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单间相比,大“牛棚”里的情况好多了。人多,彼此都是熟人,看守不在时,还可以说说话,甚至发发牢骚,免去了孤寂的痛苦。
彦涵所在的这间“牛棚”里,有吴作人、李苦禅、李可染、董希文、王琦、黄永玉、力群、朱丹、许幸之、张治安、蒋兆和、张谔、王式廓等二十多人,几乎全是美术界的名家。这二十多人各有各的所谓“问题”,心态也不一样,但有一个最普遍的心态,就是“战战兢兢”。因为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不能不小心谨慎,小心谨慎过了头,就变成了战战兢兢。
有一天,工宣队在门外喊:“许幸之!滚出来!”
许幸之是三十年代著名的电影编导,曾任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主席,是解放后中央美院的教授、油画家、理论家,非常老实又非常书生气。许幸之听到喊声,立即应声出门。
工宣队是喊他出来干活,把一个腌咸菜的大坛子从什么地方搬到“牛棚”门前的院子里去。搬完坛子后,许幸之便老老实实地立在坛子旁边,听候下一步的吩咐。没有工宣队发话是不能随便乱动的,当然也就不敢进屋去。
工宣队看了他一眼,喝了一声:“进去!”许幸之听罢,犹豫了一下,瞅瞅坛子,又用手在坛子口上摸了摸,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
工宣队又一声吼:“听到没有?让你进去!”许幸之慌忙点头:“是,是,我……我这就进去。”然后弯起腰,围着坛子来回转圈,一边转一边上下打量着坛子,脸上带着一种非常认真的研究难题的表情。
工宣队急了,大吼:“你磨蹭什么哪?让你进去!”许幸之直起腰,无奈地把两手一摊,表情茫然地说:“我……我怎么进去呀……”
工宣队火了:“你他妈的是故意捣蛋啊!滚进去!滚进去你都不会?”许幸之也有点急了,涨红着脸争辩道:“坛子口这么小,我怎么滚得进去呢?”
工宣队听了,扑哧一下,差点乐出声来,强板着面孔喝道:“老笨蛋,我是叫你滚进屋里去!”许幸之这才恍然明白,如获大赦,踉跄逃进屋里。
事情的整个过程,彦涵在屋里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真真切切。他觉得既可笑,又可悲!
许幸之钻坛子,后来成了大家的笑谈,每次说起,都会忍不住大笑,笑声里却有种说不出的苦涩……
大家就是以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态,接受批斗,接受惩罚,写各种名目的交代材料,以求早日过关。
彦涵当然还得继续写交代,不过和别人比较起来,他的心态似乎要“洒脱”得多。他写交代完全是应付,甚至对这场运动本身,就是抱着应付的态度。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了一九五七年,他似乎看破了什么:每次运动都要整一批人,越整坏人越多,到了现在,开国功勋们一个个被整倒了,国家主席也被整下了台,千千万万的人被整得家破人亡,整个运动就是耍弄人的荒唐把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还有什么值得认真的?
他故意把字写得又小又草,让别人看着费劲。
“彦涵,你瞧你这字,写得这么草又这么小,认都不好认,你不会写得大一点儿认真一点儿?”工宣队翻动着他写的交代,很是不满。
“我是在认真写,可总写不好。”彦涵一脸认真的样子。
“你还是不认真!”
工宣队指了指正在埋头写交代的董希文,“你看看人家董希文,态度多认真,这才是认罪的样子嘛!你要好好向董希文学习,重新写!”
工宣队把材料往彦涵面前一摔,走了。
工宣队说的没错,在整个“牛棚”里,态度最为认真的就数董希文了,认真得几乎到了一种虔诚的地步。每天吃过早饭,董希文就端端正正地坐在小桌前,铺开纸张,开始写材料。谁也不知道他整天写些什么,反正总是见他坐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写。到了晚上,大家都睡了,他还坐在那里写,好像永远写不完。晚上写的时候,他怕灯光影响别人,还自制了一个灯罩,把灯光遮住。暗淡的灯光把他孤独的身影投到墙上,越发显出虔诚。
董希文写材料总是一丝不苟,每一个字都是一笔一画地写,不肯马虎一点。材料开头儿,总是恭恭敬敬地先写一段最高指示,而且一律用红笔——红笔是特意托看守买来的,下面的交代或认识才用蓝笔或黑笔。工宣队曾在会上拿着董希文的材料让大家看,号召大家向董希文学习。于是大家纷纷托看守买红笔,专门用来写最高指示。
一天,大家都出去放风了,董希文仍在加班加点,趴在桌上写交代,一笔一画,极为认真。看到董希文那副认真的样子,彦涵心里很难受。他俩曾是国立杭州艺专的同学。他知道,其实董希文心里苦得要死,虽然整天写交代,却越交代事情越多,总也通不过。
看看屋里没人,彦涵走到他身边,劝他说:“老董,别搞得那么紧张,要当心自己的身体呀。”
董希文抬起头,一脸的惶惑,说:“说实话,老彦,我是诚心诚意地在写呀,诚心诚意地想改造自己,可是……”
“想开点,没什么了不起的。别太认真,就那么回事儿。”
“唉,我比不了你呀,你是老运动员了。”
“不敢当,不敢当。我不过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彦涵笑道。
“你别谦虚,老运动员了嘛,经验丰富啊。”
董希文也禁不住笑了,却是苦笑。他是真诚地想“触及灵魂”,可现实很多事又让他想不通,弄不明白,所以倍感痛苦。没几年,这位曾创作过《开国大典》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辛亥革命》画稿的优秀画家,就带着这种痛苦病逝了。死于癌症,这不能不说与他郁闷的心情有很大关系。
过了几天,彦涵把重新写好的材料交了上去。字是大了些,可仍然龙飞凤舞。其实,他把写材料当做练字。
“怎么写得还是这么潦草?你要一笔一画地写。”工宣队仍不满意。
“我是想一笔一画写,可是一写就成了这个样子,我也没办法。”彦涵仍一副认真的样子。
工宣队真拿他没法了。他已经关过单间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随着运动的深入,工宣队组织“牛鬼蛇神”们互相揭发,互相批判。这天是批判李可染。不少人为了表现进步,在会上慷慨激昂。
彦涵始终一言不发。他觉得,提倡揭发检举,这一招太损了,简直就像古罗马的奴隶主看奴隶们角斗。
散了会,有人问他:“那么多人都讲了,你怎么一言不发?”
彦涵反问道:“李可染有那么多问题吗?你们给人家上纲上线,太不实事求是了!”
对方无奈地说:“工宣队要我批判的,不批判不行啊。”
彦涵说:“反正我决不给别人当枪使!”
接着,又揭发批判黄永玉。会上,一位广东籍的雕塑家揭发说,在邢台“四清”时,黄永玉与他聊天的时候,曾说过一些对大抓阶级斗争不满的话。
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反对阶级斗争,就这一条,便可以把黄永玉打成现行反革命。黄永玉一口咬定:“我没有说过!”广东籍的雕塑家说,当时彦涵在场,彦涵可以作证。
工宣队就让彦涵站起来作证。彦涵确实听到过黄永玉说了这样的话。那是黄永玉在和那位广东籍雕塑家聊天时说的,当时他就在旁边。但害人的事,他绝不干。于是想了想,说:“他们俩说的是广东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不能证明黄永玉说过。”
工宣队找不到旁证,事情只好不了了之。后来,工宣队又多次让彦涵揭发批判别人,每次,他都以“不了解”为借口,保持沉默。
工宣队也有办法,说:“彦涵,你和王琦是好朋友,你总了解他吧,你就揭发王琦,写他的大字报!”彦涵知道,这回逃不掉了,总得揭发点儿什么装装样子啊。他冥思苦想了好几天,也想不出到底该揭发王琦点什么。
正在发愁,看守在门外叫道:“彦涵,滚出来!出来看批判你的大字报!”彦涵一听,忙不迭地跑出门外。他喜欢出来。整天关在屋子里实在太憋闷,出来干干活,比如打扫院子,清洁厕所,搬煤弄菜,都是他乐于干的事,他干得也特别卖力气。这是难得的活动筋骨、透透空气的好机会,甚至认为,即便是看批判自己的大字报,也能给沉闷的生活带来一种新鲜和乐趣,至于批判他什么,他已经不大在乎了。
“让你批判王琦,你他妈的总是拖拖拉拉,”工宣队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你看看,人家王琦就比你强,先揭发了你。”一听说是王琦写的,彦涵更来了兴趣。
那张大字报贴在美院的大字报专栏里。题目是《批判彦涵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题目很大,内容煞有介事,说,彦涵每顿饭都要吃三个菜,简直是资产阶级的奢侈作风!然后一一列出三个菜的内容:一个炒菜,一个咸菜,还有一个辣椒。最后上纲上线,把彦涵狠狠批判了一番。看得彦涵直想笑。
“怎么样啊?有何感想?”看守问。“很好,很对,对我是个很大的教育。”彦涵连连点头,一副虚心接受的表情。
“别光他妈的说好听的,得拿出实际行动来!你们俩整天嘀嘀咕咕,他对你说了些什么,你要揭发批判。”
“是,是。”彦涵一边答应着,一边浏览其他的大字报。
“滚回去吧!”
“别急呀,好多的大字报我还没看呢!”
“我可没工夫陪你,你赶紧回去好好想想,怎么批判王琦。”
用不着好好想,回到“牛棚”没多一会儿,彦涵就刷刷刷地写好了大字报。完全模仿王琦批判他的套路,连题目也是从王琦那里套过来的:《批判王琦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他也像王琦那样,先揭发事实,说王琦曾写过一本教材,叫《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进了“牛棚”以后,王琦曾对他说过,这本教材没有写好,将来打算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写一遍。结论是:这说明王琦的那本教材有资产阶级货色,不然他怎么会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写呢?最后是一本正经地一番批判,还从报纸上抄了一些时髦的词句,以壮门面。
大字报贴出去后,王琦也被叫出“牛棚”去看大字报。王琦看后回到“牛棚”,朝彦涵眨了眨眼儿,彦涵也朝他眨眨眼,彼此都会心而又开心地一笑,一脸恶作剧的模样。
在美院或是版画系的批斗大会上,彦涵是重点靶子,也是常客。比起五七年,这时的彦涵老练多了,不管群众怎样批判,扣什么大帽子,他一不冒火,二不辩解,脸上的表情始终平静如水。
批斗会上,常有批判者发问一些这样的话:“彦涵!你说,你是不是对党和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他一律点头说:“是,是是是。”
又有人问:“彦涵!你说,你是不是死不悔改的大右派?”他绝不说不,而是说:“我相信群众,群众说我是我就是。”如此一来,免去了许多皮肉之苦。
批判会开过之后,毕成说:“老彦,你怎么什么都承认啊?”彦涵凑近毕成,悄悄说:“没有策略的强硬不是真正的强硬,不过是拿着鸡蛋硬往石头上撞的匹夫之勇。这是演戏嘛,现在大家都在演戏。”
大家确实都在演戏。上台批判彦涵的人,大都是平日里最尊敬他同时也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他心里明白,这些学生批判他并非出于本意,正因为他们是他得意的学生,上面才指名让他们批判。他理解这一点。而且,他们毕竟年轻。
这天,彦涵又被揪到版画系接受批斗。批判者之一,是他的儿子彦冰。彦冰是版画系的学生,学校里要他批判他的父亲,说这是考验他的时候。彦冰思想斗争了好几天,硬着头皮上了台。他批判父亲在一九六二年去内蒙参观时,不画工农兵,却画了一批风景画,是资产阶级情调。他表示要与父亲划清界限,跟党走革命道路。
彦涵弯腰站在台上,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让儿子批判父亲,还要让儿子与父亲划清界限,实在是够阴损的。唉,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文化都革没了呀。
彦冰当然不会与父亲划清界限。批判过后,彦冰到“牛棚”里看望父亲,脸红红的,不好意思地说:“爸爸,那不是我的心里话,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彦涵笑了:“儿子,这没什么,爸爸理解。演戏嘛!”
又一次批斗会过后,造反派们让“牛鬼蛇神”们全上汽车,说是要上街游斗。彦涵一听,非常兴奋。好长时间没上街了,他想看看外面的风景。可是要游斗的人太多,彦涵又排在最后,等到他要上车时,两辆大卡车已经挤得满满的了。他胸前又挂着个大牌子,半天也爬不上去。
工宣队喝道:“彦涵,你不要去了,滚回去吧!”他还是使劲地往上爬,一边爬一边兴奋地说:“不不,我要去,我要去游街。”又冲着车上的人喊,“嘿,拉我一把呀!”
结果被工宣队拽了下来,使他大为扫兴。
“牛棚”里管得很严,不许交头接耳,也不许活动,吃过饭就得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反省,或是写交代材料。
李苦禅悄悄对彦涵说:“老弟,长期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会搞垮的呀,得活动活动。”
李苦禅会一些京戏的招式,什么“起霸”、“拉山膀”、“打飞腿”……都能来两下。工宣队不在时,李苦禅就在床与床之间狭窄的空地上操练一番。彦涵自告奋勇站在门口给他“望风”,看到工宣队过来了,就说一声:“来了!”李苦禅立刻停止操练,拣起一本《毛选》,正襟危坐于床板上,一副刻苦攻读的模样。工宣队一走,彦涵一声:“走了!”李苦禅便扔下《毛选》,又开始操练。其他的人则兴致勃勃地看他操练,有人还悄声用嘴给他打锣鼓点儿,大家都很开心。彦涵对望风这一角色十分忠于职守,从未出现过半点儿差错。
这天,李苦禅正练得起劲得意时,彦涵突然来了一句:“来了!”
李苦禅慌忙收式,照例正襟危坐于床板之上,摆出刻苦攻读的架势。
可是这回怪了,李苦禅苦读了半天,并没有任何动静,不禁有些纳闷,一抬头,见全屋子的人都在掩嘴暗笑地看着自己,才发觉上当了,不由得手指彦涵,笑着骂道:“好你个彦涵,拿我老头儿开涮哪!”于是满屋子里爆发出一片开心的大笑。
彦涵表面上玩世不恭,时常苦中作乐,但内心深处却埋着深深的忧虑,为自己的命运,也为国家的命运。晚上熄灯以后,他常常睡不着,便趴在窗户上,呆呆往外张望。远处是王府井大街的灯光,耳边彻夜响着高音喇叭的鼓噪声:今天打倒了这个,明天又打倒了那个,谁谁跳楼了,谁谁自杀了,一片乱哄哄,一片血淋淋……
整个世界,只有天上的月亮是安宁的。月亮像是一只智者的眼睛,静静俯瞰着中国大地上的这场闹剧,这场悲剧。彦涵望着月亮,时常会入神地望上许久许久,也想上许久许久。时光就在月亮的移动中悄悄流逝,一点一点地流逝,一天一天地流逝,一月一月地流逝。想到自己的年华就这么白白地流逝掉了,国家的光阴也这么白白地流逝掉了,内心有说不出的痛楚。
“牛棚”窗外的那一弯明月,给他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那是他从窗户外面看到的唯一美好的景色。二十年后,他画了一幅半抽象的中国画,题目叫《月亮悄悄走过》。画面上,透过几根黑色栏杆,是一排形态变幻而又朦朦胧胧的皎洁的月亮,四周一片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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