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区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开展土改运动。冬天,华北联大文学院组织了土改工作队,江丰带队,到获鹿县搞土改。彦涵担任大河村的土改工作组组长。
对于土改,彦涵并不陌生。土地法公布以前,大部分解放区就已经开始了土改,华大驻扎过的广灵县刘老屯、西加斗,以及束鹿县贾家庄、郝家庄,都曾经搞过。彦涵虽然没有正式参加,却一直从旁热情关注,除去教课之外,有空便去参加村里的一些土改活动。他还根据所见所闻,创作了一些反映土改生活的作品。
但是,亲身参加土改,而且担任领导,这还是第一次。大河,是个行政大村,有三百多户人家,包括大河、小河、孟同、前壁四个村庄。彦涵主要负责大河村,同时领导另外三个村的工作。
这里刚刚解放不久,群众对人民政权还不了解,对于工作组的到来,不少人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所以,工作组的首要任务是发动群众。为此,彦涵和工作组的同志,挨家挨户,访贫问苦,讲解《土地法大纲》。不知熬了多少个白天夜晚,做了多少回的工作,才渐渐消除了群众的顾虑。
眼看群众就要发动起来了,却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村里的王老未逃跑了!王老未当过村中伪保长,心毒手狠,外号“王老虎”,群众都很怕他。王老未一跑,立刻引起一阵恐慌,说工作组将来一走,王老虎肯定会回来报复。村里几个地主富农,本来脑袋已经耷拉下去了,躲在家里不敢出来,现在好像还了阳,又抬头挺胸地在村里走来走去了。
群众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下去,不再敢和工作组接近了,有的见了工作组的人就躲着走。发动群众的工作一时陷入了困境。
彦涵立刻召集工作组开会,说,一定要把王老虎抓回来!不然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土改也搞不下去。这一点,大家都同意,问题是谁也不知道这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到哪儿去抓呢?正犯愁,村里的民兵队长侯振山闯了进来,说是有人报告,王老虎骑着一匹骡子,往正定方向跑了。又说,王老虎在正定有个亲戚,这家伙很可能躲到亲戚家里了。
彦涵当即决定,他要亲自和侯振山到正定去抓王老虎。江丰正在大河村蹲点,听说彦涵要亲自去抓王老虎,便劝他说:“这种事,还是让有经验的人去吧。”毕竟是个知识分子,江丰怕他出事。
彦涵说:“我是工作组组长,还是我去好。”
第二天一早,彦涵和侯振山,带着一支长枪,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往正定。大雪已经下了好几天,地上的雪很厚,车子很难骑。偏偏彦涵的骑车技术不高,骑不了多远,就从车上摔下来,摔了骑,骑了摔,比走还要慢。彦涵是个急脾气,说:“这么骑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到啊,不骑了,走着去!”两个人又把车子送回村里,冒着风雪走着去。
两个人都没去过正定,路不熟,一路走一路问,走了两天多,才找到王老虎亲戚家住的村子。找到村公所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彦涵找到村干部,把情况一说,村干部立即带着他俩,来到了王老虎的亲戚家。彦涵对王老虎的亲戚说明了情况,又交代了一番政策,然后跟他来到了王老虎住的房门前,让他敲门叫王老虎。王老虎睡得正香,听到亲戚叫门,迷迷瞪瞪起来开门。门刚一打开,侯振山便用枪口顶住王老虎的胸口,还没等王老虎反应过来,就把他五花大绑地捆起来了,当即押到村公所。第二天天一亮,便起程上路,将王老虎押往大河村。
路上,王老虎转着小眼睛,一直在想主意。大概是想起了以前对付日本人和伪军的办法,他从怀里掏出一把钞票,哀求彦涵说:“长官,只要你把我放了,这些钱统统归你,行不行?”
彦涵把脸一沉:“你看错人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再不老实想耍花招,就罪加一等!”狠狠地把他训斥了一顿。王老虎乖乖地跟回了大河村。
进了村口,彦涵对侯振山说:“押他在村子里走一圈!”侯振山心领神会,押着王老虎在村子里慢慢地走,一边走一边咋呼:“王老虎,这边走!听见没有?走大街!”王老虎被反捆着双手,蔫头耷脑,冻得咝咝呵呵,露出一副可怜相。
村里有人看见王老虎被抓回来了,又惊又喜,于是奔走相告,许多人都跑出来看热闹。胆小的扒着门缝儿偷偷往外看,胆大一点儿的站在自家门口看,胆子更大些的就追着王老虎边走边看。
侯振山神气十足地押着王老虎,一边走还一边不失时机地训斥两句:“走慢点!让大家好好看你。你说,现在还敢不敢威风了?”
王老虎哭丧着脸说:“不敢了,不敢了。”
侯振山又问:“还跑不跑了?”
王老虎哆哆嗦嗦地说:“不跑了,不跑了。”
侯振山把枪一抖:“再跑,抓回来就枪毙你!你以为共产党是吃干饭的?小日本儿国民党都被打尿了裤子,还治不服你个王老虎!”
彦涵也不说话,只跟在旁边大摇大摆地走,一边走,一边和路边看热闹的人打招呼。
这么走了一圈之后,群众的顾虑顿时消除大半,纷纷议论说,这下好了,王老虎再也翻不了天了,有枪管着呢!又说,有共产党撑腰做主,再也用不着怕地主老财了。
彦涵趁热打铁,当天召开了群众大会,别的也不多说,只宣布了两条:第一,正式把王老虎看押起来;第二,村里准备成立贫农团,领导土改具体工作。这两条一宣布,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台下的几个地主,当时就耷拉下了脑袋。散会时,群众个个扬眉吐气,走路说话也有了精神。仅仅一天,村里的气氛大变。
群众发动起来了,下一步是选举贫农团。以后,土改工作就由贫农团具体领导了,工作组的任务只是从旁指导,掌握政策。
选举贫农团委员时,碰到了一个难题:贫农团成员应由群众提名,投票选举,可是群众绝大多数不识字,用写名字选举的办法肯定不行。工作组讨论了半天,也想不出个好主意来。
彦涵便召集一些群众开会,商量选举办法。他把问题往外一说,下面立刻嘁嘁喳喳议论开了。
“这还不好办?丢豆子嘛。”有人建议道。
“对呀,丢豆子!”大家立即随声附和。
“丢豆子?怎么个丢法?”彦涵问。
“让准备当委员的人都上台,大伙儿同意谁就在谁身后丢一颗豆子,就是咱们吃的豆子,谁身后的豆子多谁就当委员。”
彦涵脑子一亮,心想,老百姓里真有好主意啊。他兴奋地一拍桌子,说:“好!这个办法好,咱们就丢豆子!”
于是,大河村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群众选举。全村人都集中在一个大场院里,选举之前,先给每个人发豆子,选几个人,就发给几颗豆子。会场前面摆了一溜桌子,几个候选人站在桌子后面,背对群众,每人身后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碗。
选举开始了,大家手里拿着豆子,依次走到前面,同意谁便往谁身后的碗里丢一颗。豆子丢完,监选人开始数碗里的豆子。豆子多的人当选贫农团委员,最多的当选贫农团主任。贫农团主任叫王三香,是位朴实正直的农民,热心肠,会办事,很受农民的拥护爱戴。
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彦涵坐在一旁,脸上挂着平静的微笑,心底却波涛涌动,感慨万千。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经济上受人剥削,政治上受人压迫,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民主,更不知道什么叫选举。现在,他们第一次有了民主的权利,有了选举的权利,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啊!
豆选,让他有了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当天夜里,他凭着记忆,追画了贫农团选举大会的场景,并重重地写下两个字:豆选。
接下来,王三香带着贫农团走马上任,大河村的土改很快就呼啦啦地搞了起来。
这天,全村召开斗争地主的大会。挂在老槐树上的钟声一响,全村男女老少全都集合到会场上,小河、孟同、前壁三个村的人,也举着标语打着旗帜赶来助威。会场上群情振奋,黑压压的全是人。王三香宣布大会开始以后,首先进行群众示威游行。
几百人的队伍,举着大旗,敲着锣鼓,浩浩荡荡地在村子里行进。每经过一家地主的门前,队伍便停下来,贫农团的人冲进去,把地主从里面押出来,老婆孩子也被扫地出门,然后将大门贴上封条。这叫“封门子”。地主被押出来时,愤怒的人群挥动着拳头,高喊着口号,场面惊心动魄。有的地主当时就吓瘫了,被贫农团的人架着拖走。队伍在村里走了一圈之后,又潮水一般卷回来,地主们一个个被押进会场,斗争大会正式开始。
开会之前的游行,实际上是为了显示群众的力量,造成一种巨大的声势,给地主以震慑,给群众以鼓舞。
在整个游行过程中,彦涵一直走在王三香的身边。这样做,为的是给贫农团撑腰。
但是反过来,声势浩大的农民游行,也给了他心灵上的巨大震撼。在这惊心动魄的场面中,他听到了农民向封建势力挑战的呐喊声,听到了不可阻挡的历史的脚步声。
当天夜里,他兴奋地打开笔记本,匆匆追画了白天游行的一些场面,然后写下了几个大字:向封建堡垒进军!
土改工作虽然由贫农团具体领导,但是每一步工作,还要在工作组的指导下进行。作为工作组组长,彦涵要把握方向,掌握政策,不断解决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一天下午,彦涵从小河村检查工作回来,回他住的院子。这院子很大,是工作组和贫农团开会的地方。为了工作方便,他平时就住在这里。院子里有一个大菜窖,王老虎和另外几个地主就被关押在菜窖里,窖口外面有民兵看守。
离着好远,就听到从院子里传来一阵阵号叫声,还夹带着咒骂声。
彦涵不由眉头一皱:又打人了!
土改运动搞起来之后,群众的腰杆硬了,对地富们敢批敢斗,好不扬眉吐气。但是,由于多年遭受的剥削欺压,一些群众往往感情用事,对地富们施加拳脚,以解心头之恨。以前,在刘老屯、西加斗以及贾家庄的土改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毒打地主富农的事情。
彦涵一直不赞成这种做法。在贾家庄斗争大会上,他曾亲眼看见,大地主贾老财被扒光了膀子跪在地上,愤怒的群众用蘸了水的粗麻绳狠狠抽打他。贾老财被抽得嗷嗷哀叫,身上布满一道道紫色血痕。最后,贾老财被打得昏死过去,瘫倒在地上,抬回去没几天就死了。
对于贾老财的死,彦涵曾在党小组会上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认为打人的做法未免残忍,不符合党的政策。不料,却受到了一些同志的严厉批评,说他阶级立场有问题。他心里虽然不服,却也不去计较,当时土改刚刚搞起,政策问题难以考虑得很细。
现在不同了,土改工作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政策也比较完善了,打人的事不应该再发生。为此,他在会上三令五申不许打人,但还是时有发生。为了避免这类事情再发生,也为了防止地富们逃跑,“封门子”以后,他下令把地富分子都关在地窖里,让他们在里面纺线(冀中的不少男人会纺线),外面有民兵看守。
没想到,他离开村子只一天,就又发生了这种事。彦涵急走几步,推门进院一看,果然是在打人。只见王老虎被按倒在地,棉裤扒到了大腿以下,一个民兵抡着皮带正狠命抽打他的屁股,边打边骂:“狗杂种!你当年就这样抽过我,好狠毒啊,今天我也叫你尝尝这个滋味!”
随着皮带的飞舞,王老虎号叫不止,犹如杀猪一般。院子里的几棵老槐树上,还绑着几个地富分子,一个个满脸惊恐。
院子里站了一些看热闹的群众,有的还在一旁助威:“打!狗日的就该狠狠地打!”也有的轻轻摇头,目不忍睹。
彦涵一进来,王老虎如见救命恩人,马上哀求道:“彦组长,救命啊,赶快救命啊!”彦涵板着脸,没搭理他。这种时候,搭理他,在群众看来,等于给他撑腰。
打人的民兵扭头看了彦涵一眼,神情有点尴尬,但随即又狠狠朝王老虎的屁股打去:“我让你叫!现在求饶了,你当保长时候的威风哪儿去了?”噼里啪啦又是一顿打。他已打红了眼,明明知道错了,却不甘心罢手。
彦涵心里好恼火,但他不能当着地富们的面批评那个民兵,那样做无疑会让他下不来台,同时也会伤害在场的群众的积极性,尤其是在他们还没有觉悟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对那个民兵说:“你到屋里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说完便朝屋里走去。
民兵把皮带朝王老虎身上一摔,跟着进了屋子。地富们都悄悄松了口气。看热闹的群众仍在院子里,想看个究竟。
过了一会儿,那个民兵出来了,不大情愿地给绑在树上的地富们松了绑,吼道:“都滚回地窖去!”王老虎和地富们被送回了地窖。
看热闹的群众正要散去,彦涵从屋里走出来,说道:“请乡亲们留一下,我有话要说。”于是大家都站住了。
彦涵说:“今天的事,大家都看见了,我想说几句话。过去,王老虎和地富们骑在我们穷人头上作威作福,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现在我们穷人翻身了,出于激愤,打他们一顿,从感情上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不符合共产党的政策。”
接着,讲了一番对地富分子的政策。最后说:“今后,大河村不能再有打人的事情发生。对于有罪行的地富分子,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治他们的罪。大家都想翻身过好日子,但是如果我们不按政策办事,土改就搞不好,我们就不会真正翻身。在场的都是贫雇农,是土改的骨干力量,我们都应该带头执行共产党的政策。”
大伙听了,连连点头称是,说:“是嘛,俘虏还不许虐待呢。”自此以后,大河村再未有打人事件的发生。
大河村的土改运动进行得很顺利。斗争大会开过之后,接下来是分浮财,分房屋,分土地,最后是动员青年参军,参加解放战争。
现在,这一切都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早已分到农民手中,那些曾跪在刚刚分到自己名下的土地上,捧着泥土流下泪水的农民们,已经开始手挥牛鞭,喜气洋洋地进行春耕了。参军任务也已经完成,全村共有六名青年参军,比计划还多了一名。彦涵亲自给他们戴上了大红花,他们在全村男女老少敲锣打鼓的欢送下,已经出发上了前线。
大河村的土改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彦涵开始准备做土改工作的总结了。
就在这时,他却病倒了。他实在是太劳累了。土改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工作,每一步都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从开进大河村那天起,彦涵就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之中,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而且,作为一个画家,每天工作结束之后,差不多都是半夜了,如果不是特别疲劳,他会凭着记忆在本子上匆匆画上一阵速写,或是写上几句白天想到的话。这一弄,往往就到了下半夜。
由于过度的劳累,土改工作开始不久,他就已经开始感到身体的不支。开始的时候,经常肚胀打嗝、吐酸水。这是老毛病,在太行山的时候落下的。他却不以为然,照样拼命工作。渐渐地,胃痛呕吐,晚上疼得难以入眠,常常是手捂着肚子坐到天亮,他仍不在意,以为挺一挺就会过去。另外,农村也找不到像样的大夫,只能干挺着。江丰曾劝他到石家庄去看看病,可是土改进行了一半,正是要劲儿的时候,他当领导的怎么能撂下一摊子事情去看病呢?
就这样,差不多挺了大半个冬天,终于挺到了土改结束,精神一放松,总结报告还没有写完,咔嚓一下病倒了。
连续几天,彦涵一直高烧不退,还大量便血。昏迷中,他被人抬上了一辆胶轮大马车。在孟同参加土改的白炎匆匆赶来,和工作组的一位男同志,将他送往石家庄医院。
离开大河村时,不少乡亲出来送行,马车走出好远,还站在村口默默望着,不肯离去。
当时,他迷迷糊糊,直挺挺地躺在马车上,什么也不知道,唯一的一点感觉是,空气非常新鲜,沁人肺腑。那是春天田野里的芳香,是回到了农民手中的土地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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