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与中国新史学

我一共讲十讲，以陈寅恪先生之学开头，第一讲讲陈寅恪先生与新史学，第二讲讲陈先生治史方法。我是陈先生的学生，我从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跟陈先生学习了约一年半，读了他教的四门课，当时我志不在作历史研究，离开学校就丢掉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怪事，我改而学历史，复习从前陈先生教我的历史。

我从陈先生学来的，一辈子受用无穷。刚才郑培凯先生介绍了陈先生的事，他眼睛瞎了，我从陈先生读书的第一年，他的一只左眼瞎了，视网膜剥离，忽然有一天右眼也看不见了，当时在成都一家最好的医院，手术失败了。眼睛没医好，从此成为瞎子。当时我们燕京大学几乎是全校师生在医院守护他，没听过他的课的人，不认识他的人都去他的床前照顾他。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对老师的尊重，对学术的尊重，对陈先生的尊重。所以，陈先生当时很有感慨地说：“想不到，师道尊严还见之于今之教会学校”。到了晚年他的腿断了。“孙子膑足，世传兵法。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陈先生兼有这两位古人的遭遇，眼瞎了，腿断了，仍写书不断。陈先生是绝顶聪明的人，生平读书是背诵如流，传说他可以把十三经大部背下来。他瞎了眼，依然写了一部大书《柳如是别传》，三厚本，是了不起的明清之交的一部中国社会史、政治史和文化史。还有一部《论再生缘》。写这两部书时就叫他的助手，“你到哪里去翻哪一部书，你到哪里去找哪一个材料……”读给他听，他自己脑子来回思想，就构成文章，然后念出来，旁人记下来。陈先生的学问之大，不是我这个没有学好他的学术的人所能讲述的。我希望诸位能去看一看陈先生的书，也许你们有困难（他是完全用文言文写的，平生不写白话文），但读进去了，你们会有感受。

陈先生之了不起，一是他的学问，一是他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任何压力之下决不屈服，他的文章，他绝不准改一个字。中国的知识分子能顶得住压力，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几乎只有陈先生一个人，很难找到第二个人。大家知道梁漱溟先生，是个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但是梁先生被批判了若干次，他和毛泽东对面争论，最后还是做了检讨。而在陈先生身上，面对压力，他绝不屈服，他顶得住。所以，我说当代像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只有一个陈先生。

我讲三个题目。

这话是套用蔡元培先生的话。蔡元培先生曾经讲过：“李慈铭是中国旧文学的殿军，鲁迅是中国新文学之开山。”我借用这个题目，说陈先生是“传统学术之殿军，新史学之开山”，是两者并在一身的。虽然陈先生有非常深厚的传统学问，但他绝不保守，他创造了新史学。传统的学术是所谓四部之学，经史子集，这是以经学统率一切的，其余三种是附带的。苏东坡这个浪漫主义的文人，没有那么多传统观念，他有两句诗：“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还是不离传统思想。“斗酒纵观廿一史”的意思是，历史书是一边喝酒一边随便地看一看瞄一瞄就行了。“炉香静对十三经”，对经书一定要恭恭敬敬地看。我讲这意思说明从前经学是统治一切的，史学并没有地位，当然，以后发展成为独立的史学，独立的文学。但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叫经、史、文不分。从来一些大学问家，很多既是经学家，又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大家读《史记》都知道司马迁，司马迁是个很了不起的史学家，同时他又是文学家，《史记》的文字，文学性很强，用语言表达了人物性格，文章写得漂亮极了。后来许多历代的学问家如韩愈、王安石、欧阳修等都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或者还兼经学家。我们经、文、史不分家这个传统，到近代清朝末年以后逐渐消失了。而最后一代保持这个传统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还有陈先生少数几位。但陈先生绝不抱残守阙。陈先生之了不起，除了他坚持中国的传统外，还吸收外来思想。他一向主张：“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所以陈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写的审查报告中举例指出，道教的吸收佛教、摩尼教，韩愈之吸收新禅宗，使得后来的宋儒能够创成新儒学，他认为是中国思想史上及学术史上的大事。韩愈是反佛的，他主要是反对世俗的佛教，因唐朝佛教盛行，逃丁避俗，国力衰弱，还有武则天的提倡佛教，使社会很混乱。韩愈虽然反对这些，但他恰恰又接受了禅宗的思想，他吸收了“明心见性，立地成佛”的观念，因而创造了后来宋代理学成为新儒学的条件，这是思想史上的大事。

刚才郑教授介绍陈先生去了很多国家留学，我补充一点吧。他很了不起，他到任何学校都是为着要学某一门学问，他从来不要学位。他为学梵文去读一个学校，得到了学问就走了。为了学另外一门学问，又到另一个学校去，学完又走了，他从来不要学位，这在当时真是很少的。他在外国多年，对外来的思想、文化、学术非常了解，一九四九年以后有些人说他是个文化遗民，不是的。他曾说，“我在瑞士，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读过原文的《资本论》。”他曾在德国读书，那时学校里的中国学生多不认真读书，只有陈先生和傅斯年先生是“宁国府的一对石狮子”，宁国府最干净的只有这一对石狮子，这是《红楼梦》里焦大说的。借用此话，意思是他们什么都不管，一天到晚读书。陈先生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在德国读书时，左派和右派留学生常打架，旗帜鲜明。一次在咖啡馆，中国左派学生与右派学生打起来（左派领袖是我们的周恩来总理，右派领袖是我一个老熟人曹谷冰先生，他是大公报的副总经理），陈先生在咖啡馆里，他照样独自读书，巍然不动。

所谓文化遗民是说他眷恋旧文化，思想很保守，我不同意对陈先生这种说法。他如果是“遗民”，就会对前朝有感情，陈先生的祖父是清朝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先生，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清朝戊戌维新，康有为在北京公车上书，陈宝箴是在湖南做巡抚实行新政非常有成效之人，后来戊戌失败后，清政府将他撤职查办，甚至有人说是被清政府赐毒药而死的，这并非事实。陈先生之父（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先生，是协助陈宝箴实行新政的一位很重要人物。虽然他的家世如此，祖父是做清朝大官的，但陈先生对清朝毫无感情。他在教书时，我们的一个同学曾问他：“你对清代政府有什么看法？”他说：“我们三代，包括我的祖父、父亲和我对清朝政府都没有感情，没有好印象。”

他对国民党也没有一点好印象。有一次，在重庆开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蒋介石请客，征求对国事意见，陈先生写诗：“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他的好朋友吴宓（吴雨僧先生）说：“这首诗是讽刺蒋介石的。”他看不起蒋介石，他对“民国”有什么遗民观念呢？他对政治非常厌恶！他去广州时，正是国共打仗，北平围城。一九四八年蒋介石从南京派飞机去北平接胡适等一批教授去南京，他随机到了上海，接着去了广州岭南大学，最后留在解放后成立的中山大学。虽然台湾和国外想方设法请他去，他不去。有的先生曾经认为陈先生“并不愿意留在广州”，后来很后悔留在广州，实际上陈先生哪里也不愿去，他一生受苦，颠沛流离，年纪大了他想要安静地生活，而且广州气候好，对他的身体适宜。这是人之常情。

他不是什么文化遗民，他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中讲“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讲他的思想近乎曾国藩与张之洞之间，即是当时盛行的中体西用。在历史上，中体西用是进步论者。他的思想很多是超前的，不是滞后的。北京三联书店《公共论丛》某期有一篇很长的文章，作者王焱，他说陈先生的思想都是当时外国在思想、文化、学术上最先进的思想，他逐条逐句非常有根据地作详细解说，有兴趣的请去看看。

近年来大家逐渐了解陈先生的书，附带介绍一下，从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过陈先生的文集，基本上都公开发表过了，现在北京三联书店要出《陈寅恪全集》，他的女儿在整理，除了过去已经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柳如是别传》，以及几本论文集外，还有许多读书批语、读书笔记正在整理，本预定今年初出版，现在可能来不及。

陈先生自己公开说，“我不宗马列”。北京要请他去做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不愿去，提出条件：一、我不宗马列；二、我不学习政治，我的学生也不学习政治。为什么要这么提？就是为了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定于一尊，不可能繁荣。陈先生有诗云：“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也是这个意思。据说，以后还有“我不用白话文写文章”的口头补充条件。实际上他是不愿去的。尽管说陈先生不宗马列，但现在慢慢发现陈先生的史学观点的先进，和马列思想有相符合处。于是有人说“他是吸收了”马列思想的。其实陈先生并不是“吸收了”，他自己的史学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史学观点相符合，这是一种暗合，陈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常用暗合这个词。陈先生早就有了这样的思想，并非学习马列而来。

下面我着重讲三条，讲陈先生思想先进的地方，用以阐述陈先生的史观。

其一，在历史中求史识。这是陈先生治史、研究历史过程中，教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观点。即学历史要把历史纳入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的条件，才能理解历史。不能用现在社会现在时代的东西往上贴，即你对当时的历史要研究透彻，才能了解历史，才能得到史识。陈先生常说的“盛衰之感，兴亡之叹”都是由历史而来。这一条陈先生特别对我们学生谆谆告诫。他自己写的文章，无一不是对当时的历史研究透彻所得。这一条恰恰是与马克思主义之史学观相近似的，特别是恩格斯一再讲过研究历史要一切纳入当时之历史条件、历史背景，离开这个历史条件、历史背景就没有历史的真实，就没有真实的历史。因此有人说，陈先生的说法和马克思主义一样，他是吸收了马列。其实陈先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一生做历史研究，从来如此，说他的观点与马列相合，对陈先生而言实不足为荣。

其二，陈先生非常注意研究社会制度，尤其经济制度。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是研究当时制度的名著。陈先生在王国维先生挽词的序言中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所以《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特别有一章讲制度，讲经济制度，讲唐代各少数民族边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陈先生非常注意这点，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非常强调的，这是什么道理？中国有一句古话，“英雄所见略同”，我们不能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思想家学术家。学术相通，如此而已。

其三，陈先生研究历史事物，总是研究彼此之间的联系，绝不孤立地只见一个事物。如研究杯子，绝不只见杯子，而看见与杯子有关的，例如倒进了水，是热水还是冷水。他不会单就形式来看，这就是我们喜欢讲的辩证法，即彼此之间的联系，相互联系，主次矛盾，矛盾之间的联系，恰恰陈先生也强调这些。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分析唐代和外族盛衰的关系，陈先生讲到外族彼此的关系，他不只研究唐朝政府和这一个具体外族的关系，也研究他们之间的相互联锁关系，这一段时期，这个民族衰弱了，唐朝把他打败了，但原因并不由于唐武力之盛，而在于有另一个外族更强大起来了，唐朝才能把他打败，陈先生把它称作外族盛衰之连环性。

我介绍了陈先生的一些学术思想，绝不止于此。他的学术包容文史哲各方面。从前他在大学教书，往往不只是一个系的教授，在燕京他是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的教授，“唐史”、“魏晋南北朝史”是历史系开的课，“元白诗”、“元白刘诗”是历史系和中文系合开的课。早年在清华开课，往往是历史系、中文系两系合开的。陈先生各方面都通，他的诗文很好，他的诗，不只功底深厚，微言大义，实在是无人可及。他反对用白话文，只用文言写文章。胡适之先生佩服陈先生，但是他又说了一句话：“陈寅恪的文章写得最坏。”胡适之先生不了解，陈先生的文章是“朴实无华，绚烂归于平淡”，这是汪荣祖讲的，讲得很对，陈先生作文章不雕琢，“绚烂归于平淡”。我觉得余英时先生对陈先生的诗解释得好，比旁人高明。

有一个小故事，一九三二年清华大学招收新生考试，他出了一个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他解释说：去过的可写，未去过可“梦游”，也可以写。最引起轩然大波的是陈先生出的另一考题对对子，他出的对子是“孙行者”（孙悟空）。陈先生想像最理想的对子是“胡适之”，为什么，先生说“孙、胡都是猴子；行者正在走路，适之走到哪里去了”，引起轩然大波，大家反对，说“现在提倡新文学，清华大学考对对子，是开倒车”。陈先生发表了一篇很有名的长文章，《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刘叔雅是清华大学国文系系主任，是刘请陈先生出题目的）。文章写得好极了，指出了文学研究的通则。他回答了“出对子”的道理。对子要对得好，要有很好的学问，要学会很多东西，文字学、音韵学等等。“读书自识字始”，陈先生常讲这句话。你认识一个字，并不只是会读，还要懂得这字的构造，它究竟是象形，还是形声，还是假借，还得懂四声，才能应用自如。他举了一例，“前身本是卢行者，后人过呼韩退之”，这本是苏东坡诗中一对。陈先生认为是千古绝对。前身对后人，本是对过呼，卢行者对韩退之，韩卢是犬名，又可对胡（猢）孙。对对子是学习中国文字的基本训练。

说一说陈先生的文体。陈先生写历史的文体是他自己创造的。中国传统的史学的写法是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种种写法，直到近代清朝末年引进了西方写史的方法叫通史章节体。陈先生写文章既不是章节体，又不是旧的传统体裁，是他自己创造的一种新体裁。他感觉到，如果完全照传统体裁写东西，有许多不足，完全按西方章节体来写，也有缺点（这也是我们这些年愈来愈感觉到的），你要忙于交代，有许多需要展开的专门谈的问题谈不透。陈先生写史之体是吸收了中国传统体的写法，又吸收了外国章节体的写法。他的文章是，一个大题目之下，不分为篇、章、节、目，他有一大题目，往底下一以贯之，贯穿到底，层层相因，没有许多小的具体的篇章节目，你看起来却是相联的，这就是陈先生写史的方法，是“治史而通”的一种表现。

陈先生的伟大还在于他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极为重要。正因为如此，他才有那么高的成就。

这话在你们香港大概较容易做到，在内地可不容易，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我认为内地迄今为止的学人中几乎只有陈先生做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话出自陈先生对王国维先生的评价。两人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同事（一九二五年创立。传说梁启超推荐陈先生的事是没有的，是吴宓先生一手推荐的）。陈先生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王国维先生非常要好，王国维先生一九二七年在北京颐和园跳河自杀，陈先生悲痛极了。王国维的遗嘱，请陈先生代办后事，所有的书都交给陈先生与吴宓先生两位处理。陈先生写的王国维先生的碑铭上有几句话成为千古名言，他说：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先生提出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可贵，而陈先生一生是按照这种精神去做的，在任何压力下，在国民党统治下，在新中国建立后，他都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说：“我写文章，违反我的本意的我绝不写”，一生未尝侮食自矜，绝不曲学阿世。这实在非常难，因为在思想统制之下，很难说出自己不同的见解，特别是与众不同的见解。

他的祖父是陈宝箴先生，父亲是陈三立先生，可谓家学渊源。中国传统做学问讲究师承，讲究家法。胡适之先生最反对家法，他说“我们只承认做学问有方法，不承认有家法。”其实这话说得绝对化了一点，家法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重要的师承方法。陈先生的家学渊源，他讲的不多，大家可以看他的一篇文章叫《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其中有一段陈先生指出戊戌变法有二源，这点极重要。这一段话如下：

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卖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陈先生的意思是：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他们搞的那一套与他的祖父陈宝箴先生湖南施行新政是戊戌变法的二源，两个不同的源流。康有为是以今文公羊之学来附会孔子改制，而他的祖父之变法与康有为不同，康之以今文附会孔子改制很多人不赞成，陈宝箴先生不赞成，当时有名的郭嵩焘也批评康有为。陈先生说，他的这种戊戌变法和我家的实践，根据做湖南巡抚体验到保持中国的那一套不行，必须借鉴西方的东西，两源不同。这也就是陈三立先生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所说“府君盖以国势不振极矣，非扫敝政，兴起人材，与天下更始，无以图存。”因此讲陈先生的家学渊源，最要看到陈宝箴、三立父子之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戊戌变法是不同的。康有为的变法并非从实践而来，打了一个“孔子改制”的招牌，不免于不切合实际。而陈先生的祖父包括他的父亲的变法，是因在实际工作中感到中国不学西方不行。因此陈先生的家学，三代的学问恐怕要从上述一段话去理解。但很可惜，陈先生晚年有一些回忆文章，写他的家世、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他家与中医的关系等，几篇文章残缺了，现在保存的只有两三篇。

中国做学问讲究义理、词章、考据，假定讲，清朝乾嘉学派，考据很好，义理词章不行。陈先生这样的人做学问是义理、考据、词章兼顾。他的许多文章是非常细的考据，陈先生通各国文字，因此他所看见的材料原始文献比所有的人要多，但他并不以此炫耀他的学问，他经常用的还是普通常见的资料。他的考据不是为考据而考据，是由考据的结果能够看出一个原则上的大问题。还有一位陈援庵，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生前也很佩服陈垣先生，陈垣先生的很多文章是陈先生写的序。但请允许我这样说，不是对前辈不敬，陈寅恪先生高明于陈垣先生的，即他不为考据而考据，他的考据很细致，由小见大，解决了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而陈垣先生的许多书，非常细致，非常详细，非常深刻，但停留在考据上。钱穆先生说过一句话，关于宋朝的大学者朱熹，他说“朱熹以大儒而通考据，事固无难”。我想一代学者陈寅恪先生也同样是“以大儒而通考据，事固无难”。陈先生的不同处在于他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都解决了非常重大的问题，这是陈先生了不起的地方。

一九九九年十月四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演讲，由陶慧华根据录音整理，经演讲者修订

（原载二〇〇年一月二十九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