有话好说，请你们的长官到炮楼里去谈。”
程波立即对彦涵说道：“我带一个排留下，你带队继续前进，在前面的村子里等我。”
彦涵朝队伍大喊一声：“跟我跑步前进！”队伍便呼啦啦地冲过了封锁线。
彦涵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只见程波带着几个战士进了顽军的炮楼，心不由地悬了起来：下面将会发生什么事？如果谈崩了，会不会打起来？
队伍一气跑了十几里，停下时，已经是平顺根据地了。队伍在一个小村庄住下，等着程波他们。
快到夜里了，一直没睡的彦涵，听到外面响起纷乱的脚步声，哨兵进来报告，说程波他们回来了。彦涵连忙跑出门外，月光下，只见程波带着队伍进了院子。看看大家嘻嘻哈哈的样子，不像发生过什么事，彦涵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进了屋子，彦涵连忙问程波：“他们让你留下干什么？”
“他们让我写个条子，说明某月某日我军从这里通过，好向上面有个交代。哼！他们也只敢让我写个条子，如果真的闹翻了，我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全都收拾掉！”程波说罢哈哈大笑。
程波参加过长征，作战十分英勇，多次负伤。几年以后，彦涵听说，程波在一次排除地雷的时候，不幸引起爆炸，身负重伤而被截肢。
终于回到了根据地。这一夜，彦涵睡得很踏实。这是几个月以来，睡得最踏实的一觉。
但是，第二天一早，彦涵却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不久前，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移师北上，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军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七天七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人被俘或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突围后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回到根据地，彦涵将那三十四名地下党员，完好无损地移交给了有关部门。从洛阳出发的时候，这些党员一直以为彦涵是个军事干部，都叫他彦队长。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带领他们穿越重重封锁、临危不惧、机智果断的彦队长，原来是个画家！却又不大相信。
移交之后，彦涵立即赶到前总新的住地——辽县的桐峪镇。按着西安八办的交代，他要把那封密信，面交罗瑞卿本人。
罗瑞卿一见彦涵，不禁说道：“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你们总算安全回来了！”
彦涵这才知道，前总命令他们“星夜赶回”的电报，就是皖南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发出的。
好险哪！彦涵深感庆幸。如果行动不坚决，稍稍迟缓一些，恐怕真的回不来了。
彦涵立即拆开棉衣，取出龚澎的密信，交给了罗瑞卿。
罗瑞卿看罢，顿时大怒，猛一拍桌子：“袁晓轩！抓住你，我要扒了你的皮！”
袁晓轩是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这封密信向罗瑞卿报告：袁已暗中叛变，并列举了袁投降国民党的一些事实。
就在这之后没几天，袁公开叛变，出卖了八十多位地下党员。袁后来成为国民党少将军统特务，一九四九年在长春被我军捕获，一九七五年被特赦。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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