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襄幕府纪闻》有两篇文章谈到袁世凯，可谓洞悉其人。
一篇是《廉吏不可为》。这是一篇藉张之洞身后萧条发感慨的文章。文首云：“有客问余曰：‘张文襄学之不化，于何处见之？’曰：‘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文襄率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天下几成饿殍，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即此可见其学之不化处。’”文中说道：“一国之人身皆穷而国能富者，未之有也。”这自然是一句正面话。然藉张之洞身后之穷，引申出廉吏不可为，似乎是主张谋国亦应谋身。在另一篇《公利私利》中，引张之洞说：“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公利却不可不讲。”辜与之驳难，两不相让。最后说：“今日余闻文襄作古后，竟至囊橐萧然，无以为子孙后辈计，回忆昔年公利私利之言，为之怆然者累日。”则仍然佩服张之洞之不谋私利，显然可见。
最妙的是，藉张之洞身后之穷引出了对袁世凯的讽刺。在《廉吏不可为》中，发挥说：“中国不图富强则已，中国欲图富强，则必用袁世凯辈。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富其身。此所谓以身作则。”短短一语，可称洞悉其人。两相对照，则辜之于张之洞不谋私利，实是赞扬。
对袁世凯的必先谋富其身，辜氏在另一文中有稍详之述，无异为论袁之“必先谋富其身”作注解。这篇文章名《贱种》。说是有西人告他，西人种族有贵种、贱种之分，凡到中国虽寄居日久，质体不变如旧，为贵种。凡到中国未久，“忽尔体质一变，硕大蕃滋，此贱种也”。其原因在于，中国食品较西洋低贱数倍，贱种之人乃放量咀嚼，质体乃大变。妙人辜鸿铭藉此忽发议论：“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一至中国，辄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必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所谓有西人告他贵种、贱种之说，显系辜鸿铭所杜撰，不过以此斥袁世凯而已。用语虽刻，但非谩骂，而是根据袁世凯之穷奢极欲发为议论。
辜鸿铭写《张文襄幕府纪闻》在一九一〇年，时袁世凯退隐山林，距离洪宪帝制发端，远有五年，辜能为此论，有知人之明，殊不易也。袁世凯清末退隐以前，声望已高，辛亥革命爆发后复出，更成一时人望。孙中山之让临时总统位，固然有个力量悬殊的问题，然孙中山与民党诸人，多次称赞袁世凯之能，亦非纯出于势。袁氏帝制自为暴露之前，试看当时天下滔滔，赞袁者比比皆是，贤如李大钊，亦有诋孙赞袁之论。及至洪宪爆发，物议方一变，讨袁之声四起。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过程。辜鸿铭独与众异，至斥众人心目中之豪杰为贱种，此非辜之先知，实见微而知著也，尽管所议为生活之事，然公而布之，盖已深不齿其人了。
（原载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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