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北上迎袁考略

一九一二年二月，蔡元培受命率代表团北上迎接袁世凯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其结果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论者或以此归咎迎袁专使蔡元培。⁽¹⁾有失公允，爰就现有材料作一考察。

袁世凯以二月十五日当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及参议院派蔡元培为专使，外交部次长魏宸组、海军部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昭文、步兵三十一团团长黄恺元、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精卫共八人为欢迎员，偕同唐绍仪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挟清廷以自重，复以革命军之威胁压清廷，终于一石双鸟，既迫清帝退位，又得到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阴谋早施，野心渐露，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所订三条办法，事实上约束不了袁世凯，袁世凯不会南下就职几为人尽皆知之事。蔡元培出任艰巨，任务实在难以完成。对此，蔡元培很明白。他说：“此行人人知必不能达目的，然南京政府必须有此一举，遂往迎。”⁽²⁾“我的朋友说：这是一种‘倒霉的差使’，以辞去为是。我以为我不去，总须有人去。畏难推诿，殊不成话。乃决意北行。”⁽³⁾对于自己进退之间的态度，蔡元培总结为“难进易退”，⁽⁴⁾一生行事，确乎如此。这次出任，一反其道，旁人所不愿为不敢为者，他挺身而就，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去做，这是他的可贵之处。

袁世凯南下就职，与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国都问题本为三事，孙中山辞职时所附三条办法之第一条，即为“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各省代表议定，不能更改”，其委托蔡元培递交袁世凯的手书，先说袁氏南下“所关至巨”，后解释临时政府设南京的理由，文说：“今所急需者，但以新国民暂时中央机关之所在，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则燕京暂置为闲邑，宁府首建为新都，非特公之与文必表同意于国民，即凡南北主张共和疾首于旧日腐败官僚之群公，宁有间焉？至于异日久定之都会，地点之所宜，俟大局既奠，决之于正式国会，今且勿预计也。”⁽⁵⁾问题说得很清楚。蔡元培北上，自然只负迎接袁世凯南下的使命，而不涉其他。蔡元培后来发表的《为说明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之经过情形告别平津各界人士文》有一节从法理上谈袁应南下就职之故，结语谓：“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⁶⁾袁世凯却将此三事混为一谈，耍尽手法：一面对南来代表表示决意南下，一面指使京津各界制造舆论，反对袁南下，反对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并进而主张建都北京。犹为未足，再进而利用外交力量对南京政府和南方代表施加压力，终而至于制造了震动中外的北京兵变，以作不能南下之口实，而将临时政府置于北京。此四者交互为用，完成了这一项大阴谋。

袁世凯在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和蔡元培等两次会谈及二十九日茶会中，都表示了南行之意，谓等待北方稍为平定即南行就职。蔡元培对他说：“大总统必须南行，以联络南北感情，借巡视军民近状，以资融洽。”他以高姿态回答：“余非特至宁，并须赴鄂，与黎副总统晤商一切。”⁽⁷⁾只是藉口要商定留守人员而暂缓就道。为了表示南行决心，袁世凯还装模作样与军政首脑商议留守人员名单，并讨论南行路线。表面文章做得毫无漏洞。蔡元培《为说明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之经过情形告别平津各界人士文》有一节题为《袁公之决心》文称：“培等二十七日到北京即见袁公，二十八日又为谈话会，袁公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且于此两日间，与各统制及民众首领商留守之人，会诸君尚皆谦让未遑，故行期不能骤定。”⁽⁸⁾讲的就是这种情形。蔡元培公之于告别书中，揭露了袁世凯的反复无常。所谓“诸君尚皆谦让未遑，故行期不能骤定”，则是明知其伪，而授袁以下台之梯。

蔡元培等二十六日晨抵天津，只停留一天一夜，所谓各界代表对袁世凯南下与否及临时政府地点与建都问题表示意见者业已不少，二十七日中午到北京后，此种所谓民意更是不绝地表现出来，蔡元培概括之谓：“培等自天津而北京，各团体之代表，各军队之长官，及多数政治界之人物，或面谈，或投以函电，大抵于袁公南行就职之举甚为轻视，或谓之仪文，或谓之少数人之意见。其间有极离奇者，至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只可一笑置之。而所谓袁公不可离京之理由，则大率举合临时政府地点，或且并迁都问题而混入之，如谓藩属、外交、财政等种种关系是也。”⁽⁹⁾

袁世凯充分利用了他制造的民意，以此作为要挟。在二十八日和蔡元培等会谈中，他展示此类函电一百余件，并直言不讳提出应在北京建都。自然还是表示要南行。⁽¹⁰⁾蔡元培的态度是明确的，始终将三件事分开，“元培等以职务所在，无稍事通融之理。且袁君面称：‘极愿早日南行，惟徇于北方各种困难问题，须妥为布置’云云。是本与培等北来之目的决无差池。故培等一方面对于诸要求者撤去临时政府地点问题，而惟坚执袁公不可不赴宁受职之理论，一方面催促袁公布置北方各事，便迅速启行”⁽¹¹⁾。对于袁世凯及“舆论”所谓北方人心未定的借口，蔡元培后来发表的公开声明说：“然以袁公之威望与其旧部将士之忠义，方清摄政王解职及清帝退位至危翨之时期，尚能镇摄全京，不丧匕鬯，至于今日，复何疑虑！且袁公万能，为北方商民所认，苟袁公内断于心，定期南下，则其所为布置者，必有足以安京津之人心，而无庸过虑。”⁽¹²⁾“苟袁公内断于心”，直接讲出了问题实质。对于建都问题，蔡元培表示了和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一致的口吻：“南北均无成见，莫如俟议院成立，即将国都问题交院公决，以昭公允。”⁽¹³⁾他当面对袁世凯也说：“至于奠都一事，俟后再议亦可，原此行非建设临时政府之举动也。”⁽¹⁴⁾蔡元培此种鲜明坚决的对策，使袁世凯不能售其计。

袁世凯还有另外一着，促使帝国主义使馆出面干涉。从现有材料看，他的主要渠道之一，是通过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Morrison）进行。提起此人，略作介绍。他自一八九七年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活动范围极广，结交权要，登堂入室，常能先知机密，甚至政要的私人生活，他也能很快知道。如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六日，袁世凯确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于下午三点一刻剪了辫子。这自然是一个政治动向，莫理循在当天袁剪辫前与剪辫后即分别从两个渠道得知。⁽¹⁵⁾外交界人士说，各国在北京只有公使，而《泰晤士报》则有一位大使。他住在王府井大街，外人把它称为莫理循路（莫理循曾不无得意地写道：“这条街通常以我的名字命名。”⁽¹⁶⁾）。一九一二年八月起，莫理循任袁世凯政治顾问。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他任中国代表顾问。一九二〇年五月三十日，莫理循卒于伦敦，时年五十八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教授骆惠敏集多年之力，搜集散在世界各国四十余处的莫理循来往书信，编成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莫理循通信集》），共收来往信件九百六十六封，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一九七六年出版，分装二册，每册各为八百余印刷页。骆惠敏教授并认真作了学术加工：分章作了说明，分条作了详确注解。无疑，这样一部书，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极有参考价值，各国治中国近代史者多已注意到了此书。所幸国内正进行翻译，闻第二册先期译成，将出版。

莫理循认袁世凯为安定局势的唯一希望，尽力为之奔走宣传。他反对迁都南京，认为这将引起与外国的纠纷而不可能实现。⁽¹⁷⁾这种看法自然正中袁世凯下怀。莫理循以此意告知袁世凯的秘书兼翻译蔡廷幹，并提出了一个制造混乱的建议：袁世凯控制下的各省分别提出以各自的首府为国都，最后则势必选择北京。⁽¹⁸⁾蔡廷幹对他的建议当天即复函致谢。⁽¹⁹⁾他和外交使团颇有关系，袁世凯把与莫理循的联系作为对外活动的一个渠道，自然畅通无阻。蔡廷幹于二月二十六日写信给莫理循，告以唐绍仪和汪精卫已到北京（按唐汪与蔡元培等同抵天津后，先期一日到达北京），“汪甚愿立即拜访你，我希望你向他指出政府迁往南京的危机，并说明各国使节对南迁的观点”。信末又加写道：“我想朱尔典爵士（英国驻华公使——引者）和其他各国使节方面，我们也应告诫他们与汪兆铭恳切商谈，晓以不要改变首都之为得策的道理——一切全靠你！！！”⁽²⁰⁾蔡廷幹要求莫理循用外交力量对汪精卫施加影响，又明显暗示要他与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公使取得联系，以为奥援。“一切全靠你”加上三个惊叹号，说明袁世凯——蔡廷幹多么看重莫理循。莫理循之反对迁都，正是从所谓外国权益立场出发的。他曾和《每日邮报》记者马克思威尔（William Maxwell）谈及建都问题，他在一封信中，引马克思威尔的话，指南方领袖对于建都问题无视中外关系，不顾及外国权益为无知。⁽²¹⁾袁世凯自然还通过其他渠道借外力以干涉中国建都问题，日本人所办的《顺天时报》，当时即多次发表文章反对袁南下和建都南京。

莫理循深知袁世凯的本意。按他在二月十六日致《泰晤士报》布拉罕（D．D．Braham）一封长信所叙述，二月十四日，他应袁世凯之邀往晤，并作长谈。袁世凯于十三日得孙中山电，对清帝退位与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表示欢迎，孙并邀请袁即日到南京去。袁世凯告诉莫理循，他的答复是：他不去南京。莫理循又说：他得知袁世凯于十五日当选为总统，临时政府代表将来北京迎袁南下就职，“我肯定他直到建立政府之后不会这么做”。这位外国记者深知底蕴，对事情看得多么清楚。他还写了袁世凯所作的一番表白爱憎所在之言。袁世凯对他说，他相信那些对他有好感的“真正的中国人”，如黎元洪、张謇、伍廷芳，而不相信看来对他并无好感的对中国所知甚少如孙中山那样的“半个中国人”。袁世凯爱憎所在，无非以是否革命为判别的标准。他对莫理循说了由衷之言，可见信任之深。其所谓“半个中国人”之诬蔑，正符合莫理循对孙中山的看法。莫理循在同一封信中介绍说：“孙逸仙居住日本有年，对日本比对中国更多了解。”⁽²²⁾莫理循在二十七日致布拉罕一信中，再次明确表示：袁世凯不会同意迁都，并将强使南来代表改变迁都之议。莫理循认为，作为一种妥协，袁世凯最多只能同意将政府迁往天津。⁽²³⁾莫理循所谓迁往天津之说，是有根据的。袁世凯在逼迫清帝退位之时，经征得英国公使朱尔典同意，曾主张北京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而由他在天津建立临时统一政府。

尽管袁世凯不会南下几为人尽皆知，上述材料系袁本人吐露，对此事提供了根据。但是，袁世凯所作的表面姿态，未必不能迷惑一些人。孙中山本人对此就了解不够，因而不免判断有误。莫理循常驻南京的助手弗莱塞（D．Fraser）在写给莫理循的一封信中报告，他在二月二十一日曾与孙中山、王宠惠长谈，“孙满意地指出：袁将于两周内来此。他们曾从北京私人方面得到对袁世凯的观感。他们说袁本人并不愿留在北京，而愿迁都。他们说，袁只不过不愿公开这么说，他们也希望我不要发表”。孙中山与王宠惠这种判断，看来这位记者也不以为然，他对莫理循说：“此言价值如何，你当最能了解。”也许可以认为，孙中山是对记者谈话而故作是语，以免别生枝节。事实上，孙中山对袁世凯戒心确有不足，再看下面。弗莱塞接着说：“南京政府对袁有强烈怀疑。孙中山告诉他，曾得袁电，谓日本占领福建一些地方，问何以处置？孙答以不必注意与干涉，而同一晚，弗莱塞晤参议院议长林森与广东籍议员钱树芬谈到此事，两人则同声尖锐指出：此乃袁世凯借以推托南下之词。”⁽²⁴⁾求统一之心切，胸怀坦荡的孙中山，对于奸诈多术的袁世凯，乃存忠厚之念，此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也。

但是，蔡元培就不同了，他对袁世凯早有深刻认识，深具戒心。这里，应该追溯一段往事。台湾出版的《蔡元培先生全集》，发表了蔡元培致吴稚晖函九件，其第六函极为重要。该函写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八日，系蔡元培在德国闻武昌起义后所作。此信首叙闻武昌起义“喜而不寐”，“以为大局旦夕可定”，继述对袁世凯复出的看法，摘引如下：

无何，昨日所见报纸（彼地得报迟一日，昨所见者为前日之报）有袁世凯肯任湖广总督之讯，于是弟之十分乐观生一顿挫。弟以为袁世凯者，必不至复为曾国藩，然未必肯为华盛顿。故彼之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即藉此以自帝。于是彼之出山，可作种种之预料（以袁军之势力确强于鄂党〔疑落一军字〕为前提）：

一、袁世凯提兵到鄂，欣然与革命军合而北征（此为如天之福，然以世凯前数年之情形例之，恐不能有此奢望）；

二、袁世凯虽欲与革命党为敌，而部下则与之反对，杀世凯而连合于革命党（此则袁军之程度能否及此，弟未能愚断）；

三、袁军竟胜革命党而提军北行，逐满自帝（此必不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终较现在为胜）；

四、袁世凯竟为曾国藩第二。

此四者在可有之例（列）。而弟脑中之乐观悲观，遂更起迭现，然终为乐观所战胜。盖弟以为第四现象为最剧之悲观，然以近十年之革命事业言之，迭进而益强，且广东湖北之事，义声著于天下，治事已有成例，他日必益益进步，至达目的而后已，可断言也。⁽²⁵⁾

试看蔡元培对袁世凯的分析，真是洞见其心，何等深刻！袁世凯复出，意在藉破坏革命以自帝，一句话揭露了本质。所列四种预料，第一、二种皆自作排斥，第四种已在前面断为必不可能（“必不至复为曾国藩”），因此，蔡元培的断定，实为第三种最有可能。后来的发展确乎如他所预料。袁世凯尽管在军事上并未打败革命军，而是挟清帝拥雄军以自重，革命力量在政治上被打败了，采取了妥协之计，授袁世凯以自帝之实。早在辛亥革命之初，又远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对袁世凯其人，对革命形势，能作如是深刻的分析与深远的预见，当属少见。尽管袁世凯复出使蔡元培对革命的“十分乐观生一顿挫”，但从革命的经历与发展看，认为必然引起第二次革命，“而终较现在为胜”，“他日必益益进步，至达目的而后已”，亦合乎辩证眼光。自然，不能要求他预见到军阀混战与国民党专制独裁。

之后，袁世凯阴谋日露，耳闻目及，佐证了昔日的预料，蔡元培对袁世凯的了解自当更深。受任迎袁专使，他说“此行人人知必不能达目的”，首先是他自己有此判断，方能出此一说。北上之后，袁世凯阳允阴违，所玩弄的花招，不可能逃出蔡元培的眼底。及至袁世凯制造兵变，蔡元培必不至轻易“为其所欺”，“入了袁的圈套”。蔡元培《为说明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之经过情形告别平津各界人士文》中一段话颇含深意：“夫此数日间，（按指兵变期间——引者）袁公未尝离京也，袁公最亲信之将士，在北京自若也，而有此意外之变乱，足以证明袁公离京与否，与保持北方秩序非有密切不可离之关系。”⁽²⁶⁾将此与前举北方“舆论”所称袁不能离京之故连接起来读，当明白它不只揭露袁不能南下为借口，亦隐含兵变因何而起之疑。以后在“二次革命”中，蔡元培于七月二十九日发表《袁氏不能辞激成战祸之咎》一文，明白道出兵变为袁世凯所制造，“去岁北京兵变，说者咸疑为袁氏嗾使”⁽²⁷⁾。从行动上看，蔡元培始终反袁。在唐绍仪内阁任内辞教育总长，即由不满袁之专制，谓为“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²⁸⁾。“二次革命”发动，蔡急忙回国参加讨袁行列。这些都基于他对袁世凯确有深刻的认识。

但是，兵变确使蔡元培改变了主张。

袁世凯玩弄种种手法，未能得逞，于是乃有二月二十九日及三月一日震动中外的北京兵变。袁所控制的天津、保定亦从而继之。兵变为袁世凯所制造，殆无可疑。人们熟知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所载闻之唐绍仪之言：“当时兵变发生，南方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²⁹⁾曹锟推门，正好遮住了唐绍仪，使他得闻此机密。实则，袁世凯事前无意间已露出机关。二十七日晚，袁世凯对唐绍仪、汪精卫说：“若赴南之后，北方军队恐因猜疑而有破坏秩序之举动。”⁽³⁰⁾若无兵变，此话可视为一般的威胁；既有兵变，则话出并非无因。兵变所为均似预有布置：不劫清宫，不扰使馆区及外人居住地。若如所云为欠饷银而起，极不可解。除了抢劫民间，可注意的是，唯独惊扰蔡元培等南方代表居处，致使蔡等逃避外人居室，后再赴六国饭店，而蔡等衣物文件亦被“掳掠一空”⁽³¹⁾，意图所在，不言自明。袁世凯亲信梁士诒对兵变之起，称为“疑莫能明”，但亦承认：“惟变兵实有围嚇南使住所情势，当不无政治意味。”⁽³²⁾谁能为此“不无政治意味”之事，非袁世凯及其亲信而何人？北京当时报纸，对兵变曾有提出疑问以质问袁世凯者，颇露端的，如署名永言的《问》，其一问：“而吾人所举之大总统也者，反释此不为，岂其智不足以及此耶，抑另有其他之隐衷方欲利用之耶？敢请。”其另一问：“若有其他妙用存乎其中，则非记者之所知。敢请。”其又一问：“（兵变）岂诚发之甚易收之甚难耶？敢请。”⁽³³⁾在袁世凯严密控制下的北京报纸，发出袁世凯实发兵变之微词，毕竟司马昭之心掩盖不了的。莫理循在信件中详细写了他所看见的袁兵抢掠焚烧情形，他认为这是袁世凯大丢面子的事，⁽³⁴⁾他担心此事发生之后人民对他数月来宣传袁世凯为国内安定局势的唯一希望将会怎么想，⁽³⁵⁾尽管他不认为兵变系袁世凯所发动，但承认南方代表居处曾受惊扰，代表逃避。⁽³⁶⁾莫理循蔽于成见，不为毁袁之词，亦不能举出兵变非袁发动的事实。

兵变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蔡元培等迭电南京临时政府及参议院和孙中山，请速筹善策，并进而提出了临时政府设北京、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建议，得到同意。北上迎袁使命彻底失败，袁世凯阴谋得以全逞。无可讳言，这是蔡元培等对袁世凯的迁就与妥协。所以出此，据蔡元培等的说法，是由于兵变所造成的形势使然：“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³⁷⁾“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亦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于是一方面袁君颇不能南行，一方面统一政府不可不即日成立，在事实上已有不可易之理由。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³⁸⁾制造兵变，威吓南方代表，造成社会秩序大乱，都为袁世凯不能南下作借口。兵变之初，蔡元培提出南方派军队北上维持秩序，南方军队亦有立即表示待命北上之举，这自然为袁世凯所反对，并动员北京各机关团体表示反对。只是这些，还不能完成袁世凯的阴谋。帝国主义力量出面干涉，在“保卫”使馆及外人的借口下，英、美、俄、法、日、德各调军入京，且在北京举行示威。庚子往事，记忆犹在，社会之混乱，人心之恐慌，乃成必然，袁世凯遮遮掩掩的借口，成了堂而皇之的实在。这使得迎袁代表团面临了严重的现实，不能不慎重加以考虑。于是乃有对袁之迁就与妥协。

其间，汪精卫当起了作用。辛亥革命之后，汪精卫被释，即通过袁世凯的两个亲信梁士诒与杨度，和袁发生了关系，拥袁之心已作透露，以后复有逼孙中山让大总统与袁世凯之说，而此次参加迎袁代表团，其活动颇有可疑之处。迎袁代表团与唐绍仪同为二十六日抵天津，其中汪精卫与唐绍仪当天即赴北京（李石曾在内，但李非代表，起不了什么作用），似作先容。唐抵京后即谒袁，翌日晚，即代表团已与袁正式见面后，唐、汪同访袁谈判。唐原为袁之议和代表，先容诚宜，何以汪亦居其中？以上是见于正式记载的，其不见于正式记载如前引蔡廷幹致莫理循信，谓汪精卫亟愿访莫理循，而蔡廷幹又重托莫理循对汪施加影响，并托莫理循促使朱尔典及各国公使亦对汪施加压力，蛛丝马迹，极为可疑。之后莫理循与汪是否会晤，谈话内容如何，在《莫理循通信集》中不载；汪与各国公使会晤与否亦不得而知。但汪精卫抵京，如非已与蔡廷幹或袁系他人接触，蔡廷幹何由得知汪愿见莫理循，此中内幕显然可疑，蔡廷幹促莫理循对汪施加影响，并通过莫理循促使各国公使对汪施加压力，说明袁世凯和帝国主义选中了汪精卫作为突破口。证之以汪精卫前此拥袁态度，这种选择并非盲目。据蔡元培电孙中山报告，兵变以后，代表团决议与袁妥协，议定袁不南行、确定临时政府地点为北京两条办法，又是汪精卫、唐绍仪和袁世凯谈判完成。蔡元培电谈此事，矛盾极为明显：一、先说是代表团于三月四日午后开会，议决以上两条，“全体赞同”，这个会议的“全体”，自然包括汪精卫在内。下面却说，“迨唐绍仪、汪兆铭与袁君最后熟商之结果，适与培等准备会议提出之两条相同”⁽³⁹⁾，把它说成了巧合，显非事实，且与前说矛盾。此电关于此事数句，与三月九日《申报》所载同电有所不同。《申报》所载电谓：此两条办法在代表团“全体赞同”后称：“培等职务所限，决不能为此案之提议者，故培等不往见袁君，而由绍仪、兆铭往商。……后熟商之结果，遂与培等准备会议所提出之两条相同。”很明显，这是在补漏洞。二、但是，漏洞并未补全。蔡元培等代表为职务所限，不能为此案之提议者，由唐绍仪与袁谈则可，汪精卫同为代表，亦为职务所限，不能为此案之提议者，他何以与唐同与袁谈？此中种种，显露汪精卫有为袁世凯奔走之嫌，而代表团又不能不仰仗他从中斡旋。即使兵变以后蔡元培等坚执使命如初，有了这个汪精卫掺杂其中，亦当起破坏作用。

北京社会秩序破坏，外人起而干涉，只是使蔡元培等妥协迁就的表因。从本质上说，南方临时政府与革命党人早就向袁世凯妥协迁就了。南北力量有所差异，南方缺乏革命到底的决心，从总的倾向看，一开始就求与袁妥协，只要清帝退位，专制易帜为共和，似乎革命大业即已完成，一种不管以任何方式速图南北统一的心理与要求占居主流，明智如孙中山，急忙辞职让位，举袁自代。前此武昌拉出了一个黎元洪，南北议和则袁世凯以君临之势威慑革命力量，成为主宰。革命的失败，早已铸定。这次迎袁的妥协，是前此妥协的继续。袁世凯制造兵变，其计实拙，举国皆能识破，何况辛亥之初即已对袁洞见的蔡元培？南方革命势力及临时政府既无破裂之勇气与决心，深恐战端复起，造成南北对峙，而急于求形式上的统一，遂使袁世凯挟外国干涉之势得成此局。兵变与否，只是袁世凯借重之术。即使没有兵变，袁世凯亦必坚执以行，临时政府也会妥协迁就。无论兵变与否，无论迎袁专使为谁人，革命势力前此对袁屈就所贻之患已成，使袁世凯日形坐大，此番的妥协迁就，乃势所必然。悲剧不在于蔡元培等未识破袁世凯之术而被欺，实在于深识底蕴而不得不妥协迁就。蔡元培个人无可责，可责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

（原载《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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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第一三八页：“蔡汪等亦为所欺，且电南京为之解说。”李剑农《戊戌以后中国三十年政治史》第一四五页：“蔡元培等竟入了袁的圈套。”罗家伦曾写《蔡元培先生的风格与远见》（台北版《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四五八～一四六四页）谓蔡并未“落进袁的圈套”，文章属随感式写法，未作分析论证，致立意虽佳，而无说服之力。

(2) 黄世晖记蔡元培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二二页。

(3)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第二八页引蔡氏《自写年谱》手稿。

(4)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四页。据蔡元培之女晬盎相告，黄记口述《传略》实为元培自写，假妻兄黄世晖名发表。

(5) 转引自台湾出版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二五六～二五七页。

(6) 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〇五九页，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

(7) 李宗一《袁世凯传》第二〇三页；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二五六～二六三页。

(8) 《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〇五九～一〇六〇页。

(9) 《为说明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之经过情形告别平津各界人士》，《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〇六〇页。

(10)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二五九页。

(11) 《报告北上迎袁经过复孙大总统电》，《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〇五七页。

(12) 《为说明袁世凯南下就职之经过情形告别平津各界人士文》，《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〇六〇页。

(13)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二六二页。

(14) 《为说明袁世凯南下就职之经过情形告别平津各界人士文》，《蔡元培先生全集》一〇六〇页。

(15) 骆惠敏编《莫理循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第一册第七四二、七三七页，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出版。

(16)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第七六二页。

(17)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第七四四页。

(18)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第七四四页。

(19)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第七四五页。

(20)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第七五四页。

(21)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第七五六页。

(22)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第七三七～七四二页。

(23)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第七五六页。

(24)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第七四八～七四九页。

(25) 《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〇三四～一〇三五页。

(26) 《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〇六〇页。

(27) 转引自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二六四页。

(28) 口述《传略》，新潮社编辑《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第二三页。

(29) 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世载堂杂忆》第一七一页。

(30) 一九一二年三月七日《民立报》，转引自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七册第二五八页。

(31)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一〇〇页，国事新闻社编，台湾重版；叶恭绰《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辛亥革命》第八册第一二一页；《报告北京兵变之电文二则》，《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〇五六页。

(32) 《世载堂杂忆》第一七一页。

(33) 《北京兵变始末记》第一五〇页。

(34)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第七六五页。

(35)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第七六五页。

(36) 《莫理循通信集》第一册第七六四页。

(37)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册第二五八页。

(38) 《报告北上迎袁经过情形复孙大总统电》，《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〇五七页。

(39) 《报告北上迎袁经过情形复孙大总统电》，《蔡元培先生全集》第一〇五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