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每谈到陈寅恪先生，多倾服于先生之通解众多种类文字，尤其是对于今日鲜为人知的西夏文、梵文之精通。这诚然是事实。陈先生利用所解各种文字，精研世所罕见人所难读的典籍，早期于佛学、敦煌学的研究，写过不少他人所不能言的论文。而陈先生之研习各种文字，均有其治学之目的。据吴宓先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日记》，是日胡先骕到清华，吴先生导胡“访陈寅恪，谈东方语言系统。寅恪谓非通梵藏等文，不能明中国文字之源流音义，不能读《尔雅》及《说文》云”。举此可概其他。但更多更普遍的情况是，陈先生为文所用的材料皆世所习见，学者所共知，并非世不经见的井中书，壁中籍。无论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于隋唐史研究，以至晚年的明末清初史研究，皆然。倒是陈先生因其祖、父两代的政事经历与家学渊源而得天独厚深所谙知的晚清史实，则数十年略而不言，只于晚年（一九六五年夏至一九六六年春）写成《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弁言）及文字七章，又大部佚失，只存一半不足，则陈先生之学绝不以史料炫众，明矣。陈先生之所以为一代大师，还在于从世所经见的史料中，以冰雪聪明之智，积读书万卷之识，于他人见而不察之处，触类旁通，化平常为神奇，发而为雷霆惊锐之文。学术界又常言陈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通人之法，史学家通诗者多矣，陈先生独以此法为世所钦所重，也正由于上述陈先生触类旁通化平常为神奇的修养之深，便能信手拈来，证史解诗皆得其妙，心领之，神会之，而手挥之，运用自如，浑然天成。
本文只想举一例以证此说。大家都知道，陈先生对唐代古文运动的独具之见，对唐代传奇兴起的精深研究，对元白诗笺证的功力之深，对唐代藩镇之乱及种族纠纷的深刻见解。所有这些，连而贯之，陈先生的理解成为一条非常鲜明的通解线索。
在陈先生的著作和论文中，多次谈到有关上举诸方面的论述，兹以《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开章《长恨歌》所论开始。是章首引白居易与元微之书，论及长安娼妓身价，某妓自夸“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何以能诵《长恨歌》就增身价？陈先生认为要了解《长恨歌》，须了解当时文体之关系，当时文人之关系两层。谈文体关系，陈先生引了赵彦卫《云麓漫钞》一段记载：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也。
《云麓漫钞》是极常见的宋人笔记，一般人见此一段记载，只不过增一历史知识，知道唐代科举士子风习，先有所谓行卷，继之温卷，以自己的作品经名人介绍送与主试官员，藉以得一个好印象，以利于中式。而举人呈送的作品是传奇，进士则以诗为贽。在研究过程中，这段材料似乎不会发挥大作用。
陈先生则不然。从以传奇干进，以诗为贽，研究其所以然，对“文备众体”一句尤加注意，据史阐发，进而明了文体之关系，诗与传的关系，小说之兴，古文运动之所以发生，古文运动之所以以“尊王攘夷”为中心，韩愈之所以成为古文运动的不易之领袖，如此等等一连串事件，如串置散钱治棼理丝，把唐代的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都铺展在读者之前。如此大手法，非具锐利之眼，非持大智慧，何可得？一般史学著作，只是予人以知识。陈先生之作，则除了知识，更予人以智慧。此所以可贵也。
陈先生执著“文备众体”句，特加发挥，认为“史才指小说中叙事之散文言，诗笔即谓诗之笔法，指韵文而言，其笔字与六朝人之以无韵之文为笔者不同”。先生举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为例，断言歌与传非如一般诗与序文的关系，而实为不可分离的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之部分，陈氏之传当之”。对于这点，后人昧于此义，如沈德潜《唐诗别裁》评《长恨歌》云：“迷离恍惚，不用收结，此正作法之妙。”《唐宋诗醇》则云：“结处点清长恨，为一诗结穴，戛然而止，全势已足，不必另作结束。”陈先生认为两说皆似是而非，实际《长恨歌》真正之收结即议论与作诗之缘起，乃见于陈氏传文中。传文略云：“（王）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歌既成，使鸿传焉。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今但传《长恨歌》云尔。”先生一语揭出，破千古之疑与谬，这是何等的卓识！
《长恨歌》及《传》如是，先生进而论元稹与李绅（公垂）之《莺莺传》及《歌》亦如是。元稹《莺莺传》末云：“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先生又引《莺莺歌》最后数句“诗中报郎含隐语，郎知暗到花深处。三五月明当户时，与郎相见花间语。”而云：“但亦不用所谓收结者，其故何耶？盖《莺莺传》既可谓之《会真记》，与《长恨歌》以长恨结，正复相同。至于二诗之真正收结，则又各在其传文之中也。二诗作者不同，价值亦异，而其体裁实无一不合，盖二者同为具备众体之小说中之歌诗部分也。”先生复引韩愈的小说《石鼎联句》序及诗以论证此说，谓《石鼎联句》与上举二例“结构全同”，韩诗及文此处不具引。
由此证明，“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此种文体之所以兴起和流行，正如赵彦卫所说由于“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元李、白陈上举之作，虽非举人投献主司的作品，但其体裁全同，实为其时新兴之文体。“此种文体之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振常按：说详后），其优点在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具备众体也。”
先生曾多次论唐代以明经、进士两科取士，详述其渊源变化，详见于先生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兹不备述，如以简言述之，则先生刊于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历史研究》之《论韩愈》文最见精当。其文曰：“唐太宗崇尚儒学，以统治华夏，然其所谓儒学，亦不过承继南北朝以来正义义疏繁琐之章句学耳。又高宗、武则天以后，偏重进士词科之选，明经一目仅为中材以下进取之途径，盖其所谓明经者，止限于记诵章句，绝无意义之发明，故明经之科在（韩）退之时代，已全失去政治社会上之地位矣。”明经易考，进士难求，是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唐代大臣中每有以非进士科出身为耻者，先生唐史诸作中多有例证。贞元元和之世，兴起新文体之小说，以为干进之资，于时乃大倡行焉。
尤其值得注意的，唐代小说之兴起，“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论唐代古文运动和小说的关系，寅恪先生是第一人。先生早年有《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惜未收入以后出版的文集。此文“要旨以为，古文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先生得此结论，乃因研究敦煌俗文学及日本遗存之游仙窟中之唐代小说，与洛阳出土之唐代非士族之墓志等，发现作者既非当时高才文士，其所用之文体，骈文固已腐化，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均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先生举了两篇不同人物的墓志作例，指出写法全同，开端言“君讳×”，字什么，什么地方人，如何如何，“因家焉”，全是固定公式。因此，“则知非大事创革不可”。韩愈起而改之，倡新文体，所写碑志传记多创造之作，进而以古文写小说，作《毛颖传》，被好友张籍讥为“多尚驳杂无实之说”。《毛颖传》虽非佳作，韩愈矢志如初，而其力倡和领导古文运动，则成大功劳。
关于古文运动，先生在多处有所论述，兹不详引，仅综述要点如次。从文体言，倡为古文运动，实欲以先秦、西汉之文体一扫腐化僵化不适用于人生的骈体文，“故名虽复古，实则通今，在当时为最便宜传，甚合实际之文体也”。其形成过程，则先由于稍前于韩愈的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之发扬，后由韩愈及其同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相力行，而形成运动。最见功力处，是先生论述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为“尊王攘夷”。先生论证，古文运动之兴，实由于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引起。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先生考证出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唐人对安史之乱和藩镇的专横跋扈，均所身受，由今及远，“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受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由此进而指出，元白实是佞佛之人，白氏《法曲》结语云：“法句与心王，期君日三复。”又在《梦游春》诗序中对元稹说：“况与足下外服儒风内宗梵行者有日矣。”是以元白虽有内中国而外夷狄的议论，但认识主张均远不如韩愈彻底。柳刘虽与元白佞佛程度有差，但亦“不敢亦不能因释迦为夷狄之人，佛教为夷狄之法，抉其本根，力排痛斥，若退之之所言所行也”。韩愈成为以“尊王攘夷”为中心思想的古文运动不争之领袖，势所必然。先生认为：“其他古文运动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则于不自觉之中，间接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荡，而具有潜伏意识，遂藏于心者发于言耳。”先生再进一步把眼光扫向唐以后，认为韩愈虽反佛，但受新禅宗的影响，“睹儒家之积弊，效僧侣之先河”，以《小戴记》中《大学》一篇来阐明“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即尽量谈心说性，兼可济世安民，虽相反而实相成，天竺为体，华夏为用”，于是，先生下结论说，“退之于此以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真是目光如炬，一扫群惑。
于众人经见的史料中，于极细微处下功夫，逐步引发，化平常为神奇，先生勾画出了有关唐代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这样一篇大文章的轮廓。
忆昔受教师门，少不更事，荒于学业，且以学术无补于当时之斗争为词而自得于其荒，后来追悔无及，致成终身之憾。“文革”大乱方止，写《可怜无补费精神——评修订本〈中国文学发展史〉关于韩柳的评价》及《韩愈排佛老议》二文，再学寅恪先生之作，领会稍增。今兹重读先生作品，有感而写此文，以补前愆。
一九九四年四月六日
（原载《学术集林》卷二，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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