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黑画”事件

中国的政治运动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好像不搞运动，别的事情就不会干了；不搞运动，日子就无法过下去了。一九七三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轰轰烈烈，声势浩大。

在北京饭店画画的画家们散伙以后，中央美院的军代表让彦涵先回学校，参加批林批孔的学习讨论。彦涵对政治学习早已厌倦透顶，整天一言不发，闭着眼睛打瞌睡。

忽然有一天早晨，组织大家学习的军代表宣布说：全体人员到中国美术馆去看一个内部画展。

彦涵立刻来了情绪。当时，“内部”是个很流行也很诱人的字眼儿，凡是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都冠以“内部”一词，什么内部电影、内部书籍、内部消息……而“内部”的东西往往是外国的。在这个文化一片荒芜的年代，大家一听说是“内部”的什么什么，就特别地来情绪，想尽办法也要看一看。尽管领导说，让大家观看的目的是为了批判，但往往是看着看着，就变成了欣赏。

在此之前，美院曾组织大家看过一部意大利电影，名字叫《中国》，导演是安东尼奥尼。领导说，这部电影是诬蔑和攻击社会主义中国的，非常恶毒，让大家看后狠狠批判。可是彦涵看了，并未看出怎么恶毒，倒是觉得画面拍得不错，手法很新颖，内容也很真实。

又要去看内部画展了，彦涵当然很高兴，心里猜想，一定是外国的，多少年没接触过外国的美术了，真应该好好开开眼界。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因为是内部画展，参观的人特别多，门前人群熙攘，挤都挤不动，冷清了多年的美术馆一下子变得热闹非常。

下了车，彦涵直奔展览厅，连立在门口的画展《前言》也没顾上认真看，只是扫了一眼，就匆匆进去了。进得展厅一抬头，他不由得愣住了：迎面整整一面墙，挂的竟然全是他的画！细看，全是他这两年来，在北京饭店和国际俱乐部画的那些画，版画、国画，一共四十五幅。

怎么回事？我的画怎么都跑到这里来了？他很奇怪。

再往两边一看，所有的画都眼熟，黄永玉的、李苦禅的、李可染的、黄胄的、黄润华的……好家伙，满满一展厅，也全是国际俱乐部和北京饭店的那些画。

他心里很纳闷，不是说看内部画展吗？闹了半天，都是自己画的呀，这叫什么内部展览！他一边看画一边想，半天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忽然，他脑子一闪，恍然大悟了——咳，这就是内部审查、征求意见嘛！怪不得上面把所有的画都收走了呢。看来上面还真重视，请了这么多的人来审查。他不禁朝四周看了一下，看有没有领导来审查。

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到什么领导，耳边倒是响起了很有领导腔调的声音：“彦涵哪，怎么样啊？”彦涵一扭头，是学校的军代表。

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问：“什么怎么样啊？”

“你画的这些画嘛，看了有什么感想啊？”军代表一脸严肃，依然拉着领导的腔调。

彦涵心想，怪了，画是我画的，审查是领导的事，怎么反倒问起我有什么感想了？这话当然不能说，便很谦虚地说：“今天是领导审查，还是多听听领导们的意见，以便今后进一步提高。”

军代表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看他，说：“审查？什么审查？”

彦涵说：“今天……不是内部审查吗？”

军代表狠狠瞪了他一眼，说：“门口的《前言》你看了没有？”

“《前言》？看了呀。”

“看了，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彦涵愣了愣，这才想起，《前言》上好像说过要批判什么，批判什么呢？当时没有细看，还以为是要大家看过画展以后，更好地批林批孔呢！于是猛地想到，难道是要批判这些画？不会吧？这些画有什么可批判的？

“你再去把《前言》好好看看！”军代表说。

彦涵这才感到事情不妙，赶紧跑到门口，认真把《前言》看了一遍。看完，顿时傻眼了。

《前言》上说，展出的这批画是黑画。这些黑画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宣扬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充当了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急先锋、吹鼓手，是文艺黑线回潮的产物，也是“复辟回潮”在文艺界里的具体反映，应当进行严厉的批判。

得，又出事了。彦涵默然地回到展览厅，直到坐上汽车，再没说一句话。汽车上好多人都是画了“黑画”的，一个个垂头丧气，霜打了一样，谁也不说话。

车上，一个搞政工的问彦涵，问的话和军代表问的一样：“彦涵，看了这些画，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不知道怎么样。”

“有什么感想？”

“无从想起。”他脸上毫无表情。

搞政工的恶狠狠地说：“你要好好地反省！”

彦涵扭过头去，懒得再说什么。

汽车开回了学校。一进教学楼，彦涵又是一惊，只见整个楼里都贴满了大字报，全是批“黑画”的。出发去美术馆的时候，还一张没有，此时就像变魔术一样，全冒了出来，简直铺天盖地！他如梦初醒，原来早就准备好了！

军代表要大家先看大字报，看完以后认真反省，然后做出检查。

画了“黑画”的画家们默默地看着大字报。李苦禅七十多岁了，站着看受不了，坐着凳子也得看。看得大家瞠目结舌，脸色发青……

从这天起，中央美院就大会小会地开始了批“黑画”运动。与此同时，北京的各工矿、机关、部队、学校、电台、报纸也批起了“黑画”，还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万人大会，声讨、反击“文艺黑线回潮”。接着，又从北京扩展到其他省市，掀起了一个全国性批“黑画”的运动浪潮。

彦涵又一次成了运动的靶子。

中央美院共有八人被定为“黑画家”，版画系占了两位：彦涵和黄永玉。于是，从系里到院里，乃至广播报刊，对八位“黑画家”展开了大批判。

毕竟是老运动员了，彦涵早已不在乎。暗想，批吧，不就是山水花鸟吗，看你能批出个什么名堂来？

他想得还是简单了。在中国，无数次的政治运动，造就了一批整人的高手，他们为着一种卑劣的目的，昧着良心，拉大旗做虎皮，以无中生有、任意捏造、生拉硬套、肆意歪曲等种种卑劣手法，摇动笔杆，鼓动舌簧，把白的说成黑的，死的说成活的。于是，在他们的口诛笔伐之下，画家们那些赏心悦目的精美之作，便成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资本主义复辟的“黑画”了。

他们批黄永玉的《猫头鹰》为何睁只眼闭只眼？说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视，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不满。批李苦禅的《荷花》为何只画八朵？而且黑乎乎的，还是残荷！这是在攻击八个革命样板戏，花都凋谢了嘛。黄胄画了一匹骆驼，题名为《任重道远》。他们说，把骆驼画得这么瘦，还任重道远，分明是在影射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宗其香的《虎虎有生气》画了三只小老虎。他们说，三虎为彪，这是在为林彪翻案，何其反动。郑乃光画了一群小鸟立在山顶。他们说，小鸟在山上叽叽喳喳，什么意思？这是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许麟如画了三个柿子和一棵白菜。他们说，三个柿子就代表“三世”，有绿有白的白菜代表“清白”，合起来就是“三世清白”！好个三世清白！你许麟如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竟然敢说自己三世清白，这是公开为剥削阶级唱赞歌！如此种种，令人啼笑皆非。

可怜的画家们，作画的时候，想也没想到过这些问题，甚至有些问题，连知道都不知道。批判李苦禅的时候，别人说他攻击八个样板戏，李苦禅竟然说：“样板戏只有三个，怎么成了八个？”固执地认为芭蕾舞剧、交响乐、钢琴伴唱不能算是戏。

其实，李苦禅画荷花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画了几朵。这幅画是在国际俱乐部画的，当时许多画家围着观看。快画完时，李苦禅退后看了看，说了一句：“唔，这地方太空了。”随手补了一朵。

彦涵花了许多心血画成的画，现在也成了“黑画”。其中之一是《大榕树》。大榕树是南方植物，盘根错节，高大粗壮。批判者们就在树根上做文章，说这是在隐喻资本主义势力根深蒂固，不可摧毁！

又批《都江堰》。都江堰是两千多年前秦代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修建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其绝妙之处，在于在岷江中用卵石筑起的分水堤，把泯江分成了内江与外江，平时可以拦水灌溉，洪水期时则可以自动分流。彦涵画都江堰，本来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华夏祖先的伟大智慧，做梦也没有想到，批判者们会给他扣上这样一顶帽子：分裂！分裂什么？分裂党还是分裂中国？这种鬼话，连批判者自己都不会相信！

还有《渔汛图》。这是描绘渔民出海捕鱼情景的水墨画：霞光灿灿，碧海滔滔，捕鱼船队鼓帆出海，海面上海鸥飞翔，洋溢着渔汛季节的忙碌和喜悦。批判者竟指着《渔汛图》说，为什么要画一群黑乎乎的乌鸦？这是故意给社会主义的天空抹黑嘛！

彦涵听了，真是哭笑不得。海面上怎么可能有乌鸦呢？那明明是海鸥嘛。海鸥追着鱼群飞，海鸥越多说明鱼群越多，画海鸥是为了表现渔汛的到来。他从小生长在海边，这是连小孩子都知道的常识。

但他不想解释，不想和这些人费口舌，大会小会，不管扣什么帽子，他只是慢悠悠地吸着烟，光吐烟不吐话。但是有时候，批判者会一边批判一边提问，问到头上了，就不能不开口。

有一次，有个曾是红卫兵的家伙，批判他的壁画《松鹤图》（这幅画因为镶固在水泥墙里，拿不下来，没有参加展览），问：“你画的仙鹤为什么要飞起来？”问题虽然可笑，但是不能不回答。彦涵说：“仙鹤象征友谊，客至鹤舞，当然要飞起来。”

对方眨眨眼睛，也不知懂了没有，又问：“那为什么要画九只？而不是七只或者八只？”

老实说，彦涵在画仙鹤时，根本没有想到要画几只，后来画成九只完全是出于构图的需要。但他明白，既然对方问的是数字问题，就肯定要在这上面做文章。心想，亏着没画八只，不然，也许要和样板戏扯到一起去了。便反问道：“画九只有什么不可以吗？”

对方不可捉摸地一笑，念了一句诗：“昔人已乘黄鹤去……”然后打住，眼里藏着不可捉摸的笑。

彦涵马上想到另一句：“黄鹤一去不复返”，心想，这是要把我与林彪联系在一起呀。林彪是坐飞机出逃的，林彪出逃时是九个人吗？他搞不清楚。如果真是九个人，这幅《松鹤图》就又成了为林彪招魂喊冤的罪证了。他脑子飞快地转着，立即耍了个小把戏，说：“这还不好理解吗？九即五加四，五和四即五湖四海皆朋友也！”对方眨眨眼，没话了。

彦涵心中暗笑，你能胡来，我也能对付，反正这是一个没有道理好讲的年代！

彦涵一直不大明白，画山水花鸟究竟何罪之有，值得如此大动干戈？所以，批判会过后，他独自去了一趟美术馆，想看看一般群众对“黑画”到底是什么反应。

看“黑画”的人相当多，人头攒动。当时，老百姓有一种普遍心理，上面越是说不好、越是批判的东西，越是感兴趣，越是要看个究竟。这里既有一种好奇心，也有一种逆反心理。

彦涵来到了他的那几幅木刻花卉前。那些画，经过装裱之后又镶在镜框中，怎么看怎么美，美得好像能闻到淡淡的花香。他站在画前细细地欣赏品味起来，竟忘了前来的目的。

他旁边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很有些文化的样子，也在欣赏这些木刻花卉。“同志，”那男子凑到他跟前，悄悄说道，“你能看出这画有什么问题吗？”彦涵一笑，摇摇头。

那男子低声说：“反正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这些版画多好看呀，你说是吧？”彦涵点点头：“是呀。”

那男子又凑近那幅《玉兰》，仔细端详，说，“上面的颜色这么细致，你说这个画家是怎么印上去的呢？”彦涵很想告诉他，可是现在……他笑着摇摇头，走开了。

他看到有人在对他的那些画偷偷拍照，还有青年人在临摹。在其他的“黑画”前，也有人在拍照、临摹。他心里不禁一阵感慨：黑画？那老百姓为什么还喜欢？

后来，他的那些木刻花卉统统被摘了下来。因为许多观众看了之后，不但不说那是“黑画”，反而说很好看，起到了和举办者意愿完全相反的宣传作用。这实在是举办者事先没有料到的。

那天，彦涵刚从美术馆回到家里，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常任侠。常任侠是美院的美学史教授，虽与彦涵相识多年，到家来访还是第一次。

彦涵很高兴：“老常，你胆子不小啊，我现在是‘黑画家’了，你还敢来看我。”

常任侠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有个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在‘黑画’展览会上看了你的画，很喜欢，求我对你说，展览结束以后，希望你能送他一张。”

彦涵说：“那可是受批判的‘黑画’呀！”

常任侠眨眨眼：“我们之间还用得着说这种话吗？”

两人禁不住哈哈一笑。彦涵很痛快：“没问题，只要他们退还给我，我一定送他一张。”

送走常任侠之后，彦涵越发百思不解：群众这么喜欢的东西，上面却如此兴师动众地大加讨伐，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后来，他渐渐听到一些传闻，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批“黑画”是为了批周总理。当时，民间流传一个说法：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孔，就是批儒，江青等人说周总理是“现在的儒”、“很大的儒”，并从各个方面攻击周总理，批“黑画”不过是其中一部分。因为“黑画”是按周总理指示搞的，批倒了“黑画”，也就等于给周总理增加了一条罪状。批“黑画”运动就是在江青指使下搞起来的，运动的直接指挥者则是文化部美术组的负责人王曼恬——一位一跺脚美术界就乱颤的女头目。

传闻又说，江青曾让周总理去看“黑画”展览。总理去了。江青问他：总理，你看这些画怎么样啊？总理一句话没讲，转了一圈就走了。彦涵恍然大悟，批“黑画”是有人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阴谋家们在打总理的时候，捎带着打了一下画家。

中央美院的批“黑画”运动仍在继续。批了一个多月，彦涵始终不发言，也不作检查。每天开会，泡上一杯茶，掏出一盒烟，慢悠悠地喝，慢悠悠地吸，杯干盒空，散会走人。

领导决定帮助他端正态度，派了三个人找他谈话。这些人上来就给他扣了一堆大帽子：黑画家、大右派、黑线人物、态度不老实，想把他镇住。

彦涵对扣帽子早已无所谓，一般情况都忍气吞声，不大理睬。但是这次，他被惹火了，决定给予反击。

他忽地站起来，指着那三个人，大声质问道：“你们说我是黑画家，究竟有什么根据？我画了四十多年画，绝大部分画的都是革命题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我哪个没反映？如果，你们敢说这些是黑画，那我就是黑画家，如果你们不认为这些是黑画，那你们有什么理由说我是黑画家？”三个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

彦涵余怒未消，又说：“你们说我是黑画家，我要问，一个不热爱革命、不深入革命实践的画家，能画得出那些画吗？”三人无言答对。

“请问诸位，你们也算老同志了，当年我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到处奔波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能告诉我吗？”仍无言答对。

“我再问，当我画出那么多革命作品的时候，你们都画了些什么？如果有的话，请拿出来！”还是无言答对。

“我还要问，今天我彦涵响应组织上的号召，不讲任何条件，为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宣传我们的大好河山，尽我的一点微薄之力时，你们又在做什么？”问得三个人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十分狼狈。

但是，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彦涵还得作检查，而且要与林彪、孔丘挂上钩。他绞尽脑汁，怎么也挂不上林彪，只好求救于孔夫子。他在检查会上说，自己受了孔夫子的“游于艺”思想的影响，把文艺当做了娱乐，因而画了山水花鸟。

已经是违心地上纲上线了，却通不过。台下的人要他往思想深处挖根源。有人当场替他挖到了一九五七年，说他对五七年划为右派的事，一直心怀不满，思想上根本就没有改造好，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跳出来。要他下去好好反省，围绕这个问题，重新检查。于是又作检查。

检查之前，有好心人对他说：“千万别讲一九五七年，扯到对反右的态度，就更麻烦了。”彦涵说：“不是我要讲，是他们让我讲。让我讲我就讲，没什么好怕的，反正已经戴了好几顶帽子了，再多一顶也无妨！”

检查会在版画系的办公室召开，来了很多人，不少外系的人也来了，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专门听他一个人作检查。彦涵也没稿子，上来就讲，真的就讲一九五七年。

他说：“坦白地讲，我对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的事，确实有看法，认为对我的处理就是不公正，我感到委屈。过去，我没有在对我的处理决定上签字，今天，我仍然保留这个态度。这一点，我毫不隐瞒。但是我想说，我画的那些宾馆画与我的这个态度毫无关系。我是响应组织上的号召，抱着为人民做些事的愿望来参加这项工作的。如果硬要把它和一九五七年扯到一起，唯一沾点边的就是，我想通过这项工作有所表现，证明我彦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检查很短，总共不过二十分钟。检查完了，主持人让大家发言批判，却没有人讲话。讲什么呢？不就是要他承认对一九五七年的事不满吗？他已经承认了，还能把他怎么样？于是散会。

系里检查完了，还要到全校大会上检查。军代表要彦涵准备发言稿。几天过去了，彦涵却一个字未写。军代表急了：“学校马上要开大会了，你是重点发言，连个稿子都不写怎么行？赶紧写吧。”

“我思想认识不上去，实在写不出来。”

军代表拿他也没办法，时间又紧，为了交差，只好说：“这样吧，我们找个人替你写，你到会上去念，这总行了吧？”

“这可以。但你们写完了得让我过过目。”

于是军代表找了个会写文章的人，替彦涵起草检查稿。代笔人辛辛苦苦写完了，然后拿给彦涵过目。彦涵看了一遍，也不说话，拿起笔就在上面哗哗哗地删。

代笔人忙说：“哎，这些内容都挺重要的，怎么都删了？”彦涵也不抬头，仍旧挥动大笔：“你看看，这都写了些什么呀。你不要玩弄文墨嘛，把我丑化得太不像样子。再说，这也太长了，下面的人要睡觉的。”代笔人苦笑，只好由他去了。

彦涵就拿着别人写的稿子，到全校大会上作检查。检查之前，大会主持人先让“黑画家”们一个个亮相，念到谁的名字，谁就得应声答“到”，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认识，还得自报家门：我是谁谁谁。其实，全校里谁不认识这些人呢？不过是故意要在众人面前羞辱他们罢了。有的人没经过这种场面，亮相的时候，低着头，满脸羞辱色，声音也很低弱。

彦涵满不在乎，念到他的名字时，他拉着长声，底气十足地答了一声“到”，然后站起来，挺胸抬头，身子向四周转了转，以照顾全场观众，这才自报家门，嘴角还带着一丝不易觉察的笑。

经过多次运动，他早已不在乎什么面子不面子了——在这样一个肆意侮辱人格的年代，太要面子，就没法活了。

大会上作检查的有三个人，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老画家代表李可染、被打倒的领导代表吴作人、右派代表彦涵。

李可染七十多岁了，又有病，步履蹒跚地走上台，哆哆嗦嗦地打开稿子，念了没几句就坚持不住了，被人搀下去，由他的夫人接着念，念了四十分钟。吴作人也念了三十分钟。都很认真。轮到彦涵了。他大步流星走上台，把稿子往讲台上一放，随手把扩音器往旁边推了推，使它离自己远一点儿，然后就嘟嘟嘟地念起来。他念得非常快，一口气念好几句，也不管标点不标点，一个劲儿地嘟嘟嘟，快得像挺机关枪。

台下直喊：“听不清，念慢点！”

他装作没听见，继续嘟嘟嘟。心想，就是要让你们听不清。

台下人急了，又喊：“慢点慢点！叫你念慢点儿！”

他抬起头，装傻：“什么？噢，慢点，好好，我念慢点儿。”

念了没几句，又快起来，于是台下又喊。如此几次，没一会儿，稿子念了一大半。念到后来，他也不管下面喊不喊了，一直念下去。快到最后了，又有人递上条子：太快，听不清！你念慢点好不好？

彦涵把条子一揉，抬起头，说了句：“念完了。”

把稿子一卷，大步流星下了台。总共念了十五分钟。走回座位的时候，他听到过道边上有人嘟囔：“他妈的，都检查了些什么呀，一句也没听清！”又听毕成说：“咳，可以了，可以了。”彦涵心里暗暗发笑。

有传闻说，按照江青和王曼恬等人的计划，批“黑画”的规模还要大一些，“黑画”要拿到全国各地去巡回展览，《人民日报》要发表大块文章。文章都写好了，后来却没了动静。

据说，是毛主席讲了话。毛主席说，猫头鹰就是睁只眼闭只眼的嘛！国画就是黑的嘛，你们知道吗，国画还有泼墨呢。不管传闻是真是假，反正运动的声势渐渐小了。但是，对于“黑画家”们还是要处理的。如果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收了摊儿，那算怎么回事？

于是，中央美院根据上面的旨意，决定让彦涵和黄永玉等人到大连造船厂去，接受工人阶级的批判。因为他俩在报纸上点了名，而且戴上了“黑画家”的帽子（有些人虽然画了“黑画”，但没戴帽子），工人们都憋足了劲，要对他俩面对面地进行批判，点名要他俩到大连去。

黄永玉通过后门关系，弄了张病假条，去大连的事，免了。彦涵受此启发，也跑到医院去，想弄张病假条，却没检查出有什么大病，只是血压高一些。但是给他看病的邵大夫却很痛快给他开了一个星期的全休假条。后来又连着帮他开了两张。

其实，邵大夫并不认识彦涵，但知道他，看过他的版画，也看过“黑画”展览。彦涵拿着这些病假条，拖了三个星期，一直拖到其他去大连的人都走了，最终也未去大连。

不久，王琦从大连写信给彦涵，讲述了造船厂批判“黑画家”们的情况，并告诉他，因为他和黄永玉没有去，工人们很失望，觉得背靠背地批判实在不够劲儿。

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批“黑画”运动收场之后，彦涵被下放到北京北郊的朱辛庄农场，分配在果园里劳动改造。彦涵已年近六十，农场并不指望他干什么活，让他到果园，主要是作为“复辟潮流”中的活靶子，供群众批判。

每天大家上工后，先在地头边上批判他十五分钟，然后再干活。这叫现场批判会。批判的时候，彦涵就弯腰站在地头，一言不发，任职工们指鼻子指脸地吼叫。批也批不出什么，无非是报纸上那些话。十五分钟后，批判结束，他跟着大伙一起干活。他总觉得这事有些滑稽，像是演戏，而且浪费时间。

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新鲜，十五分钟又是占用工作时间，坐着开会总比站着劳动要舒服，所以还能说些个报纸上的词句。批了几天以后，大家觉得总是那一套，又总是批一个人，就有些腻烦了，再加上在劳动中发现这个“黑画家”人挺不错的，便没了先前的劲头，批判会经常冷场。

现场批判会，本来是为了应付上面而做的表面文章，弄成这个结果，领导上觉得与其让大家干坐着耗时间，还不如下园子干点儿活，于是草草收了兵，弄得有点儿虎头蛇尾。活靶子没用了，彦涵便被派到农场的伙房里去烧火。

“黑画”的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